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從毛澤東《七律·有所思》看文革發動
古曰:“詩言誌”，作為二十世紀巨人的毛澤東，他所創作的絕大多數詩篇都與他的政治理想和報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係，1966年6月毛澤東寫就的七律《有所思》就是這樣一首政治詩篇，它真切地透露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複雜運思。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降臨北京。月初的第一天，剛剛改組的《人民日報》以通欄標題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將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精神迅速傳向全國。2日，《人民日報》發表支持聶元梓的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次日又公布北京新市委成立的消息，影響所及，北京及幾個主要城市的大學首先陷於動蕩之中，繼北大的陸平、彭佩雲被宣布為“反革命黑幫”之後，北京和各地眾多大學的書記、校長紛紛倒台。為了取代已“爛掉”的各大學黨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主席依照曆次政治運動的傳統辦法，向各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暫行黨委職能的工作隊。在他看來，這是新一輪的反右運動，隻是運動的規模要大大超過1957年[1]。劉少奇和其他領導同誌都對這場來勢凶猛的運動有些摸不著頭腦，他們都惦記著四清運動還沒有結束[2]，同時，他們也不清楚毛澤東對這場新運動的具體想法。但作為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劉少奇等必須承擔起指導運動的責任。
劉少奇作為黨的第二號人物，對黨中央的某些最新重大決策知之有限，這是很不尋常的。半年前的1965年12月上旬，劉少奇忽接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直飛上海，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匆匆趕到上海的劉少奇下榻於錦江賓館，但毛澤東、林彪均不住此。劉對即將召開的會議內容一無所知，竟向賀龍打聽，對方回答:你都不知，我怎麽會知道[3]。很快，謎底終於揭開，這是毛澤東臨時決定為解決羅瑞卿的“問題”而召開的會議。同樣的情況幾個月後再次重演。1966年3-4月，正當劉少奇偕夫人出訪阿富汗、巴基斯坦、緬甸等國，於4月20日趕往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時，等待他的已是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被打倒的既成事實[4]。進入5月，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又命劉少奇在京主持解決“彭羅陸楊”問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卻由康生在會上傳達毛的最新指示。在這次曆時23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扮演的隻是一個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對會議的議程、全會通過的文件，無任何置喙的餘地[5]。6月1日，又是在劉事先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毛澤東命令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
由於對許多重大決策並不知情，劉少奇等急於想了解毛澤東對運動的意見。6月9日，劉、周、鄧前往杭州向毛請示。然而，毛說話卻模棱兩可，讓劉等相機行事。劉少奇對這種情況並不陌生，多年來，經常也是這樣。有時，毛會具體指示什麽；有時，又深藏不露，說的話上下幾千裏，全靠劉自己去領會、揣測[6]。為了確保準確執行毛的指示，劉少奇還是每周向在外地的毛書麵匯報工作一次。
1965年國慶節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南方，至1966年7月18日返回北京，在外地長達9個月，為毛曆次巡視時間最長的一次。在這次南巡期間，毛以杭州為基本居住地，來往於上海、南昌、長沙、武漢之間，所思所行都圍繞著一個中心:醞釀文化大革命。直到6月15日，毛才離開杭州，經南昌轉往長沙。
1966年6月18日，毛澤東在極秘密狀態下，住進了韶山的滴水洞，前後待了11天。據跟隨毛住進滴水洞的中央警衛團副團長張耀祠回憶，在這十餘天中，毛“任何人都不見，除了看書，批閱文件外，就是思考問題”。毛“有時拿著書躺在床上看，有時又象煩躁不安”。喜歡戶外活動的毛這次一反常態，僅讓張耀祠等人用輪椅推著離開洞口不過三百米，而毛的習慣是，“一有重大事情，一般不出來散步，或者散步時間很短”[7]。
形跡隱密的毛澤東在滴水洞陷入深深的思考。1966年7月8日，他在武漢給江青寫下那封著名的信，可以判斷，這封信的基本內容是在滴水洞形成的。除了這封信外，毛在這段期間有無其他抒發胸臆的文字？對此，外界長期不得而知，直至1996年9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詩詞集》，人們才知道，毛在1966年6月還寫有一首《七律·有所思》，也是談他對文革感受的，隻是毛未注明寫作此詩的地點。
毛澤東《七律·有所思》全文如下:
正是神都有事時，又來南國踏芳枝。
青鬆怒向蒼天發，敗葉紛隨碧水馳。
一陣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憑闌靜聽瀟瀟雨，故國人民有所思。
細細閱讀毛澤東的這首七律，再來看他在1965年前後的思與行，大致可以觸摸到毛發動文革的初衷。作為一位堅定的革命家，毛終生信奉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鬥爭哲學”。社會主義製度建立後，他仍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為此，不倦地領導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毛執著地相信，惟有不間斷地推進革命和階級鬥爭，才能推動中國的進步，並永葆中國革命的青春。然而1959-1961年的特大經濟困難造成嚴重後果，他個人的領袖威望也因此受到損害。從六十年代初開始，毛已退入“第二線”，毛的同事們雖然繼續尊敬他，但過去的某些過激的思路和方法已被悄悄地進行了轉換。正是在這時，敏感的毛判定，神州開始“有事”了[8]。在這幾年後，毛越來越感到，劉等所做的一切都背離了他的“路線”，“革命”也越來越像是博物館的某種陳列。1964年2月，毛對來訪的金日成說，在中國各種“搞地下工作”的壞人有1000萬人，毛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了1/65，就是65人中有1個[9]。1965年8月3日，毛又對法國國務部長馬爾羅說，“我孤單一人”[10]。毛斷定，革命正在衰退。劉少奇等注重生產、常規、秩序的務實做法，與毛永不歇止的革命激情逐漸產生了矛盾，這愈益激起毛的革命危機感，也促使他萌生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念頭。
對於毛澤東的這套思路，劉少奇在主觀上還是努力緊跟的。雖然劉傾向於常識理性，但他更知必須維護黨的團結。1963年後，劉支持和具體貫徹毛有關大搞階級鬥爭的指示，毛提出要“洗刷幾百萬”[11]，劉迅即部署在全國開展“四清運動”（劉此舉以後又被毛指責為“形左實右”）。他甚至有破有立，在1964年創造出“兩種勞動製度”，“兩種教育製度”。在那幾年，毛、劉在理念上的分歧其實並不明顯，可是毛為何對劉的不滿與日俱增？
根本的原因是劉少奇“不聽話”，“另搞一套”。劉是全黨公認的理論家，但在中國，唯有毛才是革命的最高代表和新概念的創造者。如果僅僅是工作中犯了“錯誤”，改了錯誤，重新跟上毛的步伐，也就可以了。麻煩的是，劉少奇要搞出具有自己特色的新式樣，毛覺得自己受到了傷害，而這才是真正“有事”了。1964年12月，劉和毛就“四清”問題發生爭論，劉又在毛講話時打斷他的話頭，雖然事後劉向毛作了自我批評，但此事在毛眼裏，非同小可，是彼“取而代之”意圖之流露也。由於毛就是黨和革命的化身，怠慢了毛，與毛發生口角，其實質就是怠慢了革命，這不是什麽“尊重”和“不尊重”的問題，用毛的話說，在原則問題，他是不會作出任何讓步的。毛將幾年來這些分散的現象加以綜合化，得出的結論是，自己的話在中國已不管用了，劉少奇等要把自己變成“牌坊”[12]。
1964年12月26日，毛71歲生日這一天，他難得的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設下宴席，請中央領導和一些勞模出席，事先他就準備在這個宴會上給劉少奇等一個突然襲擊。據當年在毛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的回憶，那天毛的女兒希望參加生日宴會，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絕。毛對其女兒說，“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罵娘”[13]。果然在宴會上，毛嚴厲斥責中央領導同誌，使他們如坐針氈[14]。1964年末，毛又當著其他領導人的麵，訓斥劉少奇:你有什麽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15]。現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孫悟空那樣，攪它個“周天寒徹”。
1965年10月，毛離開讓他沉悶的北京[16]，前往南方“踏芳枝”，所思所慮皆是“反擊修正主義”的大事。1965年10月10日，毛放出空氣: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又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17]。在毛的想象世界中，違背他意見的“修正主義者”，早已盤根錯節，非用大力不能摧毀。1965年11月，姚文元批判吳晗的文章隻是一個試探氣球，不出所料，彭真果然出麵為吳晗講話。毛不動聲色，將其一步步誘入包圍圈。1966年2月，在武漢東湖，毛與專程前來匯報《二月提綱》的彭真等談笑風生，彭真等以為大功告成，可以將大批判納入“學術討論”的軌道。但是一個月後，毛在杭州徹底否定了《二月提綱》。毛再一次發怒:彭真是一個渺小人物，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打倒他[18]。5月，更挖出“彭羅陸楊定時炸彈”--正所謂“青鬆怒向蒼天發”，毛之發怒挾以雷霆萬鈞之力，猶如摧枯拉朽，“修正主義者”、“不聽話”者，則“敗葉紛隨碧水馳”。（1967年2月3日，毛在北京接見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時說，“好幾年前，我就提出要洗刷幾百萬，那是空話，他們不聽話嘛”，“《人民日報》奪了兩次權，就是不聽我的話。”[19]）
依毛澤東的邏輯，“反動派，你不打，他就不倒”[20]，他也一再告誡人民:“敵人是不會自行退出曆史舞台的”。反動派，敵人者，是一個動態的概念，除了地富反壞右，如今又增添了一個新品種:“反革命修正主義者”。隻是要讓這些老百姓眼中的大人物束手就擒，還需要堅強的意誌和高超的鬥爭藝術。對於這些，毛從來是高度自信的。不久前，毛在《七律·洪都》中自嘲“鬢雪飛來成廢料”，那是揶揄，也是對將其視為“牌坊”的劉等的一種憤怒。毛不僅精神旺健，身體也極為健康。他象戰爭年代指揮軍事作戰那樣，精心擘劃每一個戰術計劃。正是在南方，他指示加強軍隊對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保衛工作[21]。1966年初，江青組織召開軍隊文藝座談會，用迂回的方式向中央一線領導發起進攻。毛讓江青去找林彪，隨後又三次修改座談會紀要，並在座談會紀要上親筆加上“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的標題，林彪則將這份文件報給劉少奇等，經劉的手以中共中央的文件發向全黨。劉少奇知道，除了奉命唯謹，別無任何其它選擇。
1966年5月，“彭羅陸楊”倒台後，高級幹部群情惶惶，在驚嚇之餘同時又緩了一口氣，他們為黨中央挖出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感到慶幸，卻再也不敢往下想了。進入6月，各省紛紛揭露出“三家村”一類的代表人物，大多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文化、教育廳長，匡亞明、李達等都是在這期間被所在的江蘇、湖北省委“挖”出來的。然而毛卻渴望壯烈，為自己的下一步目標而思慮和振奮。
下一步的目標是誰呢？或曰:反修防修，深挖修根？隻是毛從不喜歡無的放矢，反修防修須有目標，無此具體目標，一切大嗡大轟皆流於形式，現在毛到了下最後決心的關鍵時刻:是否趕劉少奇下台。
1970年，毛對斯諾說，在1965年1月製定《二十三條》時，他已決定，劉少奇必須下台。但這是事後所言，無從證明1965年1月至1966年8月毛在這個問題上思路變化的過程。事實是，1965年1月，在劉少奇向毛檢討後，毛似乎寬諒了劉，盡管可以看到的線索是毛在為倒劉做精心的準備。可是毛的思路又是何等的複雜多變，在做出決定後，肯定、否定、再肯定，符合毛的一貫風格[22]，這也是為何毛會獨自一人長久陷入思考的原因。
毛澤東的隱蔽的世界，他的同誌們很難猜度，隻有極個別的人才多少有些領悟[23]，但他們都不願也不敢在這微妙敏感的時刻去影響他的決定。毛的那些高級同事們雖然知道一年來毛對劉少奇的不滿，然而十餘年前高崗反劉的下場給他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他們謹言慎行，誰也不願涉足兩個主席間的矛盾。林彪在他的讀書雜記中告誡自己，勿忘“古策”--“主先臣後，切勿臣先搶先”，也就是決不先出頭，“毛主席怎麽說，我就怎麽做”[24]。康生在這類問題上也是“九段高手”，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畢恭畢敬，六十年代初，還主動請纓，要為劉編《選集》，即使在他個人大出風頭的5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生也顧忌良深，他在大力歌頌毛的同時，也不忘檢討自己在曆史上犯下的反對劉少奇的錯誤。長期在中樞行走的陳伯達，一直在兩個主席間走鋼絲，生怕稍有閃失，就會墜入萬丈深淵[25]。確實，扳倒劉少奇，將是中國政壇上的一場8級大地震，畢竟從1945年中共七大始，劉就一直是黨的第二號人物。可能劉也意識到這一點，盡管他知道毛對自己有不少意見，但他顯然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質，1966年6月，仍派出夫人作為工作隊員，進駐清華大學。劉一步步進入了包圍圈。
從6月20日後，7月13日、19日、22日，圍繞派工作組的問題，中央上層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幾十年來一直對劉少奇笑臉相迎的康生、陳伯達，在會議上突然與劉發生了頂撞，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況。一年後的1967年5月，林彪在陪同毛會見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時插話說:現在沒有犯錯誤的同誌，都是事先經主席交過底的[26]。
毛澤東為自己下一步的設計而振奮，打倒“彭羅陸楊”，這不算什麽，在這之前，不是也打倒了“彭黃張周”？即使在蘇聯、東歐國家，這也屬平常現象。1957年，赫魯曉夫不也搞出個“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反黨集團”？中國要使世界震驚的何止是揪出幾個人，而是要培養共產主義新人，創建共產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和新文化，這是何等令人血脈賁脹，這才是驚天動地的偉業！毛已清晰看到不久的將來，“一聲風雷驚世界，滿街紅綠走旌旗”。
毛澤東在南方6月的瀟瀟雨中，想得很深很遠，他堅信，他領導的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將是人類曆史上最徹底的革命，因為毛是在與人類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點--“私”作鬥爭，說到底，在他看來，劉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圍下，一些共產黨人對發展生產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發揚革命精神的興趣，而在發展生產的背後，則是與資產階級精神相通約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適，追求物質，追求享受。毛就是要和這種“退化”作鬥爭，他相信，“公字當頭”的新社會是可以設計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當然，這場革命最後能否勝利，現在還難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將來的革命是否也將取得勝利，現在更不知道，然而這一切阻擋不住毛的不容拂逆的意誌，那些顧慮暫且放在一邊，也許幾百年後，人們會認為今天的這一切都是可笑的[27]，但那是以後的事，眼下要考慮的是具體問題，即，這場革命將以何種方式來展開？
不久，毛澤東找到了領導革命的具體形式，這就是在黨的垂直機器之外，通過重組黨的宣傳媒介，再建立一個領袖與人民直接對話的新渠道。在這個新形式中，將實現領袖與人民的直接交流，而毛將以人民的化身來指導革命。毛將暫時把黨機器擱置一邊，在他的眼中，黨組織已被以劉為代表的“修正主義者”牢牢控製，他們最擅長的就是把毛的一切設計加以過濾和改造，使之適合於他們的需要。毛已不願意再做“牌坊”，他要重新回到中央領導的第一線，他所掌握的力量將是在他之外的任何人都永遠無法掌握的，這就是一個巨大的集合名詞“人民”。當然，人民是不會自發產生正確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才能給人民以思想，所以“故國人民有所思”，實際上是毛代表人民在思索。
毛在6月思索的果實很快以一種特別的方式表現了出來。1966年7月16日，一聲驚雷震驚中國和全世界，73歲高齡的毛在武漢橫渡長江，突然在人民中現身，在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中，毛與人民已水乳交融，毛終於實現了領導這場革命的具體形式。幾個月後，他說，通過三件事，吹響了文革的號角:批準廣播聶元梓的大字報；8月1日寫給紅衛兵的一封信；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毛在6月的思考終於點燃起衝天的文革烈焰。
注釋:
[1]參見劉少奇:《批轉中南局＜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和《批轉中共西北局＜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和部署＞的指示》，1966年6月13日；載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25-2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參見劉少奇、鄧小平:於1966年6月30日就<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稿致毛澤東的信；引自於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7-28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另參見李雪峰:<回憶“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線錯誤”--從“6·18”事件到“7·29”大會>；載《回首“文革”》（下）第66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
[3]參見羅點點:《非凡的年代》第19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7月版。
[4]參見李雪峰:<我所知道的“文革”發動內情>；載《回首“文革”》（下）第60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另參見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第1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版。
[5]參見張化:<劉少奇的悲劇和悲劇中的劉少奇>；載《回首“文革”》（下）第847頁。
[6]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34頁。
[7]《張耀祠回憶毛澤東》，第38-40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
[8]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巴盧庫、卡博時說，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他“已經看出問題了”，參見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頁注釋（1），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2月版。
[9]1964年2月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引自於曹英等著:《特別別墅--紅牆以外的紅牆》，第268-270頁，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0]安德烈·馬爾羅:《反回憶錄》，第437頁，漓江出版社，2000年8月版。
[11]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的談話。
[12]參見洛厄爾·迪特默:《劉少奇》，第33頁，華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
[13]當時在場的毛澤東衛士周福明回憶，參見亓莉:《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第120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4]參見《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下），第433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5]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第118頁注釋（2），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版。
[16]毛澤東在文革前經常說:“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胡喬木語），參見鄭惠:<對“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認識>，載《回首“文革”》（上），第62頁。另據當時任中共華北局第一書記的李雪峰回憶，毛澤東在1966年4月下旬杭州會議期間也說，“北京的空氣很沉悶”，他“不願在那兒住，願到上海來”，參見《回首“文革”》（上），第608頁。
[17]參見羅點點:《紅色貴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回憶》，第180頁，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版。
[18]1966年4月28日，毛澤東在杭州與康生的談話，康生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曾予傳達。在文革結束後公布的毛4月28日談話中，這一段已被刪除。
[19]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接見阿爾巴尼軍事代表團巴盧庫、卡博時的談話。
[20]1966年4月28、29日，毛在杭州對康生、陳伯達說，彭真已“為自己準備了垮台的條件”，“西風吹渭水，落葉下長安”，“階級鬥爭，不鬥不倒”，參見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上），第70頁，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年4月版。
[21]1965年12月，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領導班子改組。另參見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22]參見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49頁。
[23]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會上的講話記錄，1971年6月18日，引自金衝及主編:《周恩來傳》（四），第1832-33頁。
[24]引自於馮建輝:<林彪與個人崇拜>，載《炎黃春秋》1999年第10期，總第91期，第39、36頁。
[25]陳伯達:《我與劉少奇關係的幾點情況》，載陳曉農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它》，第79頁，香港天地出版公司，1998年。
[26]參見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第26頁注釋（2）。
[27]參見1965年1月9日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引自於斯諾:《漫長的革命》，第169頁，農村讀物出版社，1989年6月版。196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五十年、一百年之後，可能文革這一段“是曆史上的小插曲”，參見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上），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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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家讀完此文，慨然賦《七律·靜夜思》：
刀光劍影鉤心鬥，鼓角錚鳴拉大旗。
兄弟之情歸反目，夫妻恩愛亦猜疑。
蹉跎往事俱湮滅，晚歲惟餘靜夜思。
20130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