柏林愛樂首席小提琴去世，一生感念第二故鄉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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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當地時間3月21日，柏林愛樂樂團前首席小提琴家赫爾穆特·斯特恩在柏林逝世，享年91周歲。

斯特恩的職業生涯可謂非常輝煌，他於50年代進入以色列愛樂樂團，與著名音樂家祖斌·梅塔、海菲茲、梅紐因、魯賓斯坦等人合作。60年他進入柏林愛樂樂團，後成為樂團首席小提琴，與蜚聲全球的指揮家卡拉揚長期共事。1993年，他被授予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功績勳章。

柏林愛樂樂團演出

柏林愛樂樂團管弦樂隊董事會主席亞曆山大·巴德爾說：“赫爾穆特·斯特恩是卡拉揚時代的一位傑出音樂家，在每一個方麵都有著令人印象深刻的個性。在經曆了猶太人受到迫害和大屠殺後返回德國，並成為我們管弦樂隊的成員，他樹立了和解和寬恕的獨特榜樣。考慮到這一點，他還在1990年作為管弦樂隊主席發起了柏林愛樂樂團的第一次以色列之旅。此外，在音樂會舞台上，赫爾穆特·斯特恩多年來一直致力於管弦樂隊，並特別致力於其民主自決。退休後，他依然和我們很親密。我們哀悼一位朋友、偉大的同事和重要的當代證人的去世。”

在柏林

斯特恩去世的消息傳來，萬裏之外的哈爾濱朋友圈亮起了刷屏的蠟燭。對於哈爾濱人來說，他們所懷念的，不僅僅是一位技藝超群的音樂大師，也是一位情誼深厚的老鄉。

Hellmut Stern

天才少年，亂世中走向哈爾濱

斯特恩手指向哈爾濱

斯特恩是猶太人，1928年出生於柏林的一個音樂家庭，父親是聲樂教師，母親是鋼琴家。所以小斯特恩的音樂天賦毫無懸念，5歲，母親開始教他鋼琴。9歲，作為學校裏最有天賦的孩子，他獲得了一把小提琴的獎勵，它來自一位慈善人士的捐助。希特勒上台後，猶太人開始遭遇慘絕人寰的大屠殺。斯特恩一家從1933年就開始爭取逃亡，斯特恩看見父母每天都在向世界各地寄信，可是隻有中國給了他們回音。

14歲，在自家小院練琴

1938年，母親收到一份做鋼琴教師的邀請，雖然隻是一紙空文，可是以此為契機，一家三口總算逃離了納粹的魔掌，他們先是去了上海。斯特恩依舊堅持每天練琴，這個聰明乖巧的小孩讓一位猶太富翁很是喜歡，想收養他，斯特恩的父親毫不猶豫的拒絕了這個“建議”。然後，他們來到了哈爾濱。

斯特恩一家最初的住所是在上遊街41號院一座木結構的小樓上。當時，哈爾濱的猶太人不是醫生就是商人，都很富裕，相比之下，吃藝術飯的斯特恩一家很拮據。起初，他們一日三餐都要靠猶太同胞的救濟，直到父母先後找到了教師的工作。斯特恩從小就知道賺錢補貼家用，經常去酒吧、夜總會和旅館演奏，也去婚禮助興。

1939年在哈爾濱

哈爾濱完全沒有埋沒斯特恩的音樂天賦，反而給了他一個很高的音樂平台：許多優秀的音樂家，應接不暇的世界水準音樂會，高起點的小提琴老師特拉赫堅別爾格——原聖彼得堡瑪麗金斯基劇院的首席小提琴。他與著名的演奏家海菲茨師出同門，而海菲茨是斯特恩偶像。

與父母在哈爾濱

14歲那年，斯特恩就開了他的第一場音樂會，站在台上，小小少年雙腿打顫，演奏的卻都是同齡人望塵莫及的高難度曲目。雖然收到了掌聲和讚美，可斯特恩依然為自己的怯場而羞愧，特拉赫堅別爾格風趣的安慰他：“別隻想到台下的觀眾在法官一般的審視你，你也可以試著認為他們全都赤裸裸的坐在那裏！這樣想，你就不害怕了。”也是追隨老師，斯特恩加盟了當時的哈爾濱交響樂團和哈爾濱音樂學院。

與哈爾濱的猶太同胞坐雪橇，中間的是斯特恩

特拉赫堅別爾格非常看好斯特恩的天賦，一心按照大藝術家的理想培養他。以至於1945年前後，斯特恩為生活所迫去飯店、咖啡廳甚至妓院做鋼琴伴奏時，特拉赫堅別爾格失望到生氣，從此拒絕為斯特恩上課。

從10歲到21歲，一個藝術家最重要的成長階段，斯特恩在哈爾濱度過。1948年，斯特恩隨家人離開哈爾濱，然後輾轉於以色列、美國，1961年，他被柏林愛樂樂團錄取。1986年，他成為這家世界頂尖樂團的首席小提琴直至退休。

回柏林後結婚

猶太人的感恩，攜藝術大禮連續四年回哈

1979年，中國重新向世界敞開大門，斯特恩得知自己即將有機會隨樂團訪華，演出地點是北京，而他卻把目光鎖定了哈爾濱，他向大使館求情，希望可以順道回“老家”看看。

1979年在北京

在北京，斯特恩見到了曾經的哈爾濱同窗——中央樂團小提琴手楊慕雲。演出結束後，斯特恩帶著兩位隊友來到哈爾濱，受到了家鄉人熱情洋溢的接待。帶著涼意的11月的空氣、熟悉的土坯房、略帶東北味的普通話…….此情此景是如此久違，如此親切。

斯特恩哈爾濱之行的第一站是曾經的幾個住處：上遊街41號院、中國三道街（現西三道街）原13號三樓、兆麟街69號，曲線街81號院。老房子裏已住著另外一家人，浴室和廚房正在改造，他自己的那間小屋已成了雞窩，曾經的童年如昨天一般清晰，當他意外的看到母親從柏林帶來的窗簾殘留一角時，再也忍不住淚流滿麵。

1979年，柏林愛樂訪華

兒時常去的馬迭爾飯店，已經看不見那麽多金發碧眼的歐洲人，而多年以前，這裏是宴請重要客人的地方。斯特恩把還留在哈爾濱的老朋友都請到馬迭爾敘舊。

在歌劇院，斯特恩看見哈爾濱的同行工作條件很簡陋：樂器缺少零件，沒有樂譜，甚至沒法複印，沒有一架半完好的鋼琴。他一方麵鼓勵大家：“朋友們手中的樂器很差，用這樣的樂器來演奏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們要加倍誇獎朋友們的演奏。如果沒有很好的樂器，就是我們自己也不會演奏得很好。”一方麵默默記下了這一切。

1980年在哈爾濱舊居

老同學範聖寬請斯特恩聽聽自己兒子的拉琴，斯特恩發現，這個17歲的少年很有才能，技巧也很熟練，但是經曆了長期封閉的中國音樂事業出現了某種阻礙。

猶太人和中國人一樣，是懂感恩的。這座城市曾讓他們一家實現了“活下去”的願望，他在這裏的老會堂完成了一個猶太男孩的“堅信禮”（成人禮），他在這裏經曆了刻骨銘心惡初戀，完成了一個藝術家最初的藝術啟蒙和生活沉澱。如今，第二故鄉百廢待興，這裏缺什麽，他就給什麽。

斯特恩在哈爾濱，左一為省外辦副主任李清貴

1980年7月“哈夏舉辦”之際，斯特恩又回來了，帶著他費心籌集的一架鋼琴、樂隊備品和三套完整的小提琴製作設備和獎學金、滿滿幾箱子的樂譜，還有他對“老家”開誠布公的建議，我省著名音樂家劉克紀回憶說：“在一次酒會上，他在致辭中說：‘看到哈爾濱的變化很大，非常高興。但是如果到處是賓館、酒店、銀行，而見不到博物館、音樂廳，那仍然是貧窮，是文化的貧窮。’”

斯特恩與哈爾濱歌劇院同行合影

在哈爾濱演講時，斯特恩的翻譯遇到了點難題：現場的德語翻譯不熟悉音樂術語。好在自小遊曆世界的斯特恩可以自如的進行六門語言的切換：德語、英語、希伯來語、俄語、漢語、日語，也許是想到了童年時那個“俄語”語境的哈爾濱，於是斯特恩突然起身用俄語問道：“你們中誰會俄語？”時任樂團常任指揮劉克紀自告奮勇走到他身邊，擔當起翻譯重任。斯特恩對劉克紀的俄語水平和音樂學識非常認可，此後再來哈爾濱，他都點名請劉克紀來翻譯。“他不止一次的說：‘我是哈爾濱人！’我一共回來多少次我說不準，但是我見過的他在哈爾濱最晚的照片，是1995年。”劉克紀說。
第二次故鄉行，斯特恩更加堅定了此前的決心：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他要不遺餘力介紹有才華的中國年輕人去歐洲學習。饒嵐、施岩、範維漢、張瑛、於靜……這些如今飲譽國內外樂壇的中國名字，都是因為得到了斯特恩的提攜和引薦，而實現了藝術上的一飛衝天。

劉克紀為斯特恩做翻譯（照片由劉克紀提供）

隻因斯特恩“多看了他一眼”，中國誕生首位鋼琴製造大師

1982年，手風琴演奏員施岩專心致誌為鋼琴調音的畫麵，給第四次回哈的斯特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隨即向省歌舞劇院提出：要帶這個年輕人去德國學習鋼琴製造。

多年以後，已經是中國首位世界級鋼琴製造大師的施岩在接受采訪時，多次講述這段奇遇：兩人沒有單獨說過一句話，當時的施岩也從未接觸過鋼琴製造，斯特恩就認準了他，並且不許換人。事實證明，斯特恩的眼光就是這麽毒辣，兩年後，施岩成為德國廠方認可的第一名中國學徒。又過了幾年，評委用史無前例的“完美”評語，宣布了中國第一位世界級鋼琴製造大師的誕生，施岩從德國副總理手中接過證書，於1998年回到中國，成為德國施坦威鋼琴公司質量總檢驗官、亞洲代表，從此，來華演出的世界頂尖鋼琴家，鮮有抱怨鋼琴質量問題。

中國首位鋼琴製造大師——施岩

對於這位恩人，施岩已經很難僅僅用“感謝”來表達情意。當年初到德國，斯特恩就邀請他來家裏做客：“你是我故鄉來的人，我和太太一定親自下廚，吃住你都不用管。”因為平時學習忙，再加上東西德尚未統一，直到公司假期，施岩才抽出空來從漢堡來到柏林，在斯特恩的安排下，施岩住進法學教授王文田的家中，也結識了柏林大學的經濟學家、張大千的外甥喻忠烈，原來在德國，斯特恩有個“華人朋友圈”。家宴開始之前，斯特恩特別自豪的將施岩介紹給自己在柏林愛樂的同事：“這是我故鄉來的人。”擔任類似“工會主席”角色的斯特恩在樂團挺有話語權，也保持著“哈爾濱人”的耿直性格，施岩回憶說：“他跟我說，趁飯還沒做好，我和同事們先開個會。我們正在跟卡拉揚鬥呢，他想讓一個女單簧管加入，我們幾個首席都不同意。”這件事在當時的世界樂壇都很轟動，因為交響樂團裏很少有女單簧管演奏員。

和卡拉揚一起排練

也是在斯特恩的引薦下，施岩獲得了進入柏林愛樂觀摩學習的機會，在角落裏偷藝的日子，他結識了後來的大指揮家湯沐海。“就在我即將回漢堡的那天，斯特恩聯係王文田，說希望我能晚走一天，因為當晚柏林廣場有很好看的焰火表演，他為我搞到了票，很貴的票，很難得的機會，我於是改簽了火車票，和王文田擠到廣場去看焰火，哇，那真是終生難忘的演出，太美了。”

2003年斯特恩的自傳《弦裂》出版，很快成為暢銷書，斯特恩多次到德國各地巡回演講。他以音樂家的另類筆觸，描繪了一幅時空縱橫、生動恢弘的“全球浮世繪”，也讓世界認識了他的第二故鄉哈爾濱，其價值遠遠超越音樂本身，受到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卡奈蒂的高度讚賞和約見。

這些年，斯特恩一直很忙，所以施岩選擇將敬重和感激放在心裏，能不打擾他就不去打擾他。“王文田教授曾告訴我，他們在街頭偶遇的時候，斯特恩還提起我，說知道我做了大師，他說簡直太不容易了，特別為我高興，為我這個老鄉自豪。”

如今故人已去，而施岩正好因為疫情滯留德國。“我正準備聯係柏林的朋友，爭取參加他的追悼會，不過現在德國對疫情控製得很嚴，所以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施岩說，斯特恩的一舉一動都體現著古典音樂的嚴謹邏輯。“在他家時，他曾向我打開鋼琴，說你在施坦威學習，而我這個鋼琴叫貝森朵夫，也是很好的品牌，而且與我們弦樂的聲音更貼合。”後來，施岩成了貝森朵夫的中國總代理，並一直致力於中國的鋼琴製造技工教育的推廣，在多所音樂院校擔任客座教授。作為目前中國唯一的世界鋼琴製造大師，施岩希望自己的這份“殊榮”能早點結束。

一個猶太藝術家與一座中國城市的關係，正在以一種一脈相承的姿勢被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