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不隻是批評中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高行健、莫言，他也不喜歡自己的同胞，德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爾、格拉斯等作家，說他們的語言不好，作品過時了。而格拉斯的《鐵皮鼓》被譽為一部偉大的小說，可能也影響了莫言的寫作。在當今中國文壇，沒有幾個是他看得上的小說家。
顧彬說1980年代好多作品也許過時了，但還可以談一談，80年代到現在有些好的作家，像朦朧詩人我都喜歡，雖然他們的語言水平不一定很高，我還可以舉王蒙和王安憶的例子，王蒙到90年代中期之前，寫了不少值得再看的小說，王安憶在90年代初之前也寫了一些好的作品。但我個人認為，他們都停滯了，停止了。而1990年代之後的作品都有很大的問題。他說看過餘華、李銳的作品，很多看了第一次就夠了，不想再看第二次。他說餘華早期的作品很空洞。殘雪、餘華開始寫的時候，模仿別人的作品，讀者感覺不到他們的生活。如果一個作家，沒有什麽經曆，沒有什麽經驗的話，肯定沒辦法寫出好的作品來。他的先鋒作品我不喜歡，他說餘華很有問題，比如他的《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和《兄弟》，總在重複一個故事。他說“他的《兄弟》太差了，是為市場寫作的小說。這部小說裏，男人總是重複地看女人的屁股。作為一個男人，我對這些一點興趣都沒有，看他的小說讓我感到無聊。”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莫言的小說裏，“在莫言的《酒國》裏，男人碰到女人，女人胸部很大，他就想摸一摸。”他說餘華太成功了，他在美國有代理，所以他可以什麽都不考慮。他比較喜歡餘華作品中的人道主義。格非的《迷舟》不錯，但後來的作品不喜歡，都在講故事。蘇童有同樣問題。孫甘露在是在玩文學。
他說王安憶是個好作家沒有問題，但她是不是個大作家就很難說，格非也是這樣。原來他特別希望王蒙、莫言能成為偉大的作家，現在看來他們問題很大。
顧彬認為殘雪的作品在模仿。她模仿誰？魯迅、卡夫卡或喬伊斯？能說貝克特模仿卡夫卡或喬伊斯嗎？最多隻能說借鑒、化用。殘雪與以前的作家不同，和卡夫卡的荒誕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識層麵不同，更多的是寫人的潛意識，又沒有《芬尼根守靈夜》那麽極端。她是西方評論界最為重視的當代中國作家，作品在國外被翻譯、出版最多的作家之一，她的小說成為美國哈佛、康奈爾、哥倫比亞等大學及日本東京中央大學、國學院大學的文學教材，作品在美國和日本等國多次入選世界優秀小說選集。
很多人覺得阿城是奇人，但顧彬認為阿城“現在什麽都寫不出來，如果一個作家什麽都寫不出來還是作家嗎？我怕他不是作家，是在玩文學。”阿城去寫電影劇本，但在顧彬眼裏那不是文學。阿城在八十年代是非常優秀的作家，他的《棋王》、《孩子王》、《樹王》寫得好，作品的思想底蘊和美學情趣交融在敘述之中。阿城對寫作抱著特別執著的態度，要進入狀態才寫，不肯輕易為之。阿城很長時間不寫小說了，估計一直找不到感覺。顧彬說“我跟阿城一直有交往，我希望他早上起床以後，先寫好自己的東西，再寫劇本。如果從早到晚寫劇本，我有點接受不了，在德國，隻有非作家才寫劇本。” 嚴肅作家也許不會寫連續劇劇本，但寫電影劇本的有不少，格裏耶、杜拉斯等都寫過，《去年夏天在馬裏昂巴》還成為名篇。當然好的作家不會把小說寫得像劇本，故事裏更不能有好萊塢情節。阿城寫得太慢、太少，他和莫言是兩個極端。但他後來轉而寫劇本就叫玩文學嗎？還是他對小說太認真了。
顧彬說歐洲的當代作家寫小說通常都寫一個人，莫言的小說一寫就是幾十個人，這讓人受不了。中國作家都喜歡寫得很長很厚，中國當代小說家，他們不會寫人的內心，他們根本不知道人是什麽。他們寫的都是人的表象。他們根本不是先鋒，他們是落後的。中國的當代小說家寫不出一個城市的味道來。王安憶寫上海，她寫的是一個非常抽象的上海。中國當代小說家喜歡講已經講過的故事，他們沒有什麽想象力。他們不會少寫一句話，一定會多寫一句話。他們盲目自信，他們覺得文學可以玩，玩夠了可以下海。80年代一批很重要的作家，現在什麽都不寫了。
顧彬說我的論點是這樣：1949年之後的作家，能夠和1949年之前的作家相提並論嗎？我的三個標準就是：語言的有效性、生活觀，以及形式。我是老一套，我的標準是1945年以前的，都是現代主義的。我討厭後現代主義。從這個角度來說，我的批評是有問題的。我認為語言應該是美的，我要的是深度。後現代主義卻不一定這樣認為。我要的是新的語言、新的形式、新的世界觀等。我希望寫出非常複雜的東西，我自己的文學作品就很複雜。
顧彬的結論是：中國當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內在力量，他們的力量都去了哪兒？以前是政治，現在則賣給了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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