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翊雲：當一個作家拒絕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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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期間，她的心理健康出現嚴重問題，產生自殺傾向，最終被診斷患有抑鬱症。她頻繁地前往歐洲、美國各地參加文學活動，因為這好過住進醫院，好過在原地待著。她隨身攜帶筆記本，記下與自己的辯論，一個聲音冷靜理性，另一個激烈叛逆，如同“喬治·艾略特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對峙”。

 

2012年，在紐約參加文學活動時，李翊雲再次出現自殺傾向，最終入院。在醫院，她結識了其他病友，會和她們坐在走廊沙發上聊天，傾聽她們的故事。病友知道她愛吃橘子，便從餐廳偷來，藏進她的抽屜。朋友前來探望，帶來她要的托爾斯泰的小說和蒙田的隨筆集，她與它們形影不離，引來病友善意的戲弄。她告訴她們，你們可以嘲笑我，但不能嘲笑我的書。前所未有地，她感到時間的牢籠，它仿佛隻為別人流逝，卻在自己這裏停滯；如何從這一天過到下一天，這一刻過到下一刻，變得無比艱難。生活圍繞醫生診斷、藥物治療和院方管理展開。有許多問題需要回答：每天的目標是什麽，今天為什麽哭了，以及，為什麽要自殺？

 

現代醫學對抑鬱症的成因有一套簡單明了的解釋。比如睡眠不足對身心健康帶來的直接影響——多年來，李翊雲的時間被工作和母職瓜分，隻有在午夜到淩晨四點之間寫作。遺傳基因也是一大因素：李翊雲的外婆有精神病史，最終在精神病院離世。

 

科學難以度量的是一個人的過去對她的影響。李翊雲生長於一個不快樂的家庭，“我母親的不快樂是尖利的，我父親的是沉默的，我姐姐的是苦澀的。”她的母親在外是一名優秀的老師，受一代代學生與家長尊敬，在家中卻是一個暴君，“冷酷和脆弱都來得猝不及防。”與姐姐相比，李翊雲受到母親明顯的偏愛，當母親暴怒時，總被派去“撫平她的情緒，平息她的怒火，讓她重新回到孩童般的快樂，這樣我們才有呼吸的餘地。”早在李翊雲能用語言表達感受之前，她就知道，“我們家唯一的孩子是我母親。比起她的狂怒，我更害怕她的眼淚。”

 

隱私是不存在的概念，母親將鍾愛的女兒視作自己的延申。為了抵抗母親翻看自己的日記，李翊雲發明了自己的加密法：如果她要寫看到的一隻鳥，就去寫樹，寫雲，寫天，唯獨不寫自己真正想記錄的東西。中文於是成為一種密文，真實的自我被藏匿在沉默的空白中。

 

12歲時，李翊雲第一次翻開英語課本，“那是我最美好的記憶之一”。她的母親不會英文，這門外語於是成為一道屏障，將母親的凝視擋在外麵。李翊雲獲得了自由：“寫作時，我經常忘記別人也會使用英語。英語是我的私人語言。每一個字都要經過深思熟慮才能變成我的文字。我毫不懷疑……我和自己進行的對話，無論語法上多麽不完美，都是我一直以來想要進行的對話，每一個字都如我所想。”

 

直到長篇小說《我該走了嗎》（Must I Go）的中譯本出版前，她拒絕授權讓自己的作品被譯回中文。“我人生中唯一脫離母親的講述的部分就是我的寫作……我完全可以想象我人生的其它部分出現在她的敘事裏：我的婚姻，我的孩子，我的過去。她要求進入我的敘事，我要求離開她的。”

對李翊雲而言，離開家——母親、祖國、母語——不隻是對另一種可能性的探索，更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製，一種重新建立邊界的必要，去確認何處他人結束而自我開始。很長一段時間裏，她致力於消泯自我。她拒絕“自傳性”寫作，“英文中，我最討厭用的詞是‘我’。”她選擇學習免疫學，也是因為免疫係統的運行機製吸引了她。“它的工作就是監測和攻擊非我 ……它的記憶可能會選擇性出錯，甚至還會敵我不分，導致係統將自身誤認為需要消除的異物。”轉向寫作後，她從小說人物對她的漠不關心中獲得了慰藉。“他們沒有興趣幹涉我的生活；他們既沒時間也沒興趣問我問題；他們不會把我保存在他們記憶的琥珀裏。這種自由——一種接近不存在的自由，除了這個我從別人那裏還有什麽想要的呢？”

 

在獲得自由的同時，她也付出了代價：當一個人常年用第二語言閱讀、寫作、思考，她也賦予了它篡改記憶的權力。李翊雲發現，哪怕在夢裏，當她回到兒時的北京，裏麵出現的熟悉麵孔也說著英語；她記得美國教授打來的長途電話，卻不記得和姐姐在某個新年前夜在電話上聊了什麽。第二語言的中立甚至漠然，讓她成為了自己的異鄉人。小說家加斯·格林威爾如是評價李翊雲的寫作，“她對人物的關注好似我們想象中上帝對我們的關注：一種泯滅自我、不帶絲毫感傷的愛，一種殘暴的關注（brutal attention）。”

 

患上抑鬱症後，李翊雲意識到，否認自我的機製失效了。“我背離了自己的直覺，對一些人、一個職業、一門第二語言產生了依戀，但我尚未學會如何與他們共處。”

 

如何重塑自我，並學會與之共處？李翊雲選擇了閱讀和寫作。閱讀是她允許自己進行的為數不多的越界行為之一，它讓她得以深入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記憶，卻無需在他們的生活中占據一席之地。在與抑鬱症對峙的兩年裏，她讀了多位作家的信件、日記、傳記和作品，包括約翰·麥加恩、斯蒂芬·茨威格、伊萬·屠格涅夫、安東·契訶夫、伊麗莎白·鮑恩、菲利普·拉金、瑪麗安·摩爾、詹姆斯·艾倫·麥克弗森、托馬斯·哈代、凱瑟琳·曼斯菲爾德。他們有的與故鄉親密無間，有的受困於不幸的家庭關係，有的被病痛和瑣事纏身，但時間一視同仁地從他們的生命中流逝，這比什麽都讓她感到慰藉。她一麵讀，一麵想起那些她拒絕講述的故事。寫作對她而言是一個悖論：要想隱藏自我，沉默是最有效的方式，然而自我唯有在表達中才能顯形。李翊雲最終選擇直麵自我，“開口即會犯錯，但我仍願嚐試”。自此，她成為了一名新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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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這完全放棄母語，是大才。也是mental health issue -randomness- ♀ (0 bytes) () 02/21/2024 postreply 11:1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