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 The Reminiscences of My Workers-Peasants-Soldiers -Students’ Life from Autumn 1973 to Spring 1977 (151)
照片為西南師院校園及北碚城區的照片 攝影：清衣江
我當知青下放的公社有一個苗圃很大，有二三十畝地。中間全是大柏樹，頂大的，比武侯祠裏的柏樹還大。合抱大楠樹也有二十幾株。苗圃內濃蔭四合，綠樹成蔭，一片鬱鬱蔥蔥的景色。此外還栽植著銀杏與梅花，都枝繁葉茂，開花結果了。沿著公社灌溉渠的堤畔，種植著桉樹和槐樹，枝葉扶疏，極其好看。渠的這畔，有一條砂石鋪的機耕道，路邊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樹林子。整天手扶拖拉機就在這條機耕道上來來往往地駛過。
豬，離公社東風灌溉渠不遠的這戶農家的豬圈裏倒養了兩隻又肥又壯的豬。但是它們都很害怕陌生人，一旦有外人來，都躲了；等到喂豬食時，才夾著尾巴溜到豬槽來啃豬食。主人一看見，總是拿根棍子打那隻母豬。打得那隻母豬就地打滾，滾累了，就仰臥在豬槽旁邊，從昏暗的光線中，凝望著屋頂，覺得四周的恐懼感，好像從肌膚中直透入髒腑.
由不得你不要快活，由不得你不想打滾。豬毛滾皺了，豬尾巴滾毛了，通不管。素來把那隻母豬管得比它媽媽還要嚴的主人，走過來又打它一棍子，打得它滿地滾時，也不像平時喂養它的時候那樣溫柔，而主人氣狠狠地說:”-
----太煩了！太懶了！太髒了！太醜了！你信不信，過幾天我就要宰殺你。”
這時，那隻母豬呆呆地躺在鋪著稻草的地上，它不敢跳，不敢跑，不敢滾。主人接著說：“Don’t worry, my sow,不用擔心，沒關係！你還可以再多活幾天。”那母豬聞聽此言後，驚嚇得眼淚汪汪的，變成了一隻淚流滿麵的母豬！啊，一隻淚流滿麵的母豬！
但這隻母豬在臨屠宰之前，表現得還算靜安，祥和。這隻直到臨死前還算祥和靜安的母豬呢喃小聲說：“Don’t worry,不用擔心，閻王不請，我自己去。”一副舍身成仁不怕開水燙死的母豬的樣子。
後來主人又各自從靜安寺和穿越苗圃買了兩隻母豬，打算與家裏豬圈中養的那隻母豬一起殺。買來的這兩隻母豬長得五短身材，奇醜無比。“哎呀！到底還是我們從穿越苗圃買來的那隻母豬堅強，連宰殺它的時候都沒有哼過一聲！唉！可惜的是它們再沒有機會成群結隊與豬隊友們一道登山，遊覽名山大川，古刹，欣賞大自然的優美的風光了！”主人不禁惋惜而讚賞地哀歎著說道。
在1月15日全校舉行的周總理去世的悼念大會結束後，時間過得真快！ 轉瞬間，我們這學期也快接近尾聲了，係上今天通知已經下來了，學校在這個月二十八號放寒假，今年我們的假期長達一個多月！
正當我開始準備在放寒假之前作最後一次向學校的《校園周報》投稿的時候，我無心地在院圖書館見到了一本由俄蘇時期最著名的東方學家、現代俄國漢學奠基人阿列克謝夫（1881-1951）院士的寫作《1907年中國紀行》的紀事小說。它借用比較文學形象學理論，從旅行者的心態，旅行者的見聞，旅行者的目標三方麵，分析了俄國漢學家米·瓦·阿列克謝夫《1907年中國紀行》中的十九世紀初葉中國社會形象。
書中所介紹的有天津楊柳青的年畫藝術，那時正是中國木版年畫的輝煌時代，不僅品種浩繁，而且製作精美。楊柳青的鄉土畫家創作的年畫“蓮年有餘”又使我對楊柳青年畫有了更深一層的了解。它那充滿濃濃的鄉土氣氛和豪放的自由的畫風使我大開眼界，它畫麵中的無處不在的跳躍的、清麗雋秀的筆觸和著那飽含感情的色彩，形成一種強大的精神和視覺衝擊。給人一種輕風細雨般地鋪陳在畫布上的感覺。
新中國成立後被中國美術館永遠收藏的一批反映現實生活、形式新穎的楊柳青年畫，較突出的作品有張鸞的《五子愛清潔》和《三打白骨精》，張錫武的《澱上漁歌》，邵文錦的《春風十裏桃花香》，沈大慈的《棉花姑娘》，步萬方的《四季花開》，何國華的《趕集歸來》，那啟明的《金粟碧波》等。
邵文錦創作的《山鵲山鵲別處啼》成為現代楊柳青年畫的代表作之一。這批創作出來的著名的楊柳青年畫，便是對有悠久曆史的當地文學藝術傳承之後獲得的碩果。
而使我之所以有熱愛俄羅斯文學情結的，我應該感謝我們年級俄語專業的一位老師，編輯《校園周報》的趙老師。我同趙老師最初並不熟悉，就由投稿的關係才開始熟悉的。趙老師是研究俄羅斯語言和文學的學者，他似乎也有嗜讀俄羅斯經典文學著作的傾向。這或許就是使我和他接近了的原因。
那時候，趙老師很喜歡普希金的詩歌，但凡普希金寫的詩，他沒有不閱讀和收集的，竟至有一期《校園周報》的半麵有整個登載趙老師仿普希金詩風格寫的詩的時候都出現過。說來也很奇怪，他自己就好像一個寫普希金詩風格的作坊，詩一旦發表有影響，詩的寫作欲望便越加旺盛起來。
在文革最後兩年的時間裏，他幾乎每天都沉浸在詩歌裏。每每有寫詩的欲望襲來便馬上興致亢奮起來，使他徹夜也不能寐，使他提起筆來戰顫著有時候寫不成字，也要硬寫下去。他曾經對我說過：“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便是他當時的實感。但到一九七六年的三四月間他帶學生們到川中遂寧某一化工廠去“開門辦學”學工了，《校園周報》編輯換了人，他的寫詩欲望也就從此消涸了。
趙老師之得以在少年時代心中就有揮之不去的熱愛俄羅斯文學的情結。這與他當時讀初中就開始閱讀俄羅斯的文學作品有關，他也算是上世紀五十年代掀起向蘇聯學習熱潮中湧現出的一代新人。趙老師也渴望去蘇聯留學，但他心懷著的這一美好的理想最終竟未實現。
後來，他在西南師範學院外語係俄語專業讀書。而他那時已在寫一些文章介紹俄羅斯文學，又在談論著俄羅斯詩人和詩歌問題。甚至曾經他因有感於對俄羅斯文學的熱愛，激動得索性大動幹戈地寫了一篇文章稱讚道：
“... ... ... ... 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首先是詩歌的時代。毫無疑問，俄羅斯文學黃金時代的中心人物是普希金。而丘特切夫的作品則將俄羅斯詩歌的黃金時代推到了頂峰。 普希金、萊蒙托夫（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和丘特切夫被稱為“十九世紀俄羅斯三大詩人”。
從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裏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然後是“白銀時代”的肖洛霍夫，茨維塔耶娃、阿赫瑪托娃、曼德爾施塔姆，每一個獨自拎出來就已是璀璨的明星，更何況一同交相輝映。其他任何國度在任何一個時期都不曾密集出現過如此大數量又高質量的文藝大師，他們謳歌“天藍的俄羅斯”和“祖祖輩輩生活在頓河大草原上哥薩克人民”，描寫人的靈魂和種種黑暗，但無一例外地，他們都因自身的苦難、俄羅斯的苦難而在筆下用“苦難”來滋養文學。
但是，到了俄國的十月革命勝利以後，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文學”用盡全速力在進展的時候，而文學和藝術的親和力的表現非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看起來似乎是事實。蘇聯作家身邊一定有許多寫不完的蘇聯本身的題材。多忙的作家生活，對於與無產階級革命無關的題材無暇染手，偶爾寫，也沒有功夫傾倒全力在那上麵。我想這是文學和藝術的親和力沒有減退的一個重大原因也未可知。
深受俄羅斯文學影響的人，經常這麽說：托翁拓展的是世界和人性的廣度，陀翁卻深入了靈魂的深度。可是，他們是否想過還存在著文學無法形容的世界。如果存在，那麽為何大家對它避而不談？這種用文學無法形容的世界，我稱之為“彌賽亞的禁區”。也許當文字、語言都無法描述這禁區之美的時候，圖米納斯用舞台劇呈現的《奧涅金》長詩才能那麽令人念念不忘吧。
“愛情消逝了，繆斯出現，
我昏迷的頭腦開始清醒。
我自由了，重又設法綴聯
迷人的音韻、思想和感情；
我寫著，心兒已不再悲傷，
忘情地寫，也不再隻寫半行
便用筆在稿紙上把人像亂塗，
或是畫上一雙女人的秀足；
熄滅的灰燼已不會複燃，
我仍將悲傷，但不再哭泣，
很快很快，風暴的痕跡，
將在我的心靈中煙消雲散：
待到那時，我便要開始
寫一部二十五章的長詩。”
... ... ... ... ... ... ... ... ...
據我所知，趙老師是受了俄羅斯文壇的影響，同時不消說也就間接地受了俄羅斯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的影響。一九一七年俄羅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成功的在世界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上和文化運動上有一個劃時代的促進。也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斯列寧主義。中國的思想界和文化界之一角顯著地出現了左傾色彩的，便是從那時開始。在當時中國比較進步的報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了。為馬克思主義的學習交流和傳播進一步創造了條件，並培養和鍛煉出一批具有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骨幹力量。
通常認為，民族意識的形成是民族文學形成的基礎。1812年的反法衛國戰爭勝利，極大地激發了俄羅斯人的民族意識，並引起社會的動蕩。這種動蕩對文學的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這一時期的俄羅斯文壇上湧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大師，可謂群星璀璨。俄羅斯文學研究者卡塔耶夫（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Катаев）把從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到契訶夫（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的這一段時期稱之為“俄羅斯文學的黃金時代”。
寫作後的一點感想：---我好想盡快地早點寫完我的這部長篇連載回憶錄小說：文革三部曲：--《文革大串聯生活回憶》，《歲月如歌---廣漢知青生活回憶》，《文革歲月—工農兵學員生活回憶》，以便可盡早地掛在穀歌電子書架和亞馬遜電子書架上，供廣大讀者閱讀。也了卻我的一樁心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