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命的大學二年級
大二了。從這時起，武大開始實行“學分製”。就是把課程分為必修課和選修課兩大類，並對每門課賦予一定的分值。每學期開始各人自行決定選學哪些課程，隻要你修滿了學分，就可以畢業了。這種製度給學生很大的學習主動性和選擇的空間。在修完必修課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能力和愛好選修一些自己認為有用的課程，甚至外係的課程。
對我而言，提前畢業沒有什麽意義。而且那時候好像除了組織上特別挑選了極少數人出國留學的人會提前畢業外，也沒有聽說有誰申請提前畢業的。所以更多的情況是大家都在盡自己的能力多學一些課程。這和十幾二十年後的學生盡量少學習，拿夠學分混到畢業，以便騰出時間來談戀愛和上網玩遊戲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希望能盡量多學點知識，將來總是會有用的！但人的精力也很有限。該怎麽安排呢？於是，我把要選修的課程分為三類：第一類必須牢牢掌握，考試成績要在九十分以上，即“優秀”；第二類隻要求七十五分以上，即“良好”；第三類要求更低，學習的目的隻是有所了解而已，六十分以上就行，即“及格”。其實，一門課如果你隻要求及格，根本就不用花多少時間。這就叫“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作為”。這樣一來，我不僅能騰出時間去好好學那第一類課程，也能分一些時間多學幾門需要有點基本了解的課程了。
四年來，我選修的課程包括實驗課在內一共有四十四門。大二期間每學期選了八門課，大三期間每學期選了十門課，包括計算機係的“計算機組織與結構”和空間物理係的“概率和數理統計”。由於我對每門課的要求不同，所以並不覺得太累，隻是在時間安排上遇到一些困難。由於我選課太多。每周上課節數超過了三十六節。也就是說，即便所有的課程安排都能剛好錯開，也仍然還有幾節課是衝突的。係裏的輔導員擔心地問我：“你選這麽多課能有時間聽嗎？”但我心裏算的是另外一本帳：從大一起，我就采取了在假期把下學期的課程先預習一遍的策略。對每門課的難易程度，在什麽時候會遇到難點需要仔細聽，什麽時候會比較容易可以馬虎一下甚至可以不聽，已經了如指掌。當兩門課有重疊時，我知道該放棄哪一個。譬如，某一天的上午第一節到第三節上免疫學，第二節到第四節上計算機，這樣第二節和第三節課就衝突了。一般情況下，我是頭兩節上免疫，到晚上再把別人的筆記本拿來看看第三節講的什麽。第三、四節盡早趕去上計算機課，在課前趕快把別人的筆記本拿來看看。就這樣，一上午就上了六節課。如果那天我覺得免疫學講的內容可能會有點難，而計算機的課比較容易，就把後者放棄，僅僅抽空把同學的筆記本借來看看就夠了。本來這門課就隻要求了解一下就行了嘛。
四年來，雖然我考試的平均分在班上不是很高，大概隻在五到七名吧。但我選修的總學分不知道是不是學校裏最高的，至少在係裏我一定是最高的。更重要的是，在我們畢業後的幾年實踐中，事實證明我選的某些課程確實是有用的。以至於學校在對畢業生進行回顧性調查後，給後來的學生增開了“生物數理統計“的課程。
大三時，我抽空到在空間物理係的張崇武那裏玩。當他聽說我一個學期選了十門課時大吃一驚：“嘿嘿，我一學期隻選四門課就足夠學分了，選那麽多幹什麽？”我搖搖頭，如果僅僅是為了攢夠學分，我根本沒有必要這樣花力氣去上課啊！
在大二發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病毒專業從生物係裏分了出來，單獨成立了病毒係。那時候病毒係裏還就隻有一個病毒專業，幾年後才增加了分子生物學等其它專業。這樣，病毒係的學生一下子從生物係的“驕子”變成了被“排擠”的對象。當上生化課時，明明沒有多少學生，教室也足夠大，但每次教生化課的老太太都一定要把我們從前兩排趕開，讓生化專業的同學們坐在最前麵。把我們氣得不行。
而在病毒係，我們則成了寶貝。我們是中國第一屆病毒專業的學生，老師們真是關愛有加。含到嘴裏怕化了，捧在手裏怕摔了。大二時我們要去東湖春遊。老師們答應了，但條件是不要坐船，特別是不能全班乘一條船。聽到這個要求，同學們都哈哈大笑起來。那天，我們在東湖玩了大半天。下午，大夥都累了，看著東湖對岸的武漢大學，七嘴八舌地說：“坐船回去多好！上岸就到，何必再彎一大圈回去呢？”於是大家不由分說地找了三條船。班長和書記也說不過大家，隻好跟著上了船。還沒到對岸，就看見輔導員站在岸邊正黑著臉看著我們。班長心裏開始發慌：“你們看看，要挨罵了啊，都是你們要坐船的。”果然，船一到岸邊，輔導員就把大家訓了一通。看來真的是怕我們掉到水裏啊！
從大二起，我們進入專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學習。在我的心裏，上大學，並不是僅僅多讀了幾本書，而是學習思考問題的方法、態度甚至科研的道德。也就是古人所說的““授人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大學幾年來，老師們實事求是的作風給了我極其深刻的印象，對我後來幾十年的科研工作帶來很大的影響。
上生物課的是熊全鄢老師。她不僅敬業，對待真理的態度更讓人欽佩。有一次，她在課堂上談到“耳朵聽字”。那是一九七九年三月，報紙上登載了關於四川農村的一個小孩唐雨會用耳朵聽字的故事。這則新聞在全國掀起了一陣風波，在當時社會上這是爭論得很厲害的一個新聞。那時的熊老師對此事根本不屑一顧，在課堂上把它猛批了一通，大家也覺得很自然。誰知幾個星期後，熊老師再來上課時，她詳細地介紹了她們實驗室為兩個據說能用耳朵聽字的小孩進行了嚴格的測試：在一個密閉的房間裏，不許和任何人接觸，用四台攝像機從不同角度監視……。結果雖然還不夠穩定，但能“聽字”的結果是不容置疑的。熊老師非常誠懇地說：“我以前是根本不相信耳朵能聽字的，而且現在我也無法解釋這個現象。但我是一個科學工作者，我必須屈服於事實，向真理投降！我承認我以前說錯了！”當熊老師說這番話時，所有的學生都在安靜地聽著，為她那尊重事實的態度所折服。雖然最後的結果不得而知，也雖然若幹年後，耳朵聽字和氣功一起，被於光遠之流的“科學家”按照政治的需要被批判了一通，並且政府也不許再進行研究和討論，但熊老師對真理，對科學的態度在我心裏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並對我一生的科研生涯影響極大
在上大學的過程中，我除了要克服年齡大帶來的困難外，還要設法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努力節省每一分錢。每當放假的第一天，我就到各個寢室去收集別人用剩下的墨水瓶。丟掉純藍墨水，因為用它寫的字時間長了會退色。把藍黑墨水合並起來，就足夠我用一學期了。而最頭疼的是沒有筆記本。到大二下學期，我用來做筆記本的廢紙已經用完。好在小樊又從廠裏帶出來一大包車間用的記錄單，反麵是空白的，這解決了我在後兩年記筆記的用紙。班上其它同學大多是買的精致的硬殼本做筆記，並且買了好多參考書。四年後大學畢業時，幾乎每個人都拎著一大箱子參考書，和一大包精致的筆記本。而我用在工廠期間從牙齒縫裏節省下來的三百多元度過了四年的大學生活，沒有買一本參考書。考試前，教科書和筆記本就是我複習的全部資料。
從一九七九年起，全國進入平反高潮，各省市接待站裏天天都是來申冤叫屈的。一個又一個觸目驚心的冤假錯案叫人慘不忍睹。湖北省衛生防疫站這個僅僅隻有二、三百人的單位，文革中就有五、六個人自殺。年輕人看到“五朵金花”和“天仙配”這樣的電影，可能感覺是充滿愛情的滋味。而文革後我們這代人再來看它們，腦海裏想的卻是：演“金花”的楊麗坤被逼成了神經病，唱黃梅戲的嚴鳳英自殺了還要被剖開肚子……。何其殘忍！現在，不僅死去的人需要平反，還有大批活著的急需平反，解放出來，恢複工作！
爸爸此時雖然已經上班，但還沒有平反，仍然是帶著“帽子”工作。所以心情非常鬱悶，常常在家裏發無名火。媽媽退休後，家裏買了一台九英寸的黑白電視。那時候電視節目不多，到九點多就結束了。但每天晚上可以看看新聞，還能學習英語。我和小林每天晚上就坐在電視機前學學英語。一天，我們正在跟著電視學英語，爸爸和小林不知為了一點什麽小事吵了起來。爸爸大發雷霆，連我也一起罵。我早就習慣了，一聲不吭。而小林不吃他那一套，鄙視地說：“你就是個家老虎，隻能在家裏賭狠。上班憋了一肚子火，在家裏發算什麽本事？有本事到單位去鬧！”一席話把爸爸氣得七竅生煙。但卻是說到點子上。氣得爸爸坐在那裏直喘氣。
夏天，平反終於落到了我們家。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陳丕顯親自過問爸爸的問題，並親筆批示：“……江漢藻的問題不是要落實政策的問題，而是一個冤假錯案必須予以徹底平反的問題。其子女，江淩、江莉琳、江育林和江小林是受株連的家屬，也必須給予肅清其影響……。”批示到了省衛生防疫站，爸爸被徹底解放了，也恢複了職務。站裏還建立了由世界衛生組織（WHO）援建的衛生部出國培訓中心，由爸爸負責。在那百廢待興的年代，爸爸也開始忙碌起來。但心情和以前完全不同，那是滿懷期望、發自內心的忙了。
大二下學期一開學，係裏的老師就正式通知我：平反通知已經送到了武漢大學。消息迅速在班上的同學之間傳開了。在休息時，付向東坐在我旁邊，詼諧地說：“嘿嘿，我們以前看你一聲不吭，還以為你是鄉裏來的，原來你是教授的兒子。班上幾個知識分子的子女其實就是大專院校領導幹部的子弟。你才是真正的大教授的後代！”
晚上，我又開始做那已經做過多少次的惡夢：一個人從櫃子裏取出我的戶口，獰笑著把它撕成碎片，碎片在天空中飄著。我一個人孤零零地站在光禿禿的山頂上，有一間小茅草屋。一個獰笑著說話的聲音從空中傳來：“你要在這裏過一輩子！一輩子！！一輩子！！！”我猛然驚醒，渾身都被冷汗濕透了。發現原來是一場夢，真的好慶幸啊！真的希望不要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了。能不再發生嗎？
爸爸平反後，膽子大多了，也敢跟在美國的叔叔嬸嬸寫信了。他們聽說爸爸平反了，我和小林上了大學，感到非常高興，說要送給我和小林每人一個計算器。巴掌大的計算器現在看來不算什麽，就是隨便打開電腦，上麵可能都會附帶一個計算器。可在當時，這可是很稀罕的東西。我和小林都高興壞了。誰知爸爸專門給叔叔寫了一封信，說要給小林買個好些的，給我買個簡單的就行了。於是，當我收到包裹，打開一看，是一個隻能做加減乘除的計算器。我失望極了，這對我完全沒有用啊。晚上放學回家，小林正拿著很高級的計算器在玩。我拿出來這個小計算器丟給媽媽：“你拿去買菜時用吧，這玩意還沒有我心算快！我要它做什麽？”說完我就到房間裏看書去了。那一晚，每個人都沒有說一句話。
結 婚
上大學以後，每周日我去漢口小樊家一趟，她每周三來武昌我家一趟，就這樣來回的跑。很快，我就過了三十歲，第二年，小樊也滿三十了。大一下學期的冬季，婆婆去世。在去參加她的追悼會時，大娘娘把我拉到一邊，挺認真地對我說：“育林啊，事業要抓，但家庭也不能不管呀！生孩子的年齡不能太晚了。一方麵女同誌會有困難，另外還沒有等到孩子成人你們就老了，到時候會感到很累的。不能光看到眼前的困難，不考慮將來呀！”我看著大娘娘，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時候，我根本無法考慮結婚的事情。至少，在經濟上，我完全無力應付。我該怎麽辦呢？
又一個周末，我和小樊晚上在街上邊走邊聊。小樊也明確地顯露出希望能早些結婚的意思。雖然她擔心給我太大的壓力，沒有說的很重，但意思已經很明確了。是啊，他們家就巴掌大的地方，如果小樊不搬出去，她弟弟也沒法結婚。
也許是大娘娘給爸爸打過招呼，當我回家把我們打算結婚的想法告訴爸爸時，爸爸一口就答應了：“行，那就暫時住在家裏吧。給你們住半年行嗎?不過你們要盡快想法找到房子搬出去啊！”想了一下又說：“你的兩個姐姐結婚時，我給了她們每人兩千塊錢辦婚事。你也一樣，就按照這個額度來安排吧。再多我們也出不起了。”這確實是實情。如果我有一點點辦法，我真的會一分錢也不要他們的。但現在……。唉！
於是，我跟小樊商量，把結婚時間初步定在一九八零年春節，也就是大二下學期結束後舉行婚禮。大概還有大半年的時間吧。
小樊和我仔細分析了將來畢業分配的可能性。要想不兩地分居，當然是要盡量留在武漢工作。而在武漢市，搞病毒的單位大多數是在武昌，在漢口除了武漢醫學院外幾乎沒有什麽和病毒有關係的單位。小樊想來想去，覺得還是自己調到武昌來比較靠譜，這樣將來上班不會跑很遠。於是開始著手調動的事。好在她在國營單位上班，又是屬於技術工種，調動起來還不是太困難。小樊先想調到武漢大學，但辦到後來好像有些人緣關係我們不會去疏通，沒有辦成。再後來，遇到她原先車間的書記，現在武昌的濱湖機械廠的一個車間當頭頭。她知道這個情況後，很快就把小樊調到她們廠去了。那是個軍工廠，待遇不錯，離武大也不遠。小樊的這次調動，為我們今後的小日子怎麽過，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於是，結婚進入了倒計時。
但真要結婚，有很多事情要辦。要建立一個家庭，需要很多東西。要有家具，要有各種生活用品。而且如果都去購買的話，需要很多錢。因此要精打細算：哪些必須買，哪些可以暫時不買，能自己動手做的還得盡量動手做。而我正好進入拚命學習的大學二年級，每學期選了很多門課，要花去我很多時間和精力。自己動手談何容易！
七十年代末對老百姓而言，是商品實行憑票計劃供應的最後幾年。除了糧票油票布票外，還有其它很多數不清說不明的票證。首先，各種家用設備如縫紉機、自行車之類都是要憑票的。這些東西我從來就不知道怎麽才能搞到票，但總有人能搞得到手。聽說我們要結婚，中學同學梁華盛的愛人在百貨商店工作，給我們搞到一張縫紉機票。雖然注明是“副品”，但已經很難得了。這台縫紉機在江蘇淮出生後立下了汗馬功勞。小樊的弟弟也給我們搞到了一輛自行車。這樣我上學就輕鬆多了，也能省下時間多做點家務事。其次是結婚必須要有一套家具，這憑結婚證倒可以領取到一些票證，如衣櫃票、床架子票、床繃子票、洗澡盆票、洗腳盆票、桌子票、四張凳子票……，而吃的東西那時已經開始慢慢放開，至少還不是那麽緊張，倒不必動太多腦筋。
爸爸答應把五十年代單位分給他的舊書桌和爺爺原來留下的舊五鬥櫃給我。但由於年代實在太久，需要修理和重新刷油漆。另外，那時的人們結婚都喜歡打一對小沙發再帶一個小茶幾，小樊也希望有一套。這樣，我們就開始修理和自製家具。好在梁華盛是個木工，他自告奮勇地來我家修好了五鬥櫃和書桌。小樊則找廠裏的師傅幫忙做好了一對沙發架子和茶幾，還打了一個小小的書架。我則請廠裏的同事做了沙發的彈簧並進行了熱處理。
這些東西湊齊後，就開始做油漆了。我先買了本書來學習如何刷油漆，然後到街上買了陽幹漆、酒精和哈巴粉，自己調好後就刷了起來。嘿嘿，好像還不是那麽難搞。幾個星期下來，把沙發、書桌和書架都刷上了油漆，還在書桌上麵貼上了漂亮的裝飾板。五鬥櫃則用清漆刷了一下，比陽幹漆好看多了，不過也貴很多啊。最後請人把沙發坐墊做好。所有自製的家具就算完工啦。
自製的家具搞好了，就開始到處跑著看家具。那時候商店裏沒有很多挑選的餘地。即便你看上了某一款，也得先交錢，然後得等一段時間，做好後再通知你來拿。這樣就花了我很多時間，我心裏很著急，但也無可奈何。為了省錢，我們盡量少買家具。連四個板凳也嫌太多，覺得暫時買兩個就夠用了。爸爸聽到後連忙就說：“那多的兩張凳子票就給我們吧，我們想買兩個板凳。”
近一年來，我們幾乎每個周末都在忙著各種準備。小樊負責準備一些床上用品、箱子等。一到周末，我就像銜著樹枝來回飛築巢的鳥兒一樣，把小樊買的各種用品以及床架、床繃子等家具一趟趟地從漢口搬回武昌。那個年代，根本就沒有物流之類的運輸部門，而坐出租車是非常奢侈的事情，連想都不敢想。唯一的辦法就是從公交車裏擠回去。
一天晚上，我拖著小樊買的空箱子坐電車回家，由於太疲倦，在電車上打了一個盹。一眨眼功夫，口袋裏的錢包和月票就被偷走了。我急得大叫起來：“我的月票被偷走了！”售票員根本不相信，還在催著我買票。旁邊有個乘客看不下去，主動掏錢幫我買了張票，算是解決了我的尷尬。等我到大東門下車後，離家還有四站地啊，可我再也沒有錢買回家的汽車票了。隻好扛著空箱子慢慢走了回去，幾乎走到半夜。
暑假期間，我還趕著做了一台小電視機。那個年代，隻有九寸或十二寸的黑白電視機，哪裏有現在這樣的幾十寸的大彩電。而即便那樣的電視機我們也買不起。好在我的無線電基礎還行，就花了十幾元買了個處理的顯像管和一些零配件，請人幫忙做了個木頭盒子，其餘的就自己做了。最後算是做成了一個能看的小電視，為我們的小家增色不少！
最後，還差一個台燈。在當時一個台燈最少也要十幾元。我花一塊多錢買了根軟管和燈架，其餘的就用有機玻璃一塊塊地拚接起來。我的手工活實在不行，隻好跑到工廠，求徐師傅幫忙加工。徐師傅看了這一堆東西，哈哈大笑起來：“行啊”。拿起銼刀，幾下子就搞好了。最後用氯仿一粘，就做成一個漂亮的台燈。徐師傅笑著說：“嘿嘿，還挺好看的嘛！”
那時的人們都比較務實。聽說我們要結婚，同學和朋友們紛紛過來詢問我們需要什麽，以便根據需要買些實用的東西送給我們。我老老實實地告訴他們：我需要餐具和炊具。於是，大家祝賀的禮品有各種規格的蒸鍋、炒鍋甚至還有個牛奶鍋，各種規格的碗筷盤勺、熱水瓶等等。真解決問題啊！
到年底，東西終於一點點地從漢口搬到武昌，其它東西也基本上湊齊了。我真的累壞了，但不論是小樊還是爸爸媽媽，沒有一個人對我滿意。因為我在這方麵投入的時間和精力實在不夠多。而我夾在上學和準備結婚這兩件大事中間，實在是耗盡了精力，筋疲力盡了。就這樣湊合著結婚吧。
一切都準備好了。我們決定在二月十一號（周一，農曆臘月二十五）結婚。當我們去通知親朋好友時，大家都瞪大了眼睛，奇怪地問：“這是你的生日嗎？”“是你愛人的生日嗎？”我們都搖搖頭。他們更奇怪了：“為什麽要定在這一天？無論陽曆還是農曆，好像都是單數啊！”在中國人心目中，雙數才是吉利的數字，而且最好是“八”。因此，幾乎每個人都問我這同樣一個問題。其實，我壓根就沒有想過這一點。我隻是簡單計算了一下：二月九號最後一門考試結束，開始放寒假。十號準備一天，結婚自然就定在十一號，不是很正常嗎？
二月九日下午，考最後一門：英語。我邊考試邊胡思亂想，隻想著快點考完回家。也沒有仔細檢查。最後被扣掉七分，也不知道扣在什麽地方。懶得管它，算了！
晚上，小樊過來了。帶來了糖果：五斤水果糖，五斤酥心糖。我則從學校借來訂書機，我們把糖果裝在一個個紅色的小塑料袋裏，每個口袋裝十粒。用訂書機封口，以便發給大家。又買了二斤西瓜子，二斤葵瓜子，五包香煙。嘿嘿，辦個婚禮應當差不多了吧？
第二天清早，我就開始打掃清潔。小林暫時住到學校宿舍，那間屋就成了我們的新房。我把裏麵的東西擺放整齊，特別把自製的電視機拍了兩下：“明天可要給我掙點麵子，不要出故障呀！”媽媽在廚房裏忙著準備明天來的客人要吃的東西。下午，我趕到漢口。小樊家裏也在忙碌著，不知道從哪裏抬來一個大爐子，還買了很多肉和菜。聽說明天要來幾個親戚朋友，需要擺幾桌酒席。並要由她的幾個同學陪伴著把她送到我家來。我完全搞不清楚結婚有什麽規矩和程序，就糊裏糊塗地聽他們安排吧。
十一號清早，我們早早就起來了。大家把家裏打掃幹淨，一邊擺上一個大桌子，準備請親戚們吃飯用。做飯的大師傅也請來了。那天，小樊在舊棉襖外麵套上了一件大紅的罩衣，顯得非常好看。上午，她們那邊的親戚陸陸續續到了。門口開始變得熱鬧，我心裏也開始變得緊張起來。有個親戚把小樊的衣服拉開看看，估計是想看看她有些什麽好衣服。不料舊棉衣的破袖口露了出來。那個親戚傷心極了，眼淚都要流出來。我看到這個場麵非常尷尬，恨不得鑽到地底下去躲起來。小樊倒很坦然。笑著說：“沒關係。”
十點左右，小樊的幾個好朋友嘻嘻哈哈地到了。這時親戚們開始坐下吃飯，我和小樊則在那幾個好朋友陪同下一起出發。她姐姐在門口放了一掛鞭炮，算是送小樊嫁出去吧。沒有小汽車接送，也沒有自行車隊。我們就邊走邊笑地走到六渡橋，乘一路電車到大東門，再轉十五路公共汽車來到我們家。爸爸媽媽和小林早在家裏忙著，我們一來，家裏頓時熱鬧起來。小小的客廳裏擺了一張大桌子，連轉身的地方也沒有了。大家圍坐在桌子周圍，媽媽在廚房裏像變戲法一樣，一下子端出一個菜來。一會，桌子上就放滿了盤子。屋子裏從來沒有這麽熱鬧過啊！
晚上照例是中學同學來鬧洞房的時間。每個同學結婚時，大家都是晚上去鬧的，我當然也不會例外。不過想想他們結婚時我好像沒有太惡作劇啊，應當不會對我太狠吧？天黑了，同學們幾乎同時到場，小屋子充滿笑聲。自製的電視機也挺爭氣，那天“表現”很不錯。同學們也還算是手下留情，除了叫我和小樊唱歌外，沒有提出太難以完成的項目。大家也都把這當作是一次能在一起聚會的機會吧。
三天的婚假很快就過去了。在之後的兩天，小樊的朋友來過兩次，再就是工廠的徐師傅和劉鬆年了。沒有通知工廠的其他同事，而大學同學壓根就不會想到我還會舉行婚禮，以為我早就結了婚。所以，這婚結得非常清靜。
三天下來，我們清點了一下：由於來參加婚禮的人不多，且大多不抽煙。香煙幾乎沒有抽幾根，糖果也沒發出去多少，瓜子倒是吃得差不多了。我看著這剩下的東西對小樊說：“你明天上班，我們一起把煙和糖給你同事們帶去吧。”第二天，我和小樊一起去濱湖機械廠，想去見見她的同事們。這個廠說是“機械廠”，其實是個製造炮瞄雷達的軍工廠。小樊又是在總調車間上班，進去要經過幾道門衛，管理非常嚴格。門衛問我：“你找誰？”我紅著臉不知道說該找誰，小樊也不好意思說清楚，門衛板著臉擺擺手：“這裏不能隨便進去！”就這樣把我尷尬地攔在大門外麵，隻好叫小樊去給同事們遞煙送糖了。不料那個門衛記性出奇地好。半年後我搬到廠附近住，再去車間找小樊。門衛居然一眼就認出了我，還很抱歉地對我說：“哎呀，不知道你那次結婚，沒有讓你進去，不好意思啊！”那門衛還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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