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朋友寫了一篇文，紀念他的朋友。我很喜歡，不僅是寫的好，主要是他的朋友的一生太不一樣了。不以成敗論英雄，他的一生應該沒有遺憾吧？我隱去了逝者的真名，以示尊重。
（轉載）
A先生死了。半年前就想寫寫A先生，當時他還沒死，第一句就已經想好了。從活蹦亂跳到瘦骨嶙峋，幾乎沒有過度。胰腺癌晚期沒有殺死他，他在家摔了一跤，身邊沒有人。A先生年富力強精力旺盛，跟我們一樣，身邊的美國人無法猜測亞洲人的年紀。追悼會上，有一個從未謀麵的女生默默啜泣，她是A先生遇到我們所有人之前在波士頓的前女友。她突然破涕為笑，告訴我原來A先生這麽老了，他還騙她是80後的。 我也從來不知道A先生幾歲，隻是他病倒後突然老了幾十年。每次看到他，就是深刻的提醒，生命這麽脆弱，從來沒有理所應當。
我並不知道A先生也是中國人，而且還是上海人。我跟他活活的講了一年的英文，發現也被騙了。那是10年多前，我從芝加哥回到紐約的行為表演藝術圈，從羞澀男變成了社交狂，那些年交的所有的朋友今天都老了10歲變成了中年人，A先生死了。A先生不搞藝術也不是有錢人，在藝術圈裏就近乎神秘。他的頻繁出沒混了個臉熟，可是美國人就是臉盲，他們老是把A先生當成我，多少年了，甚至在追悼會上還有人把我們兩個名字叫錯，不是搞錯誰死了，其實完全無所謂，管用就好。A先生每次就嗬嗬的告訴他們，他不是那個藝術家，但是他也能聊藝術。其實A先生不但能聊藝術，他能聊所有美國人能聊的東西，上到國家州市區政治選舉，下到鄰居家的幹濕狗糧，東到酷兒變性手術細節，西到一切社交毒品的體驗以及魔法魔咒靈魂清洗。這也是我誤以為他不是中國人的一個原因。如果社交是一門專業，我覺得我差不多能夠小學畢業認字識句，A先生就是博士生導師。他能夠記住所有人的名字不算，還有他們的姓氏，他們的專長，他們的偏好和習性，他們誰跟誰什麽交情什麽過節，等等。結果他變成了一個策展人，拉幫結群，互聯各種藝術山頭和圈子，在家裏辦幾百人派對，每個派對都有最前衛的表演活動。他不再神秘。
這些年，A先生的社交本性和本領沒有讓他少泡妞。我至今還記得有一天他摟著一個金發碧眼的女孩進入一場派對，他們一個拎著一瓶五糧液，另一個舉著一瓶威士忌，見人就說來一口。他醉了，此生也醉了。後來他向那個女孩求婚，她叫莎拉。莎拉幼年被猶太家庭領養，結婚儀式那天，A先生就帶著一個猶太人的小帽子，感人肺腑的向家長保證此生照顧好莎拉。一邊是正統的猶太家庭，另一邊是A先生的藝術家朋友們，他們奇裝異服色彩繽紛，男女難辨喜怒不明。這些都不重要了，猶太人和中國人一拍即合是有傳統的，女兒轉手，合作愉快。很久之後，我才了解到那些家長們在結婚那天如釋重負。莎拉的生母是個酒鬼，她在醉酒中出生，成年後一沾酒精如同回到母體，無法自拔。莎拉的酒量之大隻有醫生知道。每次送到醫院，醫生根據她的酒精濃度告訴A先生，奇跡啊，恭喜你的妻子還活著。這個不是奇跡，或者奇跡就是莎拉的常態。我後來問A先生，你怎麽這麽有種跟酒鬼結婚？他說，人生就是一場一場賭博。賭鬼遇到酒鬼。我沒有理解他賭的是什麽，他也不缺女人。他又說，莎拉是個單純的女孩，挫折人生，受過蹂躪也做過妓女。A先生心善而且仗義。處理其他事情也是這樣，人生大事隻是其中一樁。
A先生和莎拉分分離離。他們說分了，我們說，哦。他們複合了，我們說，哦。A先生被診斷癌症晚期的時候，莎拉哭紅了眼睛，說要留在A先生身邊幫他做飯。而事實卻是，她又喝醉了，倒頭砸在浴缸裏，腦震蕩。打電話，救護車，人送走了還要跪在地上擦屎擦尿。病重的照顧醉酒的，這種日子沒法過。A先生知道自己要死了，他眼神空洞的看著前方。他跟我說，如果他死了，莎拉會躺在他的屍體旁邊繼續喝酒。文學和藝術中有誇張手法，可是這些誇張手法在現實麵前相形見拙。我不但相信這個沒有發生的事實，而且相信莎拉的單純。
A先生死後，我和幾個朋友相幫處理了一些後事，莎拉也參與進來。有一天莎拉很著急的打電話給我，問我A先生的屍體在哪裏。肯定不在醫院了，但是停屍房說已經拉走了，殯儀館說沒有去拉過。我不相信美國的係統可以這樣陰差陽錯，我也不信這個邪，我甚至在想人都沒有了，屍體在哪裏重要嗎？莎拉再也沒有給我打回電話，我相信屍體是在她的意念中消失了，後來又被找到。又過了好幾個星期，我想問A先生的骨灰在哪裏，沒有人知道。莎拉又進了戒酒所，從來不回短信和電話。我也隨便想想，人都沒有了，屍體也不見了，骨灰重要嗎？後來，骨灰還是出現了，在另一個朋友的家裏放了很久，等有需要的人來領。美國人對陰魂沒有忌諱，都是住有室友的公寓，就把骨灰放在自己床頭，早上起床問個好，再過幾天視而不見了。
A先生唯一的親人是他遠在中國的父親，86歲。半年前A先生就把他爸爸的電話號碼告訴我，說發生什麽事就跟他說一下。我是A先生身邊唯一能說中文的朋友。他爸爸一直不知道他生了什麽病，那天接到了我的電話，是死訊。老頭子堅挺，10多年前死了老婆，3年前剛剛死了大兒子，A先生的哥哥。 他剛從新冠病毒發燒中恢複過來，麵臨唯一親人的死訊，他的聲音顫抖但是仍舊鏗鏘有力。他無法理解上帝對他的眷顧和懲罰，他也沒有能力獨自飛來美國處理A先生的後事。他跟我說，把A先生的遺物都扔了吧，他隻想保留A先生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證書。他說那是他養這個兒子的驕傲。
帶著他爸爸的囑咐，我領著一幫我和A先生的美國朋友去他家處理垃圾，心想人多力量大，三五下分類，就可以把他的東西全部扔到街邊。那是我人生中奇葩的一天，沒有想象中整理遺物的悲傷和遺憾，那天充滿了喜劇和歡笑，讓我徹底的見識了美國人的唯物主義無神論。A先生生病無法負擔房租，已經幾次搬家，越搬越便宜，搬到了皇後區的一個地下室。他的東西在搬家過程中已經精簡。美國人覺得這樣扔了有用的東西就是作孽，他們這樣也要，那樣也要，衣服試一下，鞋帽也試一下，書怎麽能扔呢？微波爐還能轉的呀。那天不是整理遺物，是一個分贓的現場。東西都分完了，大家瞄準了A先生的冰箱，裏麵好有很多沒有吃完的東西呢。於是一個朋友說，你們先忙，我來做點吃的。他一邊做飯，一邊吃著A先生的零食，還一邊埋怨著，這個家夥怎麽冰箱裏沒有啤酒呢？大家把肚皮填飽後，又把剩下沒有吃完的全部打包帶回家去。
A先生的爸爸堅信A先生在律師事務所裏工作。我很遺憾的告訴他，我連他在上海的高中畢業證書都找到了，但是沒有哈佛大學的畢業生書。A先生爸爸拒絕理解什麽是自由職業，也拒絕理解A先生的朋友們都是藝術家。他說在美國搞藝術有什麽用啊，能吃飯？作為中國人和中國移民，我很熟悉這樣的話題，我一秒鍾就能理解A先生和他爸爸的宏大代溝。他根本沒有從哈佛法學院畢業，他也從來沒有在律師事務所裏工作過。他爸爸對他一無所知。A先生沒有在中文語境裏生活，他90年代初就來美國了，當時在美國沒有多少中國人是搞藝術的，他也沒有什麽中國朋友。他到死，沒有回過一次中國。
但是有一天，我去醫院探望A先生。他告訴我，他想把身體養好一點，回中國。我說，你的所有朋友和生活都是在這裏，回去幹什麽呀？他說，回去至少有他爸爸。 我一直以為人的身外財富，一是金錢，二是社交圈。A先生沒錢，社交圈就是他的所有財產。可是在死前，他心灰意冷，視社交為糞土。身體好的時候精力旺盛，組織派對策劃展覽，他一呼百應，身邊聚集各路好友，天上降下地表升起。病倒之後沒有了盛宴，食客們作鳥獸散，大部分的人沒有一個電話問候，還怕你借錢。莎拉呢？A先生的遺物中有一棵新買的聖誕樹，他覺得這會是他最後一個聖誕節了，他想和莎拉一起過。結果，莎拉沒有出現。就在聖誕節過後的幾天，A先生摔倒在樹前，再也沒有起來。
差不多10年前，我和A先生同時出現在紐約的行為表演藝術圈。人們花了很久才搞明白這是一個中國人，還是兩個不同的中國人。我和A先生的天壤之別隻有我們自己知道。但是和A先生最不相同的是，我的履曆表一清二楚的展現在網絡上，而2012年之前的A先生至今是一個謎。他到底經曆了什麽樣的移民路途，教育，工作，以及為什麽從波士頓轉道紐約，是什麽讓一個不搞藝術又沒有錢的中國人在藝術圈裏遊刃有餘？在所有A先生的遺物中，我們發現了他曾經在波士頓監獄裏服刑的證件照。
忽然間，A先生生前的得意狀和死前的佝僂狀在我的眼前交替出現。他說，人生就是一場一場的賭博。而生命就是炎熱的夏日，死亡是那個涼爽的夜晚。A先生，安息。
2023年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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