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5日早晨，北京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上，一位男子孤身一人站在坦克前麵，用血肉之軀阻擋了整個坦克車隊的前進。這短暫的一幕，剛好被美聯社記者Jeff Widener看到。那一刻，他正從北京飯店的某個房間的窗口向外張望。來不及多想，他趕緊把望遠增倍鏡裝在相機的鏡頭上，緊接著連按了三次快門。89民運中最著名的照片《坦克人》就這樣誕生了。
“天安門和坦克”這一組合因6.4成為敏感詞。用穀歌和百度搜一下會發現，穀歌給出的都是6.4前後，天安門附近的坦克和《坦克人》的圖片，而百度顯示的是曆年閱兵中，坦克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檢閱的場景。政府刻意回避89民運，幾位已故最高決策人的家人，也竭力甩鍋，為他們推卸6.4的罪責。國內網絡對89民運的全麵封殺，使得中國年輕的一代，對三十一年前發生的6.4知之甚微。
縱觀曆史，動用坦克鎮壓民眾，6.4不是唯一的一次，但6.4中坦克直接碾壓民眾，實屬罕見。1932年，美國退役軍人在首都華盛頓聚集，要求補發一戰中的軍人津貼，示威活動持續了兩個月。最後，麥克阿瑟用坦克來鎮守街口，但坦克並沒有參與驅散民眾。1953年，東德工人罷工。駐守蘇軍直接動用坦克鎮壓，打死51人。在以往所有的類似事件中，唯有6.4的死亡人數不詳。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枚文革像章上有天安門和坦克。由於6.4的緣故，我多少有點驚訝。有天安門的像章千千萬萬，有坦克的像章也不稀奇，但兩者皆而有之的卻很少見。這類像章大多出於軍隊，它表達了陸海空三軍對領袖的忠誠。“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黨指揮槍”，是中共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法寶。如果學運的組織者充分認識到這一點，見好就收，我想，6.4慘案也許是能避免的。
89年，我在讀研，自然對學潮很關注。那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他任總書記時，平反了不少冤假錯案，深得民心。後來因老人政治，他被趕下台。出於對他遭遇的同情、對他清廉作風的崇敬，以及對當時腐敗、官倒的不滿，北京的學生在他去世當天就有集會和悼念活動。第二天4月16日，星期天，我們學校就有人組織起來，聲援北京的學生，南京的學潮從此也拉開了序幕。胡耀邦的去世，是點燃89民運的導火索。
隨後的一星期，全國的學潮此起彼伏，並在胡耀邦追悼會舉行的4月22日達到高潮。接下來事態的發展，有幾個重要的日子值得一提。政府方麵，4.26社論，把學潮定性為動亂；5月20日，北京戒嚴。學生方麵，4月23日，學自聯成立；4月27日，開始要求與政府對話；5月13日，一百多名學生在廣場開始絕食。雙方在4月29日和5月18日進行了兩次公開對話；5月19日，趙紫陽去廣場看望絕食學生。
李鵬宣布戒嚴的第二天，我乘火車去北京集訓。5月22日中午抵達北京，我就直奔天安門廣場。若大的廣場上，各色帳篷星羅棋布，裏麵住的大多是外地來京的學生。廣場上到處是垃圾，環境衛生極差。四周有不少大幅標語，我印象深刻的，是天安門城樓附近的橫幅“討李滿天下”。那天下午，天空灰蒙蒙的，遠處白底黑字的標語和近處的淩亂，使我感到十分壓抑。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台階上，我仿佛麵對的是一幕塵封已久的曆史畫麵。 在廣場上，我還買了兩個紀念章，它們值得我永遠珍藏。
由於時局動蕩，集訓草草收場，我於5月28日離京。上了火車，發現車廂裏空蕩蕩的，幾乎沒人。過了一陣子，來了一隊又一隊的學生，當時隻要有學生證，就可以上車。這些學生當中，有不少還戴著我們學校的校徽。他們都沒有行李，兩手空空，不知道他們來北京多少天了，吃住在哪裏。入夜，有些男生爬上行李架，躺在上麵睡覺。返校後的四天內，我參加了兩次遊行和一次集會。學運已持續了50天，政府與學自聯互不相讓，僵持著。 6.4慘案就發生在學運的第51天。
回顧6.4，我想，如果鄧小平沒有誤判形勢，認為學潮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他就不會動用軍隊；如果李鵬真的襟懷坦白、袁木不那麽圓滑，與學生以誠相待、平等對話，就有可能共同商議解決問題的方案；如果其他領導人也能和趙紫陽一樣去廣場看望學生，並且不要說：“我們來了，但太晚了”，廣場上的學生也許很快就會撤離；如果學潮的領導者能看清現實、提出切實可行的目標，並以同學們的生命安全為重，那麽，89民運就不會被推到萬複不劫的境地。
6.4慘案發生後，民間要求為其平反的呼聲從未有間斷過。若有哪位領導人能尊重事實、順從民意，為6.4平反，我想，這足以留名青史。31年過去了，江澤民沒有做到，胡錦濤也沒有做到，習近平更不可能做到。但願在下一個30年，我們能見證這一天。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