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言盡的張愛玲
--張愛玲百歲誕辰紀念感言
2020，中國的庚子年，是張愛玲百歲冥壽的紀念年。華人圈包括中國大陸照例湧現出各種有關她的紀念文章、專題討論等活動。以張愛玲作品在漢語文學的地位看，這是恰當也應該的。
但筆者注意到，相當多談論張愛玲的網文係東拚西湊而成，掃描某些博主的文章，我敢說他們未曾認真、耐心地讀過張愛玲的大部分作品、書信及探訪等第一手資料。
那為何這些博主能洋洋灑灑寫出那些深受廣大“張迷”喜愛的張愛玲話題網文呢？這就該拜當今的互聯網、搜索引擎之賜了。流行博主寫文章，大抵可基於其希望表達與渲染的話題，利用關鍵字進行全網搜索，找到合乎自己需要的內容，然後裁剪、拚貼。因此，要寫出流行文章，基本條件是學會關鍵字搜索與“COPY & PASTE”，加之一點點網絡營銷技巧（參見拙作《如何“經營”微信公眾號》），若該博主還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那簡直就可成“某網站名博”了。
看官或以為筆者刻薄，此實乃予網絡閱讀中的“切膚之痛”。前段時間看到牆內“今日頭條”推送一篇有關魯迅母親的熱文，題為《魯迅生母：一手培育周氏三傑，為何魯迅病逝後她說“死得不算冤”》，太吸引眼球了！我還以為是最新考古發現魯迅線索--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現楊開慧同誌藏著牆壁內的書信。可掃視幾眼，發現標題是裁取魯母原話之後部分，典型的“標題黨”行為了。這也罷了，可文中主旨卻強調魯母如何破除科舉迷信，毅然送兒子遠離故鄉到南京讀新式學堂的壯舉，這就證明該文作者不僅是沒通讀《魯迅全集》，就連魯迅去南京求學的那幾篇相關文章也未研讀過。當年魯迅不考科舉，最重要的是家道中落，沒錢，耗不起科舉折騰。而新式學校費用低，加之一個周家族人叔父輩在該學堂任教。事實上，後來魯母還曾讓周作人參加過一次秀才縣考，隻不過落榜......
作為張愛玲，類似的“美麗誤會”也不少，試舉兩例：
【她是名門之後，貴府千金，卻驕傲地宣稱自己是一個自食其力的小市民】
這段陳述的每句話基本都是事實，但卻文意嚴重誤導讀者。現在看，大家都認為張愛玲是“名門之後”，但在她生活的年代，這個“名門”卻不算是什麽光彩的事情。其實隻要簡單回憶一下：在49年後的中國，誰家父輩祖輩曾任國民政府高官，你認為他們是“名門之後”呢，還是“前朝餘孽”之後？雖然，國民政府對待前朝官吏沒有新中國那麽強悍手狠，但李鴻章在當時普通人眼裏就是個投降派賣國賊，一個割讓領土、簽訂密約、收刮民財的千古罪人。至於張愛玲祖父張佩綸更是一位沒實幹能力的“清流”官吏，這從民國時期的野史小說可見一斑。張愛玲的祖上，在張愛玲生活的年代，實在不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在四十年代報刊有關張愛玲的介紹中，如僅用“前清官吏”之後，就算上對她公平了。絕不會有美化她是“名門之後”的說法。也正因為此，張愛玲才盡量不談自己的家族往事，自食其力呀......直到晚年，張愛玲在其解說家庭照片的《對照記》一書中說自己的祖輩：“他們隻靜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裏，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每個中國人，臨死前，麵對一個從不知曉的未來，總不免要回想自己的過去、自己的父母和祖先，即使宣稱對自己是最沒有思鄉情節的中國人張愛玲而言，也不例。她最後補充：
我愛他們。這是一句壓在張愛玲心底幾十年的話。
【張愛玲參加中共上海第一次文代會，身著旗袍，看到其他女作家都穿著列寧裝，就下定決心離開這個國】
這段說法也是流傳在右派群體中非常有影響力的“段子”。似乎張愛玲洞若觀火、冷靜思考而毅然出走。這是一種有意無意地以結果來推測過去的宣傳做法。事實上，當年最終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絕大部分考慮的是如何融入新社會，建設新中國。國民黨政府在戰後幾年的表現，可謂民心喪盡，除了極少數與國府卷太深的讀書人外，絕大部分選擇了留在大陸。甚至遠在海外的那些高級知識分子，也是想方設法遠涉重洋回到祖國。他們都希望從此開始建設一個民主、富強和均富的新中國。我們可以開出一長串這樣的名單，如著名時事評論家《觀察》主編儲安平先生，他當年就極為冷靜地判斷：國民政府是自由多少的問題，共產黨是有無自由的問題。但他還是留下來了。最主要的原因無非是不願意背井離鄉，而希望留下了建設家鄉、建設國家。哪怕犧牲自己這代人，如果能換來後幾代的幸福也值得。而相比以前的國民黨政府，中共在對西方列強的態度上讓廣大知識分子揚眉吐氣。體製內的中共黨史專家楊奎鬆先生舉過一個例子：在美國的化學家傅鷹先生解放初毅然回大陸，動因是1949年解放軍渡長江的時候，炮擊不聽警告的英國軍艦紫石英號。打了英國人，中共不僅不道歉，還接連發表言論痛斥英國政府，這讓還在美國的傅鷹覺得特別解氣。因此，留在大陸、回歸大陸是當年知識分子的主流選擇。
具體看張愛玲，她也曾做過巨大的努力來適應新社會。從時間上梳理，張愛玲是1950年的7月24-29日，在夏衍的關注下，參加首屆“上海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的。當時的張愛玲身穿旗袍，外麵罩著有網眼的白絨線衫，坐在會場的後排。此處大會夏衍為總主席；梅蘭芳、馮雪峰為副主席（藍色字體引自張惠苑編《張愛玲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下同）。隨後，她隨上海文藝代表團去蘇北參加了兩個多月的土改工作，回滬後在上海《亦報》上主筆“街頭雜寫”，該報則以“張愛玲先生”為之撰稿的招牌吸引讀者。而她的《十八春》正在上海流行，一直到1951年2月11日才連載結束，轟動一時。更有意思的是，1951年11月4日至1952年1月20，張愛玲以梁京的筆名發表連載小說《小艾》，這是部反映“勞動人民”新舊社會不同的故事，張愛玲出國後從未主動提及，後被研究者發掘。這說明，從她獨自身著旗袍參加文代會，到她申請到香港大學繼續讀書的至少一年半的時間裏，張愛玲在一直努力融入新的環境，隻是不太成功。除了她對新社會所要求的勞苦大眾題材不熟悉外，還有新政權對於民間媒體、出版物的逐步侵蝕與限製，使得張愛玲無工可做、無文可發。改革開放後張愛玲姑姑張茂淵在接受張愛玲研究學者司馬新先生的書麵采訪說：（張愛玲）1952年去香港的思想起源是當時在滬沒有工作機會。這才是根本。
當然，有關張愛玲“看不慣不能穿旗袍而出走”的那段說法也不是沒來由，張愛玲弟弟的晚年回憶錄中有這樣的描述：
那年（1952-筆者注）8月間，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區，急急忙忙到卡爾登公寓找她。姑姑開了門，一見是我就說“你姊姊已經走了。”然後就把門關上了。
我走下樓，忍不住哭了起來。街上來來往往都是穿人民裝的人。我記起有一次她說這衣服太呆板，她是絕不穿的。或許因為這樣，她走了。走到一個她追尋的遠方，此生再沒回來。
張子靜和姐姐的關係一般，他使用了“或許”來猜測姐姐的出走之謎，而被一群右派寫手渲染稱張愛玲的慧眼如炬看透中共本質。委實可笑。其實，如果當年上海有關部門在文藝戰線的政策落實好一些，夏衍同誌對張愛玲更關心一點，比如讓她參加上影擔任編劇，有個正式工作。也許，張愛玲就留下來了。
台灣有位研究張愛玲的作者曾批評某些寫手與讀者“隻看評論，不讀文本”。她批評的是哪些人？識者自知。其抨擊的現象更是活生生的現實。試問，我們今天看到的那些宣傳張愛玲的流行網文中，有幾位是悉心研讀過張愛玲大部分作品與書信的人？不就是從各個評論張愛玲的文章中東拚西湊而成嗎？如此一來，流弊叢生，待你看到的“張愛玲”就是經過這些寫手咀嚼、剪裁過的張愛玲了。
因此，如對張愛玲有興趣，讀罷此拙作就即刻尋讀張愛玲文字。如果還喜歡，接著捧讀她的談訪、書信和友人回憶；不喜歡，也沒關係。這不代表您沒文化，畢竟張愛玲並非中國文學的全部。但，葉公好龍，轉發那些似是而非的“張愛玲”網文，恐讓這位文壇的祖師奶奶在太平洋彼岸底聞知而駭笑吧？
就我個人而言，是蠻喜歡張愛玲作品的，八十年代知道她的大名，九十年代才看到書，退隱職場後才開始慢慢細細品讀她的小說、散文和書信。張愛玲的文字透著女性特有的敏銳與男女都罕有的冷峻和睿智--這些都完美地集合在她一個人身上，近百年來的女作家中恐怕隻有蕭紅可與其媲美吧。我為張愛玲平生未能實現其“天才夢”、在西方文學界“比林語堂還要出風頭”而扼腕歎息；為她未能過上“一種幹脆利落的生活”、後半生還輾轉流離而黯然傷神；當然，也為她免遭同時代才女蘇青的命運而額手稱慶。
在她百歲冥壽之際，寫幾個字略表景仰。作為一個中華文字的閱讀者，活在這紛亂的世上還不太寂寥，因“幸虧有她”。
2020.09.16-29為紀念張愛玲冥壽百歲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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