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扮演了一個投機者的角色，瞎貓碰上死耗子。本來做好了到點下車，立即退休的打算，誰知道天上掉下個大餡餅砸中了他
“李鵬日記”中說：（八九學潮期間）趙紫陽主持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原定會議的議題是討論對戈爾巴喬夫訪華的方針。在政治局討論完戈訪華問題，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越紫陽突然提出處理學潮的幾點意見。這是胡耀邦同誌逝世以來第一次開政治局全會。外地的委員江澤民、李瑞環、楊汝岱同誌都參加了。
當前國內中心任務是製止動亂，政治局會議不把製止動亂列為會議正式議程，本來就令人奇怪。但想不到趙紫陽突然講了對處理當前局勢的四條意見：一、非法學生組織雖不能承認，但學生會改選不可避免；二、新聞開放勢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審計五大公司，並交人大審查；四、取消對領導同誌的特殊供應。趙紫陽說這四條意見，是他個人意見。接著萬裏同誌說，人大要組成廉政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不講話了。我說，趙紫陽講的這幾條意見常委都沒有討論過，紫陽講話不能代表常委。紫陽講話要害是通過新聞開放進一步煽動動亂。把對動亂的處置權由黨中央轉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已顯露出要奪中央常委權的端倪，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下午，萬裏同誌主持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6月20號在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聽取國務院關於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還要審議《遊行示威法》和清理整頓公司的匯報。本來按照正常的運作程序，人大常委會的議程，應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黨組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審議，通過之後，再由人大常委黨組作為議案提交委員長會議決定。
李鵬回憶出的這段內容，恰恰是後來萬裏出訪期間“自作主張”提前回國，被鄧小平下令由江澤民在上海執行對萬裏的“保護任務”的原因。
筆者在當年的相關文章中曾經介紹過，萬裏當年決定提前回國後，專機組請示國內，“家裏”明確表示同意，但飛機升空之後便接到“最新指示”，要求專機改飛上海。
李鵬日記中還說：以後我才知道，在政治局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江澤民同誌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陪同去趙紫陽那裏，向他匯報了上海市委處理世界經濟導報問題，請中央對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參加這次匯報的還有中央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複。麵對江澤民同誌的請求，趙紫陽竟說：“我也不給你們壓力，我就說不知道。”趙紫陽的態度哪有一點共產黨總書記的味道。啟立同誌態度較好，他說中央應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趙紫陽采納。難怪以後江澤民同誌說，趙紫陽講話對我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誌簡直是如雷轟耳，不可理解。過去在地下黨工作時期，我們有什麽困難，就去找上級組織，黨就是我們的母親。無獨有偶，次日，在香港右派報紙上就登出趙紫陽不支持上海市委處理導報的消息。這就令人懷疑，趙的身邊有奸細。
筆者二十五年前還在北京的時候，即聽到過在中南海裏工作的人士介紹的這一段故事的前因後果。
故事的原委還要從江澤民在上海處理世界經濟導報說起。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北京的《新觀察》雜誌聯合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等單位在北京舉行座談會，當時國內著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人士嚴家其、蘇紹智、陳子明等到會。《世界經濟導報》方麵的主要代表是該報駐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新觀察》主編戈揚主持座談會，議題主要是兩個：一為胡耀邦乎反；二，為“消除精神汙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刊登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文章內容把當時的政治局麵，說成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麵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因為社論的內容，是以鄧小平在前一天的講話為基調，所以熟知內情的江澤民，立刻覺得此時上海方麵必須“旗幟鮮明”了。他於當天下午召開全市黨員幹部大會，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決定。按著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中共黨組成員欽本立的職務，派出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劉吉為組長的整頓領導小組管理《世界經濟導報》。
導致這一處理決定的作出，是因為《世界經濟導報》原訂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刊出紀念胡耀邦的座談會紀錄。報樣送審以後，上海市委宣傳部負責人，認為其中一些段落的內容如果原樣刊出，勢必會加劇人們的思想混亂，不利於社會安定。
事情匯報到江澤民處，江氏十分同意宣傳部門負責人的看法，親自打電話要求《世界經濟導報》對文章進行刪改，但遭到欽本立等人的軟磨硬抗。
江澤民的命令下達後，為了不致引起負麵作用，希望《世界經濟導報》盡快改版出刊，但報社同仇敵慨，堅持不改版也不出報，同時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經被賣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後的《世界經濟導報）終於麵世，但社會上至此已經流傳出兩個不同版本。同時，因為江澤民對這家報紙的處理，已經被大陸各大報紙公開報道，終於點燃了八九學生運動上升為全民運動的導火線。
開始，先是數百名北京的新聞工作者聯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議江澤民撤消欽本立職務，並稱中共上海市委這一作法是違反新聞條例及中共十三大關於“黨政分別開之原則的。在這封抗議信上簽名的記者包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中國日報》等，幾乎包括了所有國家級的重要報刊。
此外，還有一批著名的大陸社會科學工作者嚴家其、許良英、蘇紹智、包遵信等人聯名致函江澤民，向他提出強烈抗議。他們認為江澤民隻有處理黨內事務的權力，而《世界經濟導報》不是黨報，所以江澤民的作法是越權，而且是在製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僅《中國青年報》即有八十八名編輯和記者簽署給《世界經濟導報》和欽本立的慰問電，電文中說：“謹向一向為我們所敬重的世界經濟導報及欽本立同誌致意。真實的新聞永存！”
另外，《中國日報》亦有七十五名編輯和記者簽署慰問電給欽本立，電文中說：“威武不能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這些電文內容雖然沒有公開刊登在大陸報刊上，但當天的海外媒體即卻都加以報導。
在外界的強烈支持下，《世界經濟導報》同仁也開始抗爭，報紙編委會在給江澤民等人的一份陳述材料上表示：上海市委應該撤消停止欽本立職務的決定，並撤回工作組。
趙紫陽從朝鮮出訪歸國後，立即表示了對學運處理不能采取壓服手段的態度。按著，趙於五月四日發表一篇承認學生愛國的講話，在國內外引起較好反響，喬石、楊尚昆和萬裏三人，在趙紫陽剛剛講完話後即稱讚他講的好，並都表示非常同意他的講話。
趙紫陽五月四日講話的當天下午，北京市數百名新聞記者，發起了中共建政後首次新聞工作者大遊行，參加者有新華杜及各大報刊的記者。他們向有關方麵提交一封公開信，提出五項要求。一，中共中央考慮撤消上海市委關於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錯誤決定；二，上海市委向《世界經濟導報》公開道歉；三，保證不再發生類似違法事件；四，要求政府與新聞界就此事與新聞界公開對話；五，政府不得對於公開報導加以幹涉。
“李鵬日記”中說：以後我才知道，在政治局會議結束的第二天，江澤民同誌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陪同去趙紫陽那裏，向他匯報了上海市委處理世界經濟導報問題，請中央對上海市委予以支持。參加這次匯報的還有中央常委胡啟立，書記處書記芮杏文、閻明複。麵對江澤民同誌的請求，趙紫陽竟說：“我也不給你們壓力，我就說不知道。”趙紫陽的態度哪有一點共產黨總書記的味道。啟立同誌態度較好，他說中央應支持上海市委，但未被趙紫陽采納。難怪以後江澤民同誌說，趙紫陽講話對我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同誌簡直是如雷轟耳，不可理解。過去在地下黨工作時期，我們有什麽困難，就去找上級組織，黨就是我們的母親。
所謂的“李鵬日記”出版後一直被認為是真偽難辯，筆者通讀之後雖然不敢完全肯定說是李鵬“親筆”，但堅信即使在李鵬身邊工作的人也不可能“編造”得如此貼切。但如果說它確實是出自李鵬“手筆”的話，無疑也是在“原始日記”基礎上進行了大量後期加工之後才對外公開的。比如前麵引述的所謂“以後我才知道”的江澤民批判趙紫陽的這段話，事實上是在趙紫陽最後一次出席由李鵬主持的政治局會議，座在“被告席”上接受李鵬、姚依林以及江澤民等人揭發批判時江澤民的發言內容。
筆者十數年前即在為朱鎔基作傳過程中專章介紹過江澤民和朱鎔基以及時任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三人在八九學潮中圍繞“導報事件”的所作所為。
當時的江澤民與朱熔基商量“導報事件”如何了解時，朱熔基沒有正麵回答是否應該在《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上采取補救措施的問題，但說了一句北京方麵采取激化矛盾的作法「看來並不是上策」。
本來，趙紫陽剛從朝鮮回國後，聽了關於全國形勢的匯報後，就認為“《導報》事件”引發的全國性抗議事件證明上海方麵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令江澤民感到自己責任重大。於是，他一方麵在上海對欽本立表示安撫，一方麵與部下商討解決辦法。
幾天後，江澤民被召進北京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時，一度曾向趙紫陽求救，希望他出個主意，平息導報事件在全國範圍內引起的憤怒。
當時，中共政治局會議的多數與會者因為無法判斷鄧小平那裏到底是什麽態度，所以也都認為江澤民這下捅了漏子。一時間，江澤民在全體政治局和書記處成員中，見人即滿臉堆笑，以哀求的目光希望平時同他表麵關係還算不錯的幾個人替他打打圓場。
在五月初的一次政治局委員碰頭會上，江澤民看到仍然沒有人站出來替他辯解，於是急中生“智”，看到李瑞環去了廁所，立即起身追了出去，在廁所裏向李瑞環討主意。
參加政治局會議後回到上海,江澤民一度曾經動過給欽本立“賠個不是”的念頭,因為此時他一度對形勢判斷走樣,誤認為趙紫陽可以靠和平方式平息學潮進而提升其總書記的權威。特別是趙紫陽八九年五月初在亞銀會議上的講話發表後,江澤民更感到自己處理導報的方式“可能是偏左了”。
江澤民退休之後一位內地知情人士大膽弄到海外發表的記實文章證實了筆者早年文章中的如上記載。
該文章中說：趙紫陽從北朝鮮回國後，感到上海市委對此事處理生硬粗暴，而且不早不晚，在危機時刻捅了馬蜂窩，時機極為不當。但事情已經發生，趙紫陽也不會再說什麽了。他採取了既不批評指責上海市委，也不公開表示支持新聞媒體的態度。也就是採取了中央不介入的方針。意思是由上海自己解決的態度。
1989年5月2日，趙紫陽與民主黨派座談。有人報告說："上海市委統戰部來人告訴他，上海市的江澤民有意下台階，希望中央統戰部幫助做些工作。"
趙紫陽隨即回答說："江澤民既然有此要求，你們統戰部可以幫助想想辦法。緩解矛盾。"
1989年5月10日，江澤民來到北京向當時的總書記趙紫陽匯報《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談了他們"緩解矛盾的想法"。趙隨即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幹預。另外，趙還表示，如果現在中央出麵，恐怕會引起外界的一些猜測，說是上海市委在中央的壓力下才採取措施"緩解矛盾"的。
江澤民對此心懷不滿，"六四"後，江一直把這件事作為趙紫陽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這是江澤民最終淪落為"六四"鎮壓幫凶的第一步。
當年在上海還被江澤民和曾慶紅捧為愛國知識分子的著名作家沙葉新先生三年前發表文章披露說：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很快就引發了震驚全國和世界的大學潮，全國各地的高校學生和知識分子以及普通市民相繼遊行示威。上海市委還因為《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激起軒然大波，難以自拔。
我5月17日下午2時的日記內容是：“5月16日下午2時，在康平路市委會議室召開上海部分知識分子座談會，出席者有江澤民、曾慶紅、吳邦國、陳至立、黃佐臨、張瑞芳、甦步青、夏其言、鄧偉誌、宗福先、王滬寧等三、四十人，其中有些人，我不認識。我也在會上發了言，表示支持學生運動，認為學生運動起到了人大、政協應該起而沒起到的作用。”
日記過於簡略，補充如下︰
會議一開始，江澤民便說北京和上海的形勢非常嚴峻，他做為市委書記，壓力甚大，以致精神不濟。說著說著，他突然冒出一句話，說他最近有神經病，而且說了兩三遍，聽得我們莫名驚詫。我想，他可能是想說他精神方麵有點毛病，或者是想說他有“精神病”；而“神經病”一詞在江浙滬地區意同“瘋子”，他肯定是用詞不當，說錯了。
更不可思議的是，江澤民說到學潮以來，他進退兩難，舉棋不定，就用上海話作一譬方，他說他像烏龜（上海話念“烏巨”）一樣，頭伸出來一刀，頭縮進去一刀。這顯然不倫不類，比喻失當；男人無論如何也不會說自己是烏龜的！
之所以如此，想必是江近日以來，疲勞過度，意亂心慌，以致慌不擇言，辭不達意。否則像江這樣口才甚好也極愛表達的人，不至於有如此語病和口誤。語言是內心的外化，從中也可以看出當時江的內心紛擾，如熱鍋之蟻。
這次座談會，給我的強烈感覺是為了解決《導報》問題。
江說︰“最近以來上海所發生的事，遊行呀，示威呀，靜坐呀，絕食呀，北京、全國各地都有，上海唯一的‘土特產’，就是《導報》問題。市委對欽本立同誌的處理僅僅是停職，不是免職嘛。停職，還可以複職嘛。有人希望市委主動找個台階下一下，我們也希望呀，但是雙方麵都要下台階才行呀，一方下了，一方頂著，也不能解決問題嘛。”
江當時對解決《導報》問題確有誠意，也非常急切。這和來自中央的壓力有關。此前江去北京找過趙紫陽請示辦法，趙沒見，鮑同見了。鮑傳達趙的意見，說“解鈴還需係鈴人”，於是江返滬之後不得不急忙“解鈴”。
還有一細節很能表現江的意願和焦慮，當記協主席夏其言提到他是欽本立的入黨介紹人時，江便立即離位，和夏並坐，低聲交談，明顯感到是他在向夏求希望夏幫助說服欽解決《導報》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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