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黑匣子。
關於黑匣子的一直以來眾說紛紜，除了最核心的問題即為什麽中國一直沒有向蘇聯提出索要黑匣子外，甚至還有人說256號專機上根本沒有黑匣子，例如蔣健在《以訛傳訛的256號專機黑匣子》一文中就提出：”中國1970年從巴基斯坦買入的那批三叉戟客機，既不可能安裝FDR(Flight Data Recorder，飛行數據記錄儀)，更不可能安裝CVR（Cockpit Voice Recorder，駕駛艙通話記錄儀）“。可惜的是，蔣健先生無視康庭梓、時念堂、孫一先等多人的證詞，主觀地認為”英國航空局當時並未強製要求安裝CVR”、”40多年來，從沒有任何中國人說見過此類設備”，所以”所謂的256號專機黑匣子純屬以訛傳訛！”蔣先生這裏犯了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航空局未強製要求安裝CVR，不等於說專機上就一定沒有安裝；就算”40多年來（蔣先生沒有聽到）中國人說見過此類設備“是真的，也並不一定專機上就沒有。
事實上，認為256號專機上沒有黑匣子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除了蔣文中引用的康庭梓、時念堂、孫一先等多人的證詞，康庭梓在《真相：專機副駕駛親曆”九一三”》一書中還詳細記述了當年巴基斯坦教官講授黑匣子使用的情形：對巴方教員講解黑匣子這一課的情形，至今我還記憶猶新。對新型飛機的設備，自己身為飛行員，在思想上特別注意它們的性能與使用方法。當教員講到黑匣子的使用方法時，除了講解它的基本性能外，在如何使用黑匣子的問題上，竟什麽都沒有講，隻是簡單地提醒大家，隻要飛機發動機在工作的情況下，黑匣子就會自動打開，在飛機駕駛艙內，沒有任何開關可以控製黑匣子的工作。”如果飛機上沒有黑匣子，巴基斯坦教員是不會講解這一儀器的。維基百科的三叉戟飛機性能說明上也說，三叉戟還是第一批配備飛機數據記錄儀的飛機，記錄儀能夠記錄飛行的13組參數。也就是說，256號專機上至少配備了航空數據記錄儀FDR。前克格勃頭目紮格沃茲丁在接受澳大利亞記者彼得·漢納姆采訪時也表示，黑匣子找到了，但是鑒定時沒有發現飛機與地麵的通話。
為探求事實真相，2012年1月5日舒雲請澳大利亞莫納什大學亞洲研究係孫萬國教授代為電話訪問了漢納姆。漢納姆表示黑匣子本身沒有提供太多有用的信息，大多數時間沒有聲音，因為飛機屬於60年代生產的設備，黑匣子裏的錄音機和錄音帶的質量都不好，錄製時間亦甚短。漢納姆本人並未能聽到原始錄音，但根據他所采訪的克格勃人士的轉述，錄音帶裏麵並沒有聽到林彪、葉群或林立果的聲音，也沒有機上打鬥的聲音。因此，就算最後找到256號專機上的CVR，可能也不能一舉破解專機失事之謎，更有價值的反而可能是飛機上的FDR。
中國官方長期以來沒有向蘇聯索要黑匣子，可能和長期以來對航空專業知識缺乏了解有關。孫一先在《在大漠那邊》書中就提到：”關於飛機上的‘黑匣子’，許大使沒有向蒙方提出索要。因為我方人員完全缺乏這方麵知識，而國內來電中，也沒有提到此項要求。”康庭梓也說連專業飛行員對黑匣子都缺乏應有的重視：”就我本人在飛三叉戟飛機的日子裏，從沒有主動向地勤保障人員詢問過黑匣子的工作情況，連想看一看黑匣子外觀的好奇心都沒有，每天都在研究與飛行駕駛技術有關的課題，忽略了隻有在萬一的情況下才用得著的設備--黑匣子。” 蔣健在《以訛傳訛的256號專機黑匣子》一文中指出，雖然英國航空局早在1965年7月就要求新飛機必須配備飛行數據記錄儀FDR，我國1982年才以空軍司令部司科字第45號文件規定“1985年後，我國所有飛機都要裝飛行數據記錄儀”，比英國足足晚了20年。
中國政府長期不索要黑匣子也和國內政治形勢有關。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對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幹部平反翻案不同，鄧小平主政後一直堅持不給林彪翻案。1981年中國官方為建國後曆史定調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把利用文革禍國殃民、製造十年浩劫的責任一股腦地扣在了”以林彪、四人幫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身上。林彪不但和“四人幫”捆綁在一起成為了文革的罪魁禍首，排名還在作惡多端的“四人幫”之前。在”林彪不能翻案”的大前提和”曆史問題細節不深究”的方針指引下，雖然民間對九一三事件幾度掀起研究熱潮，官方卻在壟斷了幾乎全部史料的情況下閉口不談，沒有披露任何有價值的信息。少數官方學者的研究成果也沒有超越9.18通知的官方結論，而是基本停留在為9.18結論辯護的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選擇不向蘇聯索取256號專機黑匣子的做法就不難理解了。既然官方已經定論，黑匣子這樣關鍵的證據要回來就變成了一個燙手山芋：如果要回來分析得出的結論和官方結論不一致怎麽辦？如果證明林彪不是叛逃呢？如果飛機失事是被前蘇聯導彈擊落，中國要和俄羅斯抗議、索賠嗎？更麻煩的是，萬一黑匣子透露出任何有利於”陰謀說”的證據，麵對這種無可辯駁的鐵證，豈不成了官方的曆史醜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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