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中體製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絕句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最下。蓋此體於寄興言情均不相適,殆與駢體文等耳。詞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絕句,長調如五、七律,若長調之《沁園春》等,則近於五排矣。】
詩人的心是自由的,詩也如此。越多限製,越少佳句,詩的表達和限製是成反比的。
五言、七言絕句限製不多,既適合吟唱,又不失音律,因此佳句極多,為唐詩最上品者。老王將絕句列為“最尊”在情理之中。五言、七言古詩最為自由,其風格更加多樣化,佳作也多。五、七言古詩區別在於五言古詩更加洗煉,意境更為集中(如陶淵明、大小謝之詩);七言古詩抒情更加通暢,其長篇之作,或汪洋恣肆(如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或華美流暢(如白居易《琵琶行》、《長恨歌》),或工麗莊嚴(如李商隱《韓碑》),其藝術價值也是很高的。至於為什麽老王把七古排在五古之後,也許是個人喜好的原因吧。五律、七律中間兩聯必須對仗,而平仄上要求也更多,這對詩人的表達又多了限製。即使有好句子,因為音律對仗不合,也許就轉為五古和七古。五、七言律詩佳作也是不少的,但因為表達上的限製,因而排在了後麵,也就是老王所說的“又次之”。而五言排律向來被視為畏途,除首尾兩句,中間全部要求對仗,還必須符合字句的平仄要求。如此苛求,佳作少也就不奇怪了。這就是老王所說五排“寄興言情均不相適”的原因。此種詩體已經類似駢文,詩人寫詩難免就會流於形式,追求字句工麗而失去了表達的訴求,說此體“最下”應屬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