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945年。
林丹鳳裸著躺在那兒。
她的上麵，陽光從半透明的玻璃窗上穿過來，在一塵不染的白色的天花板上閃耀著 。世界被關在這間屋子外麵了，這裏隻剩下了她一個人。外麵走廊裏醫生、護士和病人們好像在說話，但她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麽。
時間似乎在這裏停住了。她不用麵對過去也不必擔憂未來。在這個封閉了的空間裏，她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安全感。她覺得自己不需要再躲起來，也不需要再往哪兒逃。這是屬於她的世界。她想象著自己躺在一塊飛毯上，在白雲裏自由自在地飄啊飄啊，誰都碰不著她。
一張漿過的條子床單從她的胸口蓋到她的膝蓋，她的背貼在一張薄薄的白紙上。她哆嗦了一下。上海十月的空氣讓她覺著冷。她想著把胳膊疊起來蓋住胸脯叫自己暖和一下，但沒有動， 唯恐任何輕微的動作會改變她這個封閉了世界的平靜。
她不知道自己這樣躺了多久，直到站在屋腳的那口老立鍾將她召喚回來。那“噹噹”的聲音聽起來模糊不清，好像有人踩在鋼琴的延音踏板上不肯鬆腳。
是上午11點。
楊世雄的火車再過5個小時就到上海了。為慶祝他們在上海的最後一夜，他在一家叫 Senet 的意大利餐館預訂了桌位。這家餐館就在他抗戰爆發前曾住過的拉菲特路1331號的黑石公寓旁邊。這是不是能說明世雄有些懷舊？他大概不會承認。現在雖然日本人已經投降了，但在這個被他叫做“荒原”的上海，似乎沒有任何東西能留得住他。真遺憾。
丹鳳慢慢地坐起來，將雙腿移到床邊。她身低下的紙瑟瑟作響，那塊潮了的地方撕開了，露出了磨損的仁濟醫院檢查床上的棕色的皮麵。當她把腳放下的時候，撞到了一個白洋瓷痰盂。裏麵幾張蘸著血絲的、潮濕的 Kleenex 體恤紙倒在黑白格瓷磚地上。
她有點兒緊張，雙手飛也似地捂住了自己的肚子。但是她什麽都感覺不到。當她慢慢抬起頭來的時候，她看見了對麵牆上方鏡裏的自己。三十多歲。那是一張有著西方人的清晰、端正的輪廓，但又帶著東方人的細膩的、美麗的麵孔。一撮頭發從她蓬鬆的深咖啡色的發簪裏跑了出來，落在她的開始有些發脹的、飽滿圓實的乳房上。乳暈的顏色似乎比以前深。
有人敲門。
“等一下！” 她趕快從椅子上撿起她的衣服：粉色的胸罩、內褲、襯裙，長筒肉絲襪、粉紅色鑲著黑邊的絲毛旗袍。一件件穿好才說：“進來。”
她剛才見過的那個醫生手裏拿著一張單子回來了。他是一個六十歲出頭的美國人，頭發胡子灰白，上身顯得很厚實，白大褂上帶著酒精味，那是一種叫病人覺得可以信任的味道。
“林小姐,” 他說著，在她麵前的一個圓凳子上坐下來。“檢查的結果表明，您確實懷孕了。” 他說的是國語，接近字正腔圓。
她幾乎可以從他那好不掩飾的目光中看出他怎樣看她自己。那目光帶著一絲憐憫和不解。是啊，她麵孔姣好，衣著得體，看起來是一個有文化、有修養、養尊處優的人，但來做這樣的檢查，怎麽沒有丈夫、母親或者至少老媽子陪著？她長得像混血兒，這裏可能又有很多故事。每天一個個赤裸的女子躺在他的檢查台上由他評判、檢查、治療。他肯定馬上看得出她是一個情感上差不多被掏空的女人。這樣的女人身邊的男人一般不是自私就是自負。也許他覺得她很麵熟但又記不起在哪兒見過她因為他不看中國電影，但見過她的無數的電影廣告？
醫生看見丹鳳似乎對他報告給她的消息既不驚訝，也不欣喜，好像她事先已經期待著如此的結果。她看著她，那目光是要他繼續說話。他猶豫了，看了一眼牆上的鍾。 11：30。 他顯然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恭喜她。他的其他的病人還在傍邊的房間等著他。
“您想——?”
“謝謝,” 她止住了他。她的目光從牆上玻璃框子鑲著的衛生局頒發的婦產科醫師執照停在他身後牆上一張粉紅色的子宮裏的胎兒生長示範圖上。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那張圖曾讓不少想墮胎的母親改變了她們的初衷。
“遺憾的是我不能再為您看病了，”他沒再堅持問下去。“下星期我要回美國。”
“美國,”丹鳳喃喃地重複他說，好像這兩個字著了魔一樣。她打開黑皮手提包開始在裏麵找香煙，但馬上想起她已經戒了煙。 她把包合起，長歎一口氣，幾乎不出聲地說：“我們是今夜的飛機！”
醫生沒有聽見她的話，隻顧自言自語似地說道：“我已經在上海呆了30年，現在該回去了。我南卡查而斯頓的老父已經94歲了。” 說到“查而斯頓”，他似乎已經看到了蔚藍的大海和在鵝卵石鋪成的路上踢踢踏踏叮叮當當走過去的馬車，和在路邊一邊賣著籃子、一邊編著籃子的黑婦。他微笑了一下，把椅子拉近桌子說，“當然我會給您推薦一個非常好的婦產科醫生。”
她不知道查而斯頓在什麽地方，也想像不出一個94歲的美國老人是什麽樣子的。她沒有反應地看著他戴上老花鏡，將鋼筆在墨水裏蘸了蘸，然後在處方單上寫下了一個人名和地址。她覺得有些悵然。雖然他們隻有一個小時前才認識的緣分，她不希望他就這麽快把她推給別的醫生了。
她木然地從他手裏接過處方單道：“請給我點兒催眠藥和止疼片。”
（沈曉虹《海上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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