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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有一天，小雨在《光圈》（Aperture）雜誌讀到一組紀念性文章，文章裏介紹了一個叫索爾·雷特（Saul Leiter）的攝影師，當時紐約的MOMA正在舉行雷特攝影回顧展。索爾一直生活在紐約，他就出生在這裏。但那時他早已去世了。索爾是最早用彩色膠卷拍攝紐約的攝影師，比威廉·埃格爾斯頓（William Eggleston）用彩色攝影從事嚴肅創作還要早許多年。但是，由於索爾一直默默無聞，生前幾乎沒有發表過自己的作品，因此可以說對於彩色攝影的影響幾乎為零，這樣埃格爾斯頓被稱為彩色攝影先驅倒也名至實歸。攝影對於索爾更多的是屬於私生活的一部分，但他又不像南·戈爾丁（Nan Goldin）和荒木經惟（Nobuyoshi Araki）直接用鏡頭公開展現自己的私生活。索爾一生都在拍攝紐約這個他生活的城市，但是他自己的個人生活從來沒有進入過他的紐約攝影的鏡頭裏。這怎麽說呢？他生活在紐約，他拍攝紐約就是他的個人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他的私生活啊。索爾的職業是《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的文字編輯，這個職業收入不錯。和《時尚芭莎》藝術總監阿裏克斯·布羅多維奇（Alexey Brodovitch）相識，談不上要好，後者倒喜歡索爾拍的那些紐約彩照，因此將他的作品介紹給攝影聯盟的創始人斯德·格羅斯曼（Sid Grossman），斯德和當時美國攝影界的泰鬥愛德華·史泰欽（Edward Steichen）又是好友，於是索爾的作品被推薦給了史泰欽。可是，史泰欽的攝影理念相當保守，堅持認為彩色攝影不能表達嚴肅內容，因此將之拒於主流之外。他不喜歡索爾，但介於老友的情麵，還是挑選了五幅索爾的作品，在當年的群展“年輕的陌生人”（Always the Young Stranger）中展出。展後沒有引起任何反響，索爾也再未公開發表過自己的作品。然而，在有限的熟悉索爾的少數藝術家中，普遍認為索爾是一名攝影天才。在他的欣賞者中，就有當時已經大名鼎鼎的尤金·史密斯（William Eugene Smith）。在尤金18歲那年，他的父親自殺了。尤金的父親原來是一位成功的糧商，後來生意破產，在一家醫院的停車場開槍自殺，但當時沒有死，被送進醫院。為了搶救，尤金給自己的父親輸血。那時輸血是直接把導管連接在兩個人的身上。所以，當尤金的父親死時，尤金的手臂上還連著父親的輸血導管。這件事對尤金精神上的打擊非常大。他從大學退學，隻身來到紐約，在紐約的《新聞周刊》（Newsweek）工作。但不久被解雇，因為他固執地使用小型照相機。當時，主流應用的是中畫幅相機和大畫幅相機。這樣的相機拍出的照片更加精美，被認為是嚴肅的。小型相機這時剛誕生不久，被認為是玩具。隨後，尤金進入了大名鼎鼎的《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在《生活雜誌》做攝影師是許多攝影師的夢想。可是，尤金在這裏經常因為選擇照片的意見分歧和編輯發生爭吵。在23歲那年，他憤然辭職。辭職時編輯說，他是在自毀前程，並警告尤金如果他離開了這裏將永遠不能再回到這家世界上最著名的圖片雜誌社了。但尤金還是走了。後來，他在攝影泰鬥史泰欽組織的“人類家庭”（The Family of Man）攝影展上以一張《通向天堂之路》（The Walk to Paradise Garden）榮獲大獎，名聲鵲起。這讓他最終又回到了《生活雜誌》。回到《生活雜誌》並不容易，他是在三次拒絕了雜誌社的邀請後才回來的。在這裏，尤金完成了一係列攝影史上的經典係列紀實作品：《智子入浴》（"Tomoko Uemura in Her Bath" ），《鄉村醫生》（Country Doctor），《助產士》（Nurse Midwife），《化學王國》（The Reign of Chemistry），《西班牙鄉村》（Spanish Village），《一個慈悲的人》（A Man of Mercy），……。尤金是個大個頭，身材高大，肌肉發達，但精神極不穩定，神經質，酗酒，並且不善理財，開銷很大。他曾被著名馬格南圖片社（Magnum Photos）邀請加盟，但幾乎把馬格南攪翻了天，差點兒讓這個世界最著名的紀實攝影圖片社破產，最後又被請出了馬格南。尤金極為自負，和所有人的關係緊張，隻有一個例外，那就索爾。索爾是他一生的好友。尤金從事黑白攝影，索爾拍彩色照片。但尤金當時已經敏銳地意識到了彩色攝影的重要性。比索爾更早的埃利奧特·波特（Eliot Porte）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也曾嚐試過用彩色攝影進行創作，但他們隻是把色彩當成一種視覺造型，而索爾是用彩色膠片記錄和表現一個有色彩的現實世界，因為他相信一個真實的世界一定是一個有色彩的世界。這樣，在同一個世界裏的一對好朋友，他們眼中看到的世界卻是兩個不同的世界。尤金認為黑白之間的灰是世界的本質，而索爾認為色彩才是真實的，世界隻存在於形色的表象之中。在默默無聞的日子裏，索爾每天上班下班，在街頭拍照，喝咖啡，聽收音機，看書，寫作，有時看看電視，偶爾參加朋友的聚會，但很少發表觀點。索爾的父親是一位猶太律法學者，曾經給索爾留下一部他寫的書，《被少數人關注》。知道這本書的人極少，但索爾把它像《聖經》一樣一直放在身邊。索爾的一生生活穩定富足，有一個妻子，沒有小孩。
可是就在索爾48歲的一天，他突然對尤金說，想去瑞士的俾爾茨堡，拍攝這座城市。尤金是《生活》雜誌的一名攝影記者，走遍世界，去過太多的城市，但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俾爾茨堡這個名字。這倒並不奇怪。世界上的城市成千上萬，怎麽可能都知道呢。但是尤金聽到索爾的話後，反應相當奇怪。這位常年奔波於世界各地的攝影師沒有鼓勵從來沒有走出過紐約的這個有些自閉症和抑鬱症的中年男子走出去看看世界，而是當即苦勸他不要去。但索爾不久之後，竟不辭而別。
最終，索爾在一場離奇的事件中死在了俾爾茨堡。
俾爾茨堡從此成為尤金心中的一個結。直到1978年，尤金才終於來到了這座城市。俾爾茨堡，阿爾卑斯山腳下的一座安靜的小城，當風從山脈深處吹出來，掠過城市之後，夜晚的俾爾茨堡就變成一塊化石，連犬吠的聲音也沒有了。
那時，尤金已經是一個60歲的老人啦，身體非常差，看著像80歲。來的路上，他仍然在想，一個美國的攝影師常年拍攝紐約，是有可能有一天突然對東方產生強烈的迷戀，於是拋家棄子，一個人去了中國的北京，上海，西安，杭州，太原，洛陽，或者，雲南的大理，香格裏拉；也可能是日本，東京，大阪，北海道，名古屋；韓國的首爾，慶州；越南的西貢，河內；泰國的曼穀，清邁；尼泊爾的加德滿都，帕坦；緬甸的仰光，曼德勒；印度的德裏，阿格拉，齋浦爾，克久拉霍，孟買，加爾各答，班加羅爾；但也可能他喜歡中東，那麽就去了伊拉克的巴格達，巴士拉，摩蘇爾，納傑夫，亞述；伊朗的德黑蘭，伊斯法罕，設拉子，馬什哈德，卡尚，波斯波利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特拉維夫-雅法，海法；或者東西文明交匯點的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伊茲密爾，安卡拉；非洲，他當然可能想去非洲，埃及的開羅，亞曆山大，吉薩，阿斯旺；南非的約翰內斯堡，東蘭德，德班，伊麗莎白港，開普敦；摩洛哥的卡薩布蘭卡；利比亞的的黎波裏；突尼斯的首都突尼斯城；索馬裏的摩加迪沙；如果醉心拉美風情，那麽墨西哥的墨西哥城；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巴西的聖保羅；古巴的哈瓦那；牙買加的金斯頓；哥倫比亞的波哥大；秘魯的利馬；智利的聖地亞哥；烏拉圭的蒙得維的亞；當然一個美國人也完全會對歐洲有一種更自然的親切感，巴黎；倫敦；羅馬；維也納；柏林；斯德哥爾摩；聖彼得堡；莫斯科；裏斯本；伯爾尼；日內瓦；赫爾辛基；哥本哈根；華沙；布拉格；雅典；威尼斯；維也納；巴塞羅那；馬德裏；瓦倫西亞；阿姆斯特丹；布達佩斯；佛羅倫薩；薩爾茨堡；奧斯陸；布魯塞爾；維爾紐斯；塔林；都柏林；慕尼黑；利物浦；裏昂；……。太多了，數不過來了。尤金感到氣惱，但為什麽偏偏會是他媽的一個誰都沒有聽說過的俾爾茨堡，俾爾茨堡呢？
當走進俾爾茨堡的一刻，尤金感到震驚，眼前看到的是一座如此平常的小城，幾乎毫無特色，筆直的街道，柏油路麵，咖啡館，麵包房，小客棧，酒吧，餐館，小雜貨店，郵局，一座天主教堂，和教堂辦的醫院，所有的房子都是磚砌成的，都不高，市政廳的樓頂有一個圓形鍾表，在下午三點，從那裏傳出的鍾聲在整個城市的街道回蕩，街上空無一人，這時一輛老舊的公共汽車，從尤金眼前經過，他終於看見裏麵坐著幾個枯萎的老人，麵無表情，沒有人抬眼看一看這個陌生的遊客。
在一家四壁掛滿照片的小餐館，尤金用顫抖的手戴上老花鏡，走到照片前，把頭湊近去看。所有的照片都是這間小店和小店所在的這條街道，尤金看到在過去10年、50 年、100年間，這條街上的一切幾乎沒有一點變化。一切幾乎沒有一點變化。隻是早期的影像有些模糊、失真，但那不是時間作用的痕跡，而是由於相機和鏡頭製造技術的不佳造成。一輩子看過數量浩繁的照片的尤金在心裏說著：這是一個多麽可怕的城市啊！看過之後，他收起花鏡艱難地走回自己的座位，坐了下去，像是塌陷，仿佛一下子徹底衰老了。肥胖的老板娘親自端上她為尤金推薦的土豆濃湯。濃湯裝在一隻荷蘭製造的瓷碗裏，碗旁放著一隻瓷勺，尤金哆哆嗦嗦拿起瓷勺，舀了一勺冒著熱氣的濃湯，向嘴邊送去，而就在這時，湯勺一下落在了地上，一小勺湯飛濺出來，勺子碎了，尤金的身子歪過來，一頭栽到地上。正在微笑著準備詢問自己的客人，是否對自己的濃湯感到滿意的老板娘，看到這樣的場景，嚇得用手揪住了自己的耳朵大叫了出來。她看見倒在地上的尤金雜亂的耳毛，突出的喉結，像石頭一樣的身體，和一隻布滿褐色老年斑的大手。她以為這個穿著一條可能從來沒有洗過的牛仔褲的美國糟老頭，死在自己的店裏了。
回到紐約，尤金再次突然昏倒，這一回，他真的死了。
在索爾遇難後，尤金才知道，去俾爾茨堡時，索爾根本沒有帶上他的那台幾乎從不離手的徠卡相機。那是索爾用了一輩子的徠卡M3，手工上卷，沒有測光。這對於一名攝影師而言是多麽的不同尋常。
“也許是意味深長的。”在俾爾茨堡下午三點鍾的街頭，尤金突然想到：“攝影已死！”是啊，今天它貌似無處不在，而這正是說明攝影已死。索爾生前曾說：“當每個人都在攝影時，就不存在攝影了。任何真實的東西一旦進入照片，就立刻變得虛假。但也許，真實根本就不存在。”
那天觸動小雨的是，在整理索爾遺物時，尤金發現了大量的已經拍攝過，但還沒有衝洗的柯達膠卷，它們裝在一個黑色的口袋裏，從膠片桶標記的時間來看，索爾在開始街拍時就已經這麽做了。這說明，它是深思熟慮之舉。盡管這是一個快速和即時的時代，是一個誇張的時代，網絡之上到處是鋪天蓋地的誇張的視覺衝擊、聽覺衝擊和文字衝擊，但毫不誇張地說，小雨震驚得呆住了，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之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反複在想那整整一口袋沒有衝洗的膠卷。那裏麵都照了些什麽呢？有一次，他突然想到這就像心中無數沒有說出的話一樣啊！不是沒有來得及說出來，而是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那麽這些膠卷裏照下的就是無法用圖像表達出來的景觀了。
應索爾妻子的要求，這些膠卷和那台索爾心愛的沒有測光的徠卡M3隨索爾一同下葬了。尤金懷著矛盾的心情辦妥一切，但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裏，在夜深人靜的晚上，輾轉反側，追悔不已。
從此之後，小雨反複的想改用膠片拍攝，幾次嚐試，幾次放棄。但那時膠片已經十分稀少，不僅昂貴而且衝洗相當麻煩。於是他又決定用拍攝膠片的方式拍攝數碼，不看屏幕，隻看取景窗，不在中途查片，控製拍照數量，也就是少拍，多看，多想，回家不馬上瀏覽、處理那些照片。而是讓它們留在相機裏或硬盤中，等待。但發現這根本做不到。拿著一台數碼相機卻閉上一隻眼皺著眉頭看取景窗，這還勉強能做到，而拍過之後不去回放，不馬上看看這些照片，這……，怎麽說呢？於是這才明白，時代已經徹底地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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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本博司說：“任何虛假的東西，一旦進入照片就變得異常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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