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的文學創作曾經有個相對自由的環境，作家們在寫什麽和怎樣寫上，可說享有了相對充分的自主權，雖然還存在一些禁區，比如六四、西藏、維吾爾族、台灣、法輪功、高層腐敗問題等等，但至少比前蘇聯時期好多了（以前東歐和蘇聯的作家就敢於碰觸那些體製禁區，布爾加科夫寫《大師和瑪格麗特》就沒打算在生前出版。）何以在中國還是產生不出公認的偉大作品呢？根源究竟在哪裏？為什麽前蘇聯能，中國到現在還不能？比起前蘇聯作家，中國作家到底缺少什麽？
中國作家受到社會環境製約，良知、膽識、勇氣不足（其實勇氣、自由不是上帝給的，也不是政府給的，而是自己給的。），缺乏精神力度。許多作家應該明白現代社會突出尖銳的矛盾，比如體製、弱勢群體、生存環境等等問題，但不敢麵對不敢觸及。中國作家過於聰明，通曉圓融的傳統哲學，深諳人情世故。在名利地位上，在立身處世上，他們那樣乖巧，老於世故，知道規則和界限，會妥協，最多玩些擦邊球。莫言就是妥協的結果，他的小說寫出了村官的凶殘、虛偽、勢利；寫出了農民的貧窮、可憐、悲慘。但他是“體製內的人”，他隻敢進行體製內的批評，回避政治。這就是顧彬說的中國當代作家不敢發出聲音。
妥協的不隻是莫言一個人，王蒙、王安憶等等中國作家都一樣。他們的作品中隻有一些不痛不癢的批評，把苦難歸罪天災或政策失誤，不去追究引起政策失誤的根源。中國作家在曆史磨難的重壓下，能直起腰杆說真話已屬不易，真正的批評、特別是有遠見的深刻批評就難得一見了。
那些能夠麵對現實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鄭義、廖亦武、劉賓雁、蘇曉康、高行健等等，但也許因為才華所限，他們也沒有寫出偉大的作品，高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實在很一般。作家不但要敢寫，還要寫得好，這並非易事，即使像張愛玲這樣近代傑出的作家，也難以勝任。張愛玲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學的精華，給人的感覺是對政治並不關心，沒有寫過反日的愛國小說，隻關注個人和小我的生活，後來卻寫了《秧歌》、《赤地之戀》，揭露諷刺新中國專製暴虐，但不是好小說，語言偏頗，敘述視角不統一，有虎頭蛇尾的毛病。
中國作家並非都缺乏學識與才情，中國當代作家經曆的生活不僅多姿多彩，而且有些經受過比莫言更大的苦難，是許多國外作家難以想象的。但中國作家難以進行真正的難度寫作，直麵人性，把苦難化為資源，把困境化為機遇。
美國詩人弗洛斯特說過：文學可分成兩類。悲哀的文學和抱怨的文學。前一類是關於人類永久的生存狀況，後一類帶有某時某地的文學痕跡，也許真切、動人，但不是偉大的文學。很遺憾，幾乎所有的中國作家的創作都屬於後者，這是中國作家的另一個軟肋。隻有苦難和批評，沒有對人類存在最本質的思考。雖然我們作家也有反思精神，但沒有宗教情感，無法站在哲學高度審視，缺失以生命寫作，靈魂寫作，孤獨寫作和獨創性寫作，因此無法展示思想和心理的豐富性和深刻性。中國作家有發達的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自然就限製了形而上的思考。內心充塞太多務實的東西，留給創造想象的空間就少了。總的說來，中國作家既不敢碰觸禁區，也無法關注人類的普遍與永久的生存狀況。
在當前中國社會中，精神也是物品，什麽都可以消費，人的精神更趨物質化和實利化，“人”化為“物”，人與人的關係被換算成物與物的關係，社會關係被分解為數字的金錢關係，萬物都成為商品，人文精神滑坡，喪失良知和道德底線，成為有史以來道德最為淪喪，腐敗最為嚴重的社會。小說家也是人，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社會風氣的影響，以及出版市場的影響，即使嚴肅作家也拜金，隻關心稿費、版稅、印數、銷量，會不會暢銷，怎樣炒作，不關心小說的優劣，看不清文學的本質，在商品化的衝擊下，越來越多的作品變得越來越媚俗。小說寫作不再是平庸與難度的角力，而是都變得浮躁，急功近利，忍受不住寂寞，當然更重要的是缺少社會使命感，不敢直麵社會、直麵人生、直麵苦難、直麵心靈，而是回避是非、躲避崇高等等，這些幾乎成了二十世紀９０年代以來中國文壇較為普遍的一些弊端。
這些都造成中國作家思想貧困，無法創作出偉大的小說，當然還有很多其它因素：作家的天賦、素質、修養等等；作家本身經曆的貧乏，沒有自己的生活，缺乏獨特的思維方式和人生視野；我們還可以列舉出種族曆史等等因素，如中國沒有產生史詩，中國人習慣片段式思維。
批評是另一個必須特別指出的原因。在中國的文學批評界，缺少諍言批評的銳氣，缺少有真知灼見、有思想的批評，批評家沒有把讀者的注意力引向最本質的東西：作品說了些什麽和怎麽說這樣兩個主要問題。批評家分不清優劣作品，什麽是有靈性的作品，什麽是低俗的作品。一個流行小說作者金庸被學者教授評為20世紀中國最好的作家，我們對評論界還能期待什麽？
文學批評已不成為真正的批評，要不是攻擊對手，就是褒揚吹捧，搞利益批評，有的評論還收錢，完全脫離了批評的本意，甚至喪失了職業道德。如今的作家作品批評研討會，不是隔靴搔癢式的批評，就是說些無關痛癢的廢話，反正這麽做批評家個人可以明哲保身不說，還能有吃喝玩樂。
中國文人媚俗，不像顧彬那樣講原則，那些原來對莫言頗有微詞的人，覺得他所寫的作品毫無水準亂七八糟，可是就因為人家得了獎，就一窩蜂跟上去同聲喝彩。
還有些批評玩名詞術語遊戲，作者讀者看了不知所雲。另一些批評牽強附會，作太多作品之外的解釋，不論是社會的、政治的、哲學的，還是曆史的。解釋過度是一種嚴重的批評錯誤。
沒有一個好的批評界，也就難以催生偉大的小說。
也許我們人在海外，站著說話不腰疼。我們也應該承認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批評不能簡單化，中國作家畢竟是推動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也許我們也不該拿中國作家和俄羅斯作家相比，俄羅斯具有偉大而悠久的人道主義文學傳統，其作家在世界文學中占有突出地位，世界出過幾個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人問福克納他最喜歡的三本書，他說了《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
“文學狀態”是非功利、非政治、非市場的狀態。令人慶幸的是，中國有少數作家在反省社會，也反省自己的寫作，有自己的操守和堅持，始終保持對當下現實的批判性，聽從內心的呼喚，踏踏實實地耕耘，進行深度和難度寫作。
進入新世紀，就是進入閑適和遊戲的年代，產生了快餐式的網絡文學，每個人都可以寫，在街上隨便往空中拋一塊石頭，十有八九能砸中一個作家。小說寫手正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激情進行創作，越寫越多，產生一大堆垃圾。在這樣浩翰的作品中，會不會有一部偉大的中文小說，有待我們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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