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ind Capital
一
我在老家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毛主席逝世了。在柳林堡小學，也許整個柳林堡村，也許整個梨園公社，我是最難過的人，因為我的理想破滅了。我的理想是給毛主席當警衛員。
理想是長在童心裏的秘密，它隻在我的夢裏出現過。長大後，我當上了毛主席的警衛員。在他老人家通宵達旦幹革命工作的時候，我背著槍在門口站崗。我戴著南方人那種頭巾裹成的漂亮頭蓋，後麵拖著能遮住後腦勺的屁簾兒，這種裹頭的式樣比我姥娘家——河北滹沱河男人那種武工隊的老土式樣好看多了。褲腳打進緊繃的裹腿裏，武裝帶刹在腰間，腰間別著手槍，手槍上係著紅綢子，就像電影《楓樹灣》裏的趙海山。趙海山在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時，一定也給毛主席當過警衛員，要不然他怎麽能進步那麽大，從一個不識字的農民成長為了不起的委員長。當朝霞映紅我毫無倦意的臉龐，毛主席從屋裏走出來，左手叉腰，右手夾煙，用湖南話親切地問我：“小鬼，瞌睡了吧？”。
當班主任衛愛英在班上帶著哭腔宣布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時，水泥課桌後麵的農村孩子們被這一突如其來的巨大新聞震住了。教室裏沒有交頭接耳，出奇的安靜。黑板上方毛主席的麵容依然莊重，目光依然慈祥。我的心裏感覺很難相信，比鐵墩兒說他爸爸跟毛主席握過手還難以相信，直到第二天，學校舉行了毛主席追悼會。 九月上旬末的下午是秋老虎橫行的時候，天悶熱，老師和學生站了一操場。
哀樂響起，學校的尹校長就開始哭了，他是在學校開會時引用毛主席語錄最多的人。尹校長是柳林堡少有的高中畢業生，他能將報紙上艱深的政治理論用柳林堡的土話生動形象地講給學生。比如，他曾經在會上說同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不能草雞。（草雞是是認慫的意思。）
毛主席帶走了一個七歲男孩兒的理想。作為一名剛剛加入組織的紅小兵，我的心裏充滿了失落。失去了理想，我感覺自己跟鐵墩兒、長果兒、楊花兒、槐花兒這些群眾同學沒有什麽區別。
在尹校長的帶領下，一些老師和學生不再壓抑悲痛的心情，操場上飄滿了陣陣抽咽聲。我的失落在抽咽聲中不斷累積，終於變成了難過。我能感到大顆大顆的眼淚滑出眼眶，滴到我的嶄新的紅領巾上。鐵墩兒、長果兒、楊花兒、槐花兒這些人隻是哭喪著臉，都沒有哭。這些沒有理想的人，毛主席的逝世不會讓他們掉一滴淚。楊花兒家的兔子死了，槐花兒還哭半天呢，她倆是雙生兒。我變成了跟他們一樣沒有理想的人了，想到這裏，我已經開始抽泣。
操場上哭聲越來越大。我又想到了自己的身世：在我還沒斷奶的時候，蘇修妄圖侵略中國，城市人口疏散，我被父母從冀南市送到石家莊鄉下姥娘家，跟父母長期分離。要不是毛主席，說不定他們早侵略中國了，我連姥娘家都待不了。如果蘇聯人占領了中國，中國人都得起蘇聯名字，鐵墩兒就得叫鐵墩兒斯基，槐花兒就得叫槐花兒娃。想到這些，我再也控製不住自己，開始嚎啕大哭。衛老師把我摟到她的胸前，她一定是看我哭得太可憐了。這使我更加傷心。
那天傍黑時，我一個人去了村北的河邊。這是從西邊來的滹沱河，夏天暴漲的河水已經慢慢退去。很久以前這條河常年水流飽滿，傳說劉秀在這裏沾滹沱河的光而逃過了王莽的追殺，後來因為上遊修了水庫，隻有夏天會發水。河上有座大鐵橋，火車經過時，隆隆作響，整個村子都能聽到。我知道向北的火車是開往北京的，北京是首都，所以這座鐵橋很重要。老人們說鐵橋一直都重要，日本鬼子侵略時，還在橋南頭修了炮樓，槍眼兒還在。
橋上正在過一列貨車。每節底座上的東西都被厚厚的帆布蓋著，一頭翹得很高，很像是大炮，就跟電影《鐵道衛士》裏演的一樣。我想那一定是大炮，解放軍的大炮，拉往北京的，為了防禦蘇修和美帝的侵略。他們知道毛主席去世，一定會趁火打劫的。我的後背和胳膊上起了一層雞皮疙瘩，傍黑有點涼。我坐的旁邊就有一個大坑，據說是頭幾年架設高射炮時留下的。河邊也許又該架高射炮了，保衛鐵橋。
我在河邊一直坐到太陽落到橋下，又落下河。當夕陽在西麵消隱的時候，我第一次思考了死亡這個沉重的詞。原來人都要死的，無論偉人還是普通人。人死了，世界上再發生什麽，跟死去的人就沒有關係了。
毛主席的去世並沒有給我的同學們的生活帶來任何影響。追悼會以後，他們還是照常上課，照常玩耍。鐵墩兒還是每天彈玻璃球兒，他的右手拇指的指甲蓋兒都彈爛了。長果兒還是每天去打豬草，他家的豬總是比別人家的能吃。楊花兒她爹又弄了兩隻兔崽子，槐花兒每天忙著伺候它們。對他們的麻木，我感到很不理解。偉大領袖去世了，難道對他們沒有絲毫震動嗎？他們不擔心蘇修和美帝侵略嗎？他們不擔心台灣國民黨反動派反攻大陸嗎？他們不擔心國內“地富反壞右”分子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嗎？
我認為自己的擔心是有道理的。我是村裏唯一的每天認真聽水塔上的大喇叭廣播的孩子。當然，大喇叭正對著姥娘家，不聽也得聽。不聽大喇叭的孩子，當然不會有跟我一樣的擔心。我也跟他們說不著。
柳林堡雖然不大，但是還是大到大人們有自己的世界。他們忙於上工和上班，沒有人注意到一個孩子對於時局的擔心。隻有舅舅似乎看出了小英雄之類小人書已滿足不了我的胡思亂想，拿回來幾本《華北民兵》打發我。我很喜歡最新的一期，皮兒上是雄赳赳氣昂昂的工人民兵隊伍，在天安門廣場上巡邏。
我的擔心找不到解答的人，也沒有人可以傾訴。這使得我對柳林堡這個地方深深地失望。尹校長的爹尹老頭說石家莊市本來應該叫柳林堡市，通往山西的石太鐵路最早是計劃從柳林堡修的，據說現在有的山西人還管這條線叫柳太線。柳林堡本來是京漢線和石太線的交叉車站，因為開工那年的水太大，修橋的官兒叫盛宣懷，為了省修橋的錢，就把車站往南移到了一個叫石家莊的村子。說不定，盛宣懷也是對這個地方很失望。
緊接著而來的是一些無法解釋的怪現象。小學裏時興起了一種猜拳遊戲，石頭剪子布，看誰先寫完“天下大亂”四個字。長果兒家臨街的房子外牆上的宣傳標語還沒寫完，差一個字，寫標語的人病了，停在“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沒有“底”。水塔上的大喇叭壞了，很久沒有修好，每天聽不到新聞了。在一個安靜的院子裏吃飯，讓我很不習慣。家裏的大公雞也越來越怪，膽子越來越大，竟然把頭伸到我的碗裏搶麵條吃。
這些怪事兒讓我不安。我不得不每天跑到橋邊觀察，觀察通往北京的鐵路上的火車。沒有了大喇叭，這是一個七歲的男孩子在柳林堡和北京的唯一聯係。火車還在照常走，客車、貨車不斷，但是河邊的大坑裏並沒有架設高射炮。這使我焦躁。舅舅要拆掉七月份唐山地震時在院子裏搭的防震窩棚，我強烈反對。舅舅說：“地震的勁兒過去了。”我說：“說不定還震呢。”屁股上雖然挨了一腳，但是窩棚沒拆。
思想上的負擔使我變得跟兔子一樣沉默寡言，這引起了周圍人的注意。姥娘以為我身體不舒服，在麵條鹵子裏多加了雞蛋。舅舅提前了院子裏棗樹的打棗時間，並叫我一起打。衛老師帶我去鄰村小學交流，回來獎勵我一個五分錢的圖畫本，這種本子的紙很硬，最適合疊飛機。槐花兒克服了地主出身的膽怯，頻繁地邀請我去她家看兔崽子。連小氣的鐵墩兒也大方地把他珍藏的《少兒革命歌曲選》借給了我，允許我抄寫歌詞。可是我的興趣不在雞蛋、棗、紙飛機、兔崽子和革命歌曲。
大喇叭用了一個月才被修好，“四人幫”剛好被粉碎了。修好的大喇叭音量更大，播放的音樂更加激昂有力。好多新歌啊，耳朵都感到應接不暇。最振奮人心的一首歌曲，是憤怒聲討萬惡的“四人幫”的，歌曲在結尾處高喊“打倒王洪文、打倒張春橋、打倒江青、打倒姚文元”。和著這些合唱的有力節奏，吃飯也得勁兒，能多吃一碗熬菜。
壞人被抓起來了，一切恢複了正常。長果兒家臨街的房子那麵的宣傳標語寫完了，寫標語的人病好了，補上了“底”字。尹校長就“天下大亂”的猜拳遊戲專門開了大會，命令同學們停止寫“天下大亂”，改成“天下太平”。大公雞也老實了，我可以坐在院子裏安心地吃麵條，在大喇叭裏的新聞和新歌的陪伴下。
大喇叭裏天天播送揭批“四人幫”的新聞。“四人幫”的滔天罪行證明我的擔憂不是多餘的。要不是“四人幫”這些壞人給毛主席搗亂，他老人家至少能活一百歲。幸虧華主席繼承了毛主席的遺誌，及時地粉碎了“四人幫”，國內外反動派都沒機會了。我的心也放肚子裏了。隻是姥娘沒有更多的雞蛋加到鹵子裏。棗也打完了，一年隻有一次。圖畫本用來疊飛機，已經被撕光了。兔崽子長得很快，大了，隻會拚命吃草和拉粑粑，不好玩。少兒革命歌曲還沒有抄幾首，書就被鐵墩兒要回去了。
這一個多月的經事兒，讓我把柳林堡的人看透了。外麵天大的事情，也不會過他們的心。他們隻會舉著胳膊喊兩句口號，但是內裏並不關心毛主席和北京。這個村子本來就是這樣，小日本兒打過來的時候，村裏的後生，一個參加八路軍的也沒有。隻有尹校長的爹當過地下交通員。村裏的孩子還吃日本兵給的糖。這個村子最待見的是絲弦兒戲。我有點兒看不起柳林堡了。幸虧它是我姥娘家，不是我真正的老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