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ind Capital
八
調桌的機會是隨著少年班在全國掀起的熱潮而來的。天才少年寧鉑的事跡給科學的春天裏的老師們打了一針興奮劑，他們可能認為全中國還有很多孩子都是將來的寧鉑，如果不拔一下這些幼苗，是很可惜的。學校裏開始鼓勵學生跳級，期中考試擔負了一項額外任務——挑選跳級的後備學生。
我沒有想過跳級，本來朋友就少，跳級不就更少了。但是，我的筆頭比我的腦袋上進，居然考了全班第一。尤其是數學，我居然作對了附加題，全年級隻有我一個人作對了。附加題裏的事兒發生在解放前，一位老工人的工資按月結算，已知資本家給老工人每小時的工資，沒有休息日，問老工人一個月掙幾塊大洋，按四舍五入算。其他人都把多於半塊大洋的錢四舍五入為一塊大洋，而我則認為資本家不會那麽大方，應該舍去。結果我是對的，資本家總是惟利是圖的。
沒有人想到一個坐在最後排的新生考了全班第一。我被納入了年級重點培養對象之列。班裏另一位是劉誌強。學校給我們倆發了四年級的教材，讓在下麵突擊學習，準備參加全市跳級選拔考試。我的座位問題也得到了楊老師的考慮。我被調到了第二排，終於可以直著腦袋聽課了。楚紅英就在我的側後麵，說話很方便。
由於考試成績突出，學校給我布置了另一項任務——幫助後進學生。我覺得很不情願，因為後進同學不一定願意被幫助，比如錢進。但是我還是選了錢進，本來就玩兒得比較好。
我媽還是比較了解我，他認為我既不是先進學生，也幫不了後進學生。她就去找楊老師說。我知道她是怕我被壞學生拖累。楊老師說：“學校不僅教書，也育人。先進幫後進，是全市教育係統的統一行動。幫助後進學生，不僅不會影響先進學生的成績，還會培養他們的道德情操。你不想讓孩子成為一個學習好而品德不好的人吧？”我媽隻好閉嘴了。
事實證明，我媽的擔心不是多餘的。我和錢進的幫助組合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瞎逛、瞎玩和瞎樂上。我們倆鑽遍了附近所有的廠子。方便的時候，會帶點零碎東西出來，找收廢品的換錢花。然後去學校附近的食堂買肉盒兒和燒餅吃。肉盒兒不經常買，太貴了，一毛一個。燒餅便宜，五分一個。我覺得把錢都花在零食上不劃算，建議買小人書。錢進也沒意見，雖然他更喜歡吃。買了小人書，就沒有那麽多錢買吃的了，他就買烤糊了的燒餅吃，黑糊糊的，二分一個，他照樣吃得津津有味。
對於錢進的學習，我也不是沒有上心，但是不得不放棄。任何書本上的話，在他腦子裏停留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個燒餅在胃裏的時間。拿二簡字來說，使用了一段不長的時間後，又廢除了，語文課也就跟著改來改去。這對於錢進是一種折磨，二簡字和非二簡字好不容易揉在一起，再挑出來忘掉。國家的國，二簡字裏寫作口，在書寫中比口腔的口要大一圈，要不然無法區分。錢進好不容易掌握了正確的口家的寫法，又改回了國家。但他似乎好不容易寫習慣了，或者手懶，還是把國家寫成口家，隨他去吧。
錢進的最大愛好就是看電影。附近的單位放電影，我們都不會錯過。不過我跟他興趣不一樣。我喜歡看國產打仗片兒，外國電影裏的人有時候不大分得清。他喜歡看外國片兒，比如《列寧在十月》、《寧死不屈》。他說中國電影不好看，裏麵的女演員都太土氣，外國電影裏的女演員洋氣，奶子還大。
跟錢進看電影很好玩兒，有時候他的反應很有趣。該哭的時候，他可能笑。該笑得時候，他還笑。我懷疑這個家夥沒有淚腺。而且他的思維總是在男女之間耍流氓的事兒上轉悠，他說小白鴿肯定喜歡少劍波，而不是楊子榮。
錢進很快就帶我擴大了瞎逛的範圍。我們把範圍拓展到了城市北邊的市工人文化宮，在那裏看見一些穿喇叭褲的年輕人在敲打演奏鼓、號等樂器。我們給文化宮門口的女工人塑像戴了一頂農民的白毛巾裹頭。錢進說隻要有工農兵塑像，農民肯定是女的，因為農民就是給工人操的。錢進是聽他媽說的。他媽是河南要飯過來，嫁給他爸的。
我們甚至走到了城市南邊的郊縣野地裏，看到了湍流的滏陽河。這使我想起了石家莊的滹沱河。原來每一座城市都有一條大河。我們在河邊看見一頭公驢，錢進邊拿棍子拔拉驢雞巴邊講了一個真事兒。附近有一個老頭，專門偷割驢雞巴，炒菜吃，後來以流氓罪被抓起來了。
跟錢進在一起的時光總是很快樂。他有一個別人沒有的本事——能使人忘掉學習。我不但沒有把錢進的學習帶進步，還把跳級考試忘得一幹二淨。我媽發現了這一苗頭，督促我別忘了跳級考試。我不得不把心收一收，把精力轉移到書本上。
但是錢進這種朋友就像傳染病毒一樣，一旦沾上，是很難甩掉的。在發現我要奮發學習之後，他拿了一個手電筒來找我，說帶我去一個神秘的地方。那個地方在學校的西麵，在學校的西牆和麵粉廠之間。那裏是一片樹林，亂草有半人高。在學校裏麵看，西牆很高，太陽每天都是從西牆落下。從外麵看，這堵牆更高。
“周圍都有單位，這裏怎麽這麽荒涼呢？”我說。
“我聽我我我爸說，這裏原來是一片荒，荒，荒地，槍斃人，人，人的地方。麵粉廠是後搬來的，用不了那麽大地方，所以這個地方就一直荒，荒，荒著。”錢進說。
他帶我穿過樹林，到了東南角，有一個圓形碉堡一樣的水泥怪物。我問：“這是碉堡嗎？”
“這是防空洞，可以防原子彈和氫彈。”錢進說。
“這一定是毛主席修的，他來過冀南，記掛著這裏人民的安全。”我說。
“不是毛主席修的。我爸他們修修修……。”錢進糾正說。他很為他爸的八級鉗工驕傲，準備長大了，作為工人階級的一員接他爸的班。
“是你爸他們修的。那也一定是毛主席命令修的。”我等不了他把話說完。
水泥碉堡上有一個小門，門上有一把大鎖。錢進把大鎖使勁一拽，鎖就開了。我對他的特異功能感到驚奇，他笑了，說鎖是壞的，又幾次把鎖拉開鎖上。我突然明白錢進為什麽帶著手電筒了。在那扇門打開之後，是一串通往黑暗的台階。我的心裏充滿了好奇和恐懼。
通向下麵的台階真長啊，手電筒照不到底。沿著台階下去，是一條狹窄的通道，錢進毫不猶豫地鑽了進去，看起來他對這裏很熟悉。我緊緊地跟著他，怕走丟了。錢進好像有天生的方向感，七扭八拐之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寬闊的通道口，能容一輛卡車開進去。錢進把手電筒的光線向上慢慢掃過去，上麵有一行字：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走過寬闊的通道，是一個空曠的大廳。錢進介紹說大廳是開會的地方，這裏的回聲不大，因為牆壁是疙疙瘩瘩的。大廳的上方就是學校的操場。我問錢進怎麽認得道路，他用手電筒照了照通道上方。拐角處都有文字和箭頭指示。
跟錢進在一起的兩個月是我轉學後最快樂的時光。我父母當時忙於大幹四化，以追回萬惡的“四人幫”搗亂而損失的時間，所以沒有時間管我。有一天我快樂得忘了在傍晚拉開蜂窩爐的火門，導致我弟弟不能按時吃飯。當我激烈地和我媽強嘴時，我爸媽發現了一個比火門更加嚴肅的問題：我口吃了。這可把他們嚇壞了，馬上當著我的麵討論原因。我媽認為是轉學給我造成的心理壓力所致，我爸認為是跳級預習造成的，艱難的課程給我帶來了心理壓力。他們爭論得麵紅耳赤。我說：“我沒有心理壓力。錢進是結巴的。”
我跟錢進的友誼在期末考試前結束了。我媽不準我再跟錢進玩，學習就更管不他了。我媽說她去跟楊老師說。我不怪錢進，他是一個好朋友。為什麽別人跟他玩就沒事，偏偏就我沾染他的口吃？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應用題，在我弄明白之前，還是先應付期末考試吧。
九
暑假來了，各個地方張貼的毛主席畫像明顯少了，收音機裏在批“兩個凡是”。我不知道什麽是兩個“凡是”，隻知道在我們家裏，凡是我媽說的，都是對的。我媽對我下達了明確的任務，包括幫她從幼兒園接弟弟，打開火門，甚至幫我爸買生啤酒。
我在新學校的第一個學期沒有當上三好學生。我認為學校欺生，我爸同意我的觀點。我媽認為我的思想有問題，不反思自己。她覺得我是一個易受環境幹擾的孩子。她希望我能跟好學生作朋友，這樣就能受好的影響。我知道她是真的以“德智體”三方麵的“好”來定義“好學生”的。這就首先排除了家屬院裏的同齡孩子，他們學習都不好。隻能在班裏找。我這個時候才發現：能夠成為朋友選項的好學生很少。一個班五十人，好學生很少，大部分都是不好不壞。方立中不是好學生，他的德和體很好，但是學習一般。劉誌強是好學生，但是我很煩他。蔣麗麗是好學生，但是她不愛跟同學說話，有點看不起人，我還是不要自討沒趣。所以隻剩下楚紅英了。
楚紅英自己找來了，她家離我家不遠。她還帶來了兩本《李自成》小人書。她真是知道我喜歡什麽啊。但是在我家待了一會，她還不走，我已經亟不可待地想打開小人書了。我突然覺得自己很不夠朋友，這是人家紅英的小人書，我還希望人家快走。我把家裏唯一屬於自己的抽屜打開給她看，裏麵有我的個人財產：收藏的小人書，沒用過的圓珠筆和鉛筆，一把用圓珠筆芯和氣門芯做的呲水槍，一把用鐵絲和自行車鏈子扣兒做的手槍。她對這些都沒興趣，隻是稍微翻了翻小人書，說：“你這些書，我哥都有。”
紅英帶來了毽子。我們在家屬院裏踢了會兒毽子。她踢得真棒，連踢幾十下都不會落地，而且還時不時地兩隻腳倒換著踢，甚至跳起來把左腳繞到右腿後麵踢。她的後腦仿佛長了眼睛，毽子無論飛到哪裏都能踢起來。可是我最多連十下都踢不了。男女同學真的玩兒不到一起去。我說我自己找時間練練，然後再一起玩兒。她說第二天還來找我，讓我今天把小人書看完，明天她帶新的來。
在紅英走後，我的心飛到了崇禎年間的商洛山中，小人書中李自成起義軍的生死存亡牽動著我的心。隻有等紅英第二天帶來故事的發展了。我記著對紅英的承諾，自己在院子裏練毽子。一個男孩子練女孩子的技能，自然引來麻杆兒的嘲笑，他叫我去踢球。我們前幾天在他家裏看了阿根廷世界杯足球賽，他們家的九寸黑白電視是家屬院裏最早的電視。麻杆兒被阿根廷人的激情所感染，立誌成為一名足球運動員，為國爭光。我沒有那麽遠大的理想，就以去幼兒園接弟弟為借口，回絕了他。
我媽對我一天的表現很滿意，因為我有了讓她放心的好學生朋友。我忘了把打回來的啤酒放到涼水桶裏鎮上，她也沒有批評我。啤酒的熱度絲毫沒有影響我爸喝酒的興致。
紅英第二天上午又來了，帶來了兩本新的《李自成》小人書，說她哥一次隻讓拿兩本，還得把昨天那兩本拿回去。我們倆又在院子裏踢毽子，讓麻杆兒看見了。他可能是擔心女孩兒把我帶得娘們兒氣，又叫我去踢球。我當然得跟來找我的好學生在一起。他領著幾個孩子去了，並扔下一句成語“重色輕友”。紅英走後，我趕緊在成語詞典裏查了一下，沒有查到。回來問我爸，他說重色輕友就是貪戀美色，拋棄朋友，比如《西遊記》裏的豬八戒就是重色輕友，總想著高老莊裏的媳婦兒。我覺得麻杆兒這個評語太過分了，跟女孩子玩兒、不跟他玩兒就成豬八戒了。
我想還是避開麻杆兒和家屬院的孩子們。當紅英又帶來兩本新的《李自成》的時候，我提議去她家玩兒。她很高興，沒有問為什麽，說他哥哥剛好不在家。
我們到了紅英家，她家住的筒子樓。她爸有一個大書架，上麵擺滿了書。我抽出來《三國演義》和《水滸》看了看，前麵有畫兒，都是豎版的。
紅英給我看她的相冊，裏麵很多演出的照片。她也有一張小時候戴著毛主席紀念章的照片，旁邊配著天安門、鮮花和一行字：朵朵葵花向太陽。我想起了老家的槐花兒。紅英看我停在朵朵葵花上，打趣兒自己說：“我媽說我小時候可醜了，象個男孩。”我仔細看了看她，現在也象。
我真正想看的是她哥的小人書。在得到了我絕不亂翻的保證後，紅英從床下拉出一個大紙箱子。打開這個箱子的時候，我的眼睛暈眩了。紅英的哥哥是天下最富有的男孩子，裏麵滿滿的都是小人書。小人書攤兒也沒有他的多。書都做好了分類，在側麵用不同顏色的彩筆在不同位置畫了色帶，作為區分的標記。比如《李自成》，就是用綠色在靠近書背兒的地方畫了一條一厘米寬的色帶。紅英說你別亂翻，別動下麵的。可是我怎麽能忍住亂翻的衝動呢？下麵有《敵後武工隊》成套的革命故事，《神筆馬良》等童話係列，《後羿射日》等神話係列。在我貪婪地翻看小人書時，紅英認真地在看她的《十萬個為什麽》。在同一間屋子裏，我們兩個象一個魚缸內的兩條金魚，各遊各的，都很快樂。
紅英的哥哥突然回來了，出乎她的意料。她哥很生氣，衝著紅英大吼：“誰讓你帶人亂翻我的東西！”紅英想辯解，叫了一聲哥，眼淚就出來了。我知道自己做錯了，傻站在旁邊。她哥把我推到一邊，坐下來開始把書放回箱子。我說了一聲“對不起”，聲音小得我自己都聽不見，也沒有跟紅英說話，就出門了。在回去的路上，腦子裏閃過紅英的眼淚，心裏非常難受。天很熱，我卻一點汗也沒有出。
晚上，麻杆兒來叫我一起去看電影，說是打日本鬼子的《鐵道遊擊隊》，結果演的是《五朵金花》。我的情緒更壞，就回來了。我爸倒是不奇怪我回來了：“你沒聽新聞嗎？中國和日本剛簽訂了友好條約。”可是他一聽改放《五朵金花》，踏勒著拖鞋就往外跑，被我媽吼回來了。
連著一個星期，紅英都沒有來。我想找她去，又怕遇見她哥，隻能在學校和他們家附近轉悠。我的運氣並沒有自己盼望得那麽好，始終沒有見到她。
麻杆兒又來叫我一起去看電影，這次是抗美援朝電影《英雄兒女》。但是紅英沒有來，我很失望。王成犧牲的時候，我的眼淚很自然地流了出來。王政委把這一不幸的消息告訴了王成的妹妹王芳，王芳悲痛得倒在了政委的懷裏。看得我太難受了，鼻涕跟眼淚一起出來了，我不得不撩起背心來擦。這時，一塊手絹兒從後麵遞過來，原來是紅英。她什麽時候來的？
紅英並沒有理會我疑惑的眼神，說：“明天上午我去工人文化宮，你來，好嗎？”
眼裏還噙著淚，我使勁點了點頭。心裏感到一陣溫暖，真想抱住她，就像王政委抱住王芳一樣，我感到了我們之間的溫暖親情和高尚友誼。
紅英是一個上進的女孩兒，到文化宮是去唱歌，張老師在那裏輔導學生。他說那天我走了之後，她爸狠狠地訓了她哥，並把他的工人文化宮圖書室借書證給了紅英，讓她帶我去圖書室借書。
紅英練唱歌的時候，我自己拿著借書證去了圖書室。令人失望的是，裏麵都是給大人看的書，沒有小人書。終於找到還算適合我的雜誌《少年文藝》，裏麵有童話和科普故事，但是讀著有些吃力。不過我認為我也應該看一下大孩子們看的書了。麻杆兒已經開始看外國小說了，象《牛虻》、《魯濱遜漂流記》。有的外國小說書店都買不到，還得手抄，他跟我說他在抄《曼娜回憶錄》。我不喜歡外國小說，外國人的長名字一超過四個字，看著就難受。
我借了兩本《少年文藝》，就開始在文化宮裏瞎逛。我想起跟錢進看過的那些吹號打鼓、穿喇叭褲的樂隊，也許他們還在。我趴在那間屋子的窗台上，隔著玻璃向裏看。今天沒有樂隊，樂器都堆在屋角。屋裏坐了一圈年輕人，有一個長頭發男的在唱歌，他的懷裏抱著一種沒有見過的樂器。那一定是吉他，麻杆兒給我講過，外國歌手唱歌都用它伴奏。
他的嗓門好大啊，隔著玻璃聽得很清楚，他在唱一首沒聽過的歌，歌詞裏有青海青、黃河黃。吉他真是一個神奇的樂器啊，好像琴裏麵還藏了一麵鼓，他能彈出帶勁兒的節奏。他的嗓子很粗糙，讓人想起砂紙，這種嗓子可以唱歌嗎？歌可以這樣唱嗎？唱歌，不是都象張老師、楚紅英和蔣麗麗一樣嗎？
屋子裏聽歌的人們好像沒有我的質疑，他們都聽得很認真，唱完後使勁地鼓掌，然後圍著歌手說話。人群中的歌手仍然牽著我的好奇心，尤其是他那一頭長得過分的頭發，耷拉到了後背，比楊老師那樣的女幹部發型都長。後麵有人拍我，是張老師帶著紅英來了。
張老師跟歌手認識，他們是中學同學。張老師管他叫毛人兒，他的濃密的頭發、胡子和汗毛都顯示出這是一個十分恰當的名字。在聊天時，毛人兒的手依然在吉他上撫摸著，仿佛那件樂器是一個孩子。紅英對吉他也很感興趣，不斷地問關於吉他的問題。張老師讓紅英為毛人兒唱一首《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紅英唱得還是那麽好，可是毛人兒說他不喜歡，說張老師教學生的那一套太守舊了。紅英的臉微微有些紅，這種評語出乎她的意料。張老師有點不高興了，反問他該怎麽教。
“我也說不好。”毛人兒說：“讓李曉文唱一首吧。咱們聽聽。”
紅英唱得都不好，我怎麽敢唱。我知道自己嗓子不好，隻是喜歡唱歌。紅英鼓勵我，給了我獻醜的勇氣。我唱了一首大家都會的《小放牛》。唱得太緊張了，唱完了，手心裏都是汗。
“歌，就應該這樣唱。”毛人兒的讚揚令我惶恐，我慶幸自己沒有唱跑調。“你願不願意跟我學唱歌，學一個假期？”
這是一個意外的提議，毛人兒可能是想拿我當教學實驗。我對毛人兒那種唱法沒有多大興趣，但是對吉他太有興趣了，我也想在吉他上敲出那種令人激動的節奏。我看了看張老師，她點頭表示讚成。
紅英也很興奮。不單是因為我們可以結伴去文化宮，她還有了大膽的設想——將來我們倆一起演出。她說這個提議的時候，臉上洋溢著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