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編者按：本文公眾號原文已被刪除，此文是根據網上流傳的截圖整理而成。

原創：維舟

1

所謂盛世，一捅即破。日本在高歌猛進的現代化時期，曾有著名的”泡沫經濟”，那如今看來，我們中國對應的則是一種””。查了下，發現這個突然在我腦中躍出的詞並非自己首創，社會學者辛允星在2013年就提到過，而且頗具預見性。這與吉爾茲所說的那種注重慶典、儀式和排場的”劇場國家”不同，而是一種基於不正常膨脹的社會心理幻象。

現在，我們正在承受它被戳破之後的代價。這當然是慘痛的，但反過來說，泡沫消散之後，也可以讓人頭腦清醒。這就是我們為什麽需要感謝那個吹哨人。（2月6曰）

武漢在疫情爆發之際仍然舉辦了百步亭社區的”萬家宴”，加速了悲劇

2

這次各地出現一種”治理錦標賽”式的競爭，這其實也是官員表現、出政績的時候，如湖北潛江市市長吳祖雲、溫州市市長姚高員均因大膽預先采取舉措，保一方平安。但這裏麵有個微妙的因素，就是事先要冒一定的風險一一這就像是”讓聽話的孩子搞創新”。

這是很分裂的，但事後可能會麵臨一個尷尬的問題：像湖北省、武漢市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官員，被動、聽話但做得爛，該處罰嗎？另一些地方未經請示及早處置甚至越權，但結果卻是好的，該獎勵嗎？

這樣的問題在晚清時更為嚴重，東南互保就是最典型一例。這也是中國曆史上不時可以看到的現象：想創新、出新的官員有主見，但不可控性也大，聽話的當然最可控。如果一直風平浪靜，處理的是常態事務，那麽整個”進化機製”必然會偏向後者勝出；而一遇到突發緊急事態，就會發現這些人全無用處。說到底，一個太注重”穩定”的體製，無法適應一個動態變化的局勢。

近幾年官場宣傳紀律時，常強調”嚴禁突出個人”，大會小會反複講，個人意誌被剝奪太久，很自然地會出現很多官員被動等待指示，以至於很多人責罵湖北、武漢官員”腦子慢幾拍”，甚至包括一級響應機製，湖北作為爆發的省份竟然啟動得比廣東、浙江、湖南等省還晚了一天。這與其說是蠹，不如說是”安全”一一出頭椽子先爛，第一個搶先，搞不好挨批，但如果有人先做，自己跟進，那看起來安全多了。

這些人或許看似顢頇，但他們也是在理性地權衡，因為長久以來他們正是依靠這樣小心翼翼爬升上來的，自主也意味著要冒風險。這種”等、靠、要”的心態，或許可以創一新詞來概括：”習得性無能”。換言之，這看似個人表現，但背後仍然是整個製度設計的問題。（2月6日）

3

紅會非但沒有道歉，且出台新規定說捐贈物資不得繞開它。很多人都在說它”無恥”，這樣泛道德的話語解氣但無用，不如說這是權力的傲慢。索爾仁尼琴那段話這幾天廣為流傳，為什麽明知撒謊，仍然照撒不誤？因為諒你也不能把我怎樣，因而無須回應你。四個自信，歸根結底是權力的自信。國內以前所謂”就喜歡你看我不順眼，又不得不跟我一起建設新社會”也是這層意味。（2月7日）

4

追責開始了。看到警方已經開始發出聲音，認為基層民警”訓誡”沒有做錯什麽。雖然很多人覺得這是推卸責任，但如我此前所言，這也有積極的一麵。

以前SARS時盂學農可以主動當替罪羊，糊弄過去，現在這次卻是各方不認賬了，開始甩鍋，那這反而會更難糊弄，使爭端公開化。拒絕背黑鍋，實際上是讓組織和老大難堪，很多事就難遮掩了。與此同時，甩鍋本身意味著變相承認做錯，隻是責任誰來承擔的問題。從底下的很多評論來看，還有一點耐人尋味之處，即：就算讓警察背黑鍋，恐怕大部分人也不信了，換言之，僅靠警察背黑鍋糊弄不過去了。

甩鍋的邏輯，是他們都隻是根據自己的職責來做事，這被廣泛指責為”平庸之惡”，但反過來，這就迫使你去厘清到底他們該做什麽，怎樣才是對的，誰該負責？這可以推動製度化建設。

不管我們是否喜歡，在中國，這種政治鬥爭本身說不定才是變革的動因。其實不要說體製，就算是在公司裏，各部門之間甩鍋也是常有的事，而到最後，就會發現，要解決類似的爭端再發生，唯一的辦法就是製定規則，厘清組織內各部分的權責邊界，到時就算想甩也兩不了了。

當然，有人會說，一把手可能放權嗎？當然不會，但形勢比人強，甩鍋乍看是推諉，但這反過來看其實就是反抗，在以往恐怕應該是官場大忌。這會在事實上造成對一把手權力的反介入。這不隻是體製內，公司組織裏也一樣，年輕一代普遍都是這樣：你要我做事，我就做我能做的，要我背鍋，沒門。這在事實上削弱了最高權力，因為這意味著某種契約：你要給我賦權，我才承擔應承擔的責任。直白地說就是，”工具”不聽話了，要討價還價。

現在當公務員的，絕大部分都不過是普通人，隻是一個飯碗，他們或許不算是大好人，也不願做什麽超出明確職責的犧牲，要他們背鍋自然本能地抗拒。”我隻是混碗飯吃，犯得著把自己犧牲掉嗎？那可沒門！ ”這看上去是很像”平庸之惡”，但反過來，他們也不願配合承擔責任。既然如此，這就會向上追責。

症結在於：最高權力要求對組織無條件忠誠，但基層的話語是有條件忠誠，抗拒自己被犧牲掉，也不肯“忍辱負重”了。幾十年下來，幾十年下來，“絕對忠誠”、

“無私奉獻”的話語已經逐漸失效，這就勢必導向權責邊界明晰的科層化。至於這科層化是好是壞，就是另一回事了。（2月7日）

5

李文亮之死，可說是四十年來罕見的公信力危機，但同時，隱約可見的一點是，它也是一次重大的倫理危機。

我的很多朋友都悲憤、抑鬱，看豆瓣上很多人也在反思，覺得自己guilty，感到內疚、慚愧、負罪，反省自己以往的做法是不是怯懦，甚至覺得是自己的不發聲間接造成了他的死。在中國這樣一個重道德倫理的社會，這種倫理危機的群體心理力量不可低估，它會轉化為行動。

大家羞愧於自己的長期沉默、不敢講話、不敢講真話、久而久之步步忍讓，最後李醫生一講真話就被訓誡。看到許多人都表示，以後就堂堂正正說話，炸號就炸號了，不在乎了。良心、道德、倫理多重內疚，點燃整體情緒爆發。

這會帶來什麽變化，還有待觀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我們沒有去爭取有尊嚴的生活，那就不配活出尊嚴。

他做了他應該做的，現在輪到我們了。（2月7曰）

自發悼念李醫生的武漢市民，這時候能出來獻花，武漢人了不起，這一係列圖看得我淚目

6

在李醫生去世後，一個新的話語迅速出現：”戰勝疫情魔鬼，就是對逝者最好的告慰”（央視），或是“戰勝疫情魔鬼，告慰李文亮醫生“（人民日報）。這是官方最常用的話術，即強調將對死者的悲痛，轉化為集體奮戰，解決眼下的難題。

但我們都清楚，即便這次”戰勝疫情魔鬼”，某些內在的係統性痼疾不解決，我們仍會重蹈覆轍。正因此，我們有必要們心自問：對他最好的紀念究竟是什幺？如何紀念李文亮，爭奪戰開始了。（2月7曰）

 

 CDS 檔案 |  李文亮

|武漢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