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故事(二十九)—— 大舅公的兒女們 (下)

果仁來到幺舅公家時正趕上秋季開學,他上了小學一年級。他讀書很認真,像大姐東仁一樣,學習成績非常好,個人能力強,被推舉為班幹部(體育股長),這幹部一當就是四年。

日子過得很快,在1959年他小學畢業了,由於家庭成份不好,東仁已經升了初中,他就不能上初中了。後來他去重龍民辦中學讀初中,這裏百分之九十的學生都是所謂的“黑五類”(地、富、反、壞、右)子女。在這裏,除了上課,每周有兩個半天勤工儉學,全校師生要參加挑煤、挑沙、挑石子等體力勞動,為學校增加收入;每學期有一周的農忙假,到農村參加挖紅苕、掰甘蔗、收小春作物等。

在他讀初中二年級時,這所民辦中學停辦,他輟學了。他沒有閑著,找些事情做,去揀炭花(沒燒過心的炭渣)、割草養免子、挑河沙、到五金廠學鍛工、到骨角刊刻社學做牛角梳等。一年後重龍民辦中學複課,直接上初中三年級課程,學生一年後參加高考。他沒有去重龍民辦中學複學,自學一年後直接去報考高中,他居然考了全縣第三名。可惜,由於家庭成份不好,他無緣上高中,又落榜了。

在1964年9月,果仁十八歲,像大哥一樣,趕上知識青年(簡稱知青)上山下鄉,或叫城市減員、壓縮人口等,到農村去了,他終於可以離開那個整天要聽幺舅婆嘮嘮叨叨、毫無溫暖可言的家了。當時資中縣有121名知青,分三批下到龍江區孟壙公社的楊家、柏連大隊,月山公社的石砰大隊,他被分配到柏連大隊四小生產隊。

自從他下鄉到了這裏,因家庭成份不好,無論他怎樣表現好,也不能入團、入黨、參軍、招工、上大學等。他吃苦耐勞,從不偷奸耍滑,是一個誠實向上的好小夥子。公社黨委書記彭代安,很為他惋惜:多好的優秀青年,全讓家庭成份給害了。由於他表現好,又有一定的文化基礎,公社就安排他在孟壙小學代課。因為他的課教得好,又被派到離孟壙場鎮十五裏路遠的一所分校叫德興大隊水口廟小學。

這個分校有一間寢室、一間教室、一個操場、一個四年級的班,共有二十餘名學生,這些學生很不好教,己經氣走了好幾個教師,也沒有新的教師願意來這裏教書。他來到這裏後,與學生交朋友,了解他們的興趣,對他們善於引導、循序漸進,他不僅開設原有的語文和數學,還增設了體育、音樂、繪畫等,調動了學生們的學習熱情,活躍了學校的氣氛,師生關係融洽,再也沒有發生師生矛盾衝突要公社黨委彭書記來解決的事件了。

由於果仁在這所小學卓有成效,第二年,公社決定將他轉為正式教師。可是,他不願成為教師。他從小到大,看著幺舅公教了半輩子書,在外聽領導的,在家聽幺舅婆的, 迂腐至極,凡事不會變通,明明收養了東仁和果仁,卻不讓姐弟倆的家庭成份改為他的自由職業成份,害得姐弟倆上學受限製、招工沒份兒。為此,他不願成為教師,把這個四年級的班送到小學畢業後,他又回到了最初下鄉的柏蓮四隊。

他回到生產隊後,與農民打成一片,親密無間。他擔任過司秤員、記分員、會計、蠶桑員、農技員、毛澤東思想宣傳員等,農活中的開溝、打眼、車水、挑擔、無所不能,練就了一副好把式。也練成了一身好體質,五十斤的石鎖單手輕鬆舉過頭頂,挑上一百五十斤的擔子一口氣能行五、六裏。他每年隻回城三次(幺舅公夫婦的生日和過年),每次回城,都挑上糧食、紅苕、自養的雞、鴨、鵝等百十來斤重的擔子,輕鬆負重急行七十餘裏,隻在中午吃飯時才歇一歇腳,一點兒也不累。

不過,有一次遇上一頭發脾氣的水牛,險些喪了命。隊裏有一頭牛在掛田時耍起了牛脾氣,犁耙匠跑來找正在車水旁幹活的社員幫忙,果仁等一行八人趕到時,隻見掙脫了枷擔的水牛正趾高氣昂地在田裏。他和一社員一起下田枷牛,那社員拿枷準備給牛套上,果仁抓住牛鼻繩,可牛使勁將他推坐在水田裏,接著用角打他,遂用頭頂他,將他整個身體壓在水田裏。這時田埂上的人見水田裏沒了人影,驚呼一聲:完了,他沒命了!水牛見水田裏的人沒了動靜,不再使力。大約一分鍾之後,他抓住瞬間即逝的機會,一個鯉魚打挺,翻身站起,兩手提著牛鼻繩高高舉起,牛頭被舉起後,再也沒了威風,被他完全製服了。他直挺挺地站在水田裏,毫發無損,可站在田埂上膽小的人當場被嚇哭了。

果仁是全公社知青中每年出勤率最高的,有文化,口才好,在1970年元月,他被推薦出席了“資中縣首屆知青、再教育工作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代表大會”。在大會上,他滔滔不絕地講述知青在農村的先進事跡。知青與農民一起掙工分;科學實驗種田,選育優良農作物種;首次創建沼氣池;以及守夜捉賊、改土放炮、勇止械鬥、深冬淘井、巧安抽水機、與打人牛共舞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年齡的增長,身邊的知青因招工、參軍、回城、結婚等,一個個離開了生產隊。在知青中有一位默默無聞、俊秀文靜的女知青,她的父親是資中縣龍山糖廠(原複興酒精廠)的代廠長,可她的大伯是國民黨資源委員會成員,去台灣後又移居美國。由於這層海外關係,她與果仁一樣,隻能眼巴巴地看著朝夕相處的同伴一批批離去。也是同病相憐,心有靈犀,他們戀愛了。

在果仁下鄉的第十一個年頭,那是1975年,幺舅公夫婦年事已高,挑水采買等有些吃力,身邊需要人照顧。就這樣,果仁以“養父母年老多病無人照顧”為由,根據政策規定辦“特困”,回到了資中城裏的家。第二年,他的戀人也托關係辦了“病殘”回城了,後來以補員頂替退休的父親,到資中縣合川糖廠(原龍山糖廠)參加了工作,成為一名正式職工,當上了化驗員。

他回城後沒有職業,除了照顧幺舅公夫婦,也去建築工地做鋼筋工、拉架車運貨、到絲廠當炊事員等。後來幺舅公退休,按政策他頂班了,分配到資中縣紅光路小學,與我的小姑媽在一個學校當老師,最終還是成了教書匠。

果仁和他的女朋友雙雙有了固定工作,生活總算安定了下來。在1978年8月,他們結婚了。果仁之妻不是幺舅婆介紹的,她很不高興,不過,她掌控這個家一輩子,可這事兒她說了不算。在1980年2月,他們的兒子蔡晶出生了。

歲月不饒人,留給樹的是年輪,留在臉上的是皺紋,幺舅公夫婦逐漸老去。不管怎樣,老倆口對東仁和果仁姐弟倆有養育之恩,姐弟倆至少比那些無家可歸的孤兒強多了。果仁知恩圖報,夫婦倆對老倆口孝順侍疾,為他們養老送終。幺舅公卒於1990年,享年88歲。幺舅婆於2001年終老,享年92歲。

果仁幹一行愛一行、幹一行專一行,到學校報到後的第二天就登上了三尺講台,第一堂課就得到了該班班主任的讚許,迫不及待地要求校長將他留在該班任教。在以後的教學工作中,他擔任過縣級數學公開課,在教具製作、電化教學、鼓號隊比賽、隊列表演、體育球類、田徑類各項比賽等方麵取得了不少成績,兩年後他升任教研室組長。在1984年8月,被授命為重龍鎮西街小學副校長。

在升職之前,領導叫他遞交一份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申請書,讓他突擊入黨,果仁對領導說:“我的親生父親在土地改革運動中被鎮壓了,家庭成份不好,不能入黨。”

領導去了資中縣檔案館,調查當時被鎮壓人員的資料。好幾個工作人員幫著查閱,也沒有查到大舅公被鎮壓的記錄,在被鎮壓人員名單中也找不到他的名字。這就是說,大舅公根本不在被鎮壓人員行列內,或者說他被農協會草率槍斃後,壓根兒沒有記錄和上報。

最後領導對果仁說:“你父親回到金帶場,承襲了他父親的田地,他的成份應劃為地主,自食其力養活自己。他不是反革命,被錯殺了。你的養父成份是自由職業,你的成份也是自由職業,當然可以入黨了。”

當年大舅公被定一個“反革命”的罪名,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且,他這個莫須有罪名,一直伴隨著他的子女們,直到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家庭成份取消,才算擺脫了影響他們大半生的陰影。

果仁成了一名共產黨員,全身心撲在工作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他用法律手段收回了該校二十五年久拖不決的校舍產權;第二把火:他開設校辦企業,為學校創收,成為全城區最富有的小學;第三把火:他改革教學方案,使各年級各科學生成績卓越,在全城區名列前茅。他還為學校作詞寫了第一首校歌《為中華崛起》,該校歌由周鐵城譜曲後先後在成都、四川、中央廣播電台等播出。

果仁自幼勤奮好學、吃苦耐勞,成人後樂觀進取、堅韌不拔。無論日子多麽艱難、無論歲月多麽蹉跎,他都能朝氣蓬勃、生機盎然;無論是逆境還是順境,無論做事還是做人,他都能風聲水起、剛正不阿。果仁夫婦的獨生子蔡晶也長大成人,結婚生女,小夫妻開辦了一家婚慶公司,生意興隆。果仁後來提升為校長,他在這個職位上一直工作到退休。休息了也不閑著,忙著編寫、整理蔡氏宗親族譜;組織老知青、老校友聚會;編撰同學紀念冊;照看孫女,享受天倫之樂。

 

西仁是二姐,出生於1944年。在她十七歲那年,從金李井鄉下小姨婆那裏離家出走,母親和舅舅都找不到她,親戚朋友都揪著心。其實她離開小姨婆的家,是因為聽說要把她許配給一個瘸子,她不願意,決定要去資中縣城裏找收養了東仁和果仁的幺舅公為她做主。

那個清晨, 她從鄉村的山坡羊腸小道、田埂小路走到大路,終於上了成渝公路。在選擇往東還是朝西走,她猶豫了。不過,她隱約記得資中城是在東邊,就沒有多想,向著太陽升起的方向快步走去。

她到了水南街瓦窯壩,這裏是成渝公路公共汽車的資中站,當時的水南街不大,就幾排平房一條街,看不出是一座縣城,她有些慌了,以為自己走錯方向了。一打聽才知道,水南街和資中縣城在沱江河的南北兩側,由一座浮橋連接,從浮橋過了河,才是資中縣城。

她找到了縣城嶺南中學幺舅公的家,沒有見到東仁和果仁,隻有幺舅婆在家接待了她。她向幺舅婆說明來意後,幺舅婆對她說,她管不了這事,幺舅公不在家,去內江開會去了,要半個月後才回來。她沒有停下腳步,心急火燎地去內江找幺舅公。

她曾聽人說過,鐵路比公路直,不走彎路,更容易到達目的地,當然,火車比公共汽車跑得快。所以,她乘渡船過了沱江河,來到資中火車站,買了一張火車票,當天就到了內江。當她走在內江城的大街上,突然意識到:沒有問清楚幺舅公在哪裏開會?若大的內江城,到哪裏去尋找他的影子。一個從未出過遠門的小姑娘,舉目無親,四顧茫然,就此流落街頭。

她東轉西轉又回到了內江火車站,又餓又累、精疲力盡,稀裏糊塗地到了候車室,這裏人多,她在一牆角蹲下、頭放在膝蓋上睡著了。也不知睡了多久,她被人叫醒,睜眼一看,已經是第二天上午了,候車室的人少了許多,一位車站工作人員招呼她跟著一隊人走了,她被帶到了收容所(現民政救濟中心)。

這裏大大小小有幾十人,都是無家可歸的青少年。這裏有幾間大屋,屋裏安放有簡易的床鋪;早晚有稀粥喝,中午是菜湯。在這大饑荒年間,有住有吃真是太好了,她再也不用漂泊流離、饑寒交迫了。她很能幹,在這裏手腳勤快,也肯吃苦,收容所的人都喜歡她。

在這裏的人都要一一登記注冊,填寫一張履曆表,比如姓名、年齡、家庭成員和地址等。西仁不想再叫這名字了,父母給她姐姐取名東仁,為她取名西仁,現在她倆東一個、西一個,都是名字鬧的。她為自己取名“碧春”,象征著她的人生春天就要來臨了。她忘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胡亂寫下出生於1948年6月初6,她認為這些數字吉祥,這個日子能給她帶來好運,可她這出生年月日竟比弟弟果仁還小兩歲。家庭成員:無,是真正的孤女。家庭地址:不知。這些記錄一直伴隨著她。

 

不久,收容所安排她進了內江市蓮花山精神病院(現資陽市腦科醫院)當了一名護士。她十分珍惜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後來,經人介紹認識了在資陽火車站工作的小夥子,他倆很談得來,終於水到渠成,他們結婚了,第二年他們的兒子呱呱落地。夫婦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兒子,一家三口忙忙碌碌,小日子過得平平安安。

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一開始,西仁被造反派揪了出來,罪名是隱瞞地主、“反革命”家庭成份。她被醫院革命委員會(簡稱革委會)開除了公職,那時她的兒子剛滿一周歲,沒有工作,就沒有了工資,隻能靠她丈夫的微薄收入,來維持一家人的基本生活。

她性格倔強,認為醫院剝奪她的工作權力,對她是不公平的!她絕不輕易放棄自己熱愛的護士這一職業,她開始上訪求助。背著兒子,徒步、乘公共汽車、搭火車等走訪相關上級部門;她丈夫也利用輪休時間,陪她一起去反映真實情況。

她那車軲轆話翻來覆去向領導們講述她的經曆。 不到十歲她的父母雙亡,先被送到金帶場鄉下龍家灣一位遠房表叔(表叔公)家,他不願收養她,在他家沒呆幾天,就被大姑(外婆)接到了在金帶場鎮上璉君姐(母親)家。在那裏過了幾年溫馨、快樂的日子,可在1961年生活困難時期,隨大姑(外婆)去了誌均哥(舅舅)家。可大姑(外婆)因長期饑餓、突然吃了難以消化的燉牛筋,患了急性壞死性腸胃炎,突然去世了。她又被小姑(小姨婆)帶到了金李井鄉下。同年小姑(小姨婆)的第二任丈夫(蔣光棍)要把她許配給鄰村的一個瘸子,她不情願,就悄悄離開了那裏,去內江找幺叔(幺舅公)。人沒找到,流浪街巷,被人送到了收容所,...。她住過幾個家,可都不是她的家;有至親姐弟,可都被親戚收養。家和家人都沒有,哪來家庭?家庭都沒有,哪來家庭成份?

她持之以恒地走訪了三年,終於遇上一位好心的領導,了解了她的經曆後,調查屬實,指示相關部門、單位馬上落實政策,最後院方糾正了對她的錯誤處分,恢複了她的工作,並為她補發了三年的工資。

她重新工作後,更加珍惜這來之不易的一切,更加努力工作,積極進取,使自己的護理能力和技術大大提高。為了晉級評職稱,她開始學英語,夜以繼日地背“A、B、C、...”,家裏牆壁上貼滿了英語單詞。通過她的刻苦用功,順利地評上了護士師,取得了中級技術職稱,她稱心如意、心滿意足了!

由於她在收容所填寫的履曆表中,她的出生年月比她的實際年齡晚了四年,她延遲了四年才退休。就是這四年,國家飛速發展,職工的工資大幅度調整、上漲,她的退休工資與同齡早四年退休的同事高出很多,她這是因禍得福了。

她已是古稀之年,丈夫始終不渝地陪伴著她,兒子媳婦很孝順,唯一的獨孫女也考上了大學。後來母親感慨地對我們說,盡管西仁一生坎坷,歸宿還是好的,讓人寬心。

 

當年大舅婆猝死在她的三弟家中,留下最小的兒子立仁,他出生於1947年4月,那時隻有五歲。當時三舅曾捎信到蔡家,如果蔡家想要立仁回去,就把他送到成都,蔡家可到成都來接他;反之,蔡家不接他回去,他就收養他,一定把他撫養成人。當時幺舅公收養了東仁和果仁,外婆身邊有西仁,小姨婆帶著自己的三個兒女隨蔣光棍去了金李井鄉下,也不知是禍是福。就當時的情形,立仁留在他三舅家也許是最好的安置。因此,蔡家沒有派人去成都接立仁,他留在了三舅家。

三舅夫婦已有十個兒女,加上他一共大大小小十一個孩子。三舅一家原本家底豐厚、富裕,在近解放時,做了幾筆大買賣,賠了,傾家蕩產,一貧如洗。在土地改革運動中,三舅的成份劃為貧農。三舅收養了立仁,視為己出,為他改名換姓,為他取名為江先教,“先”是江家的輩字,他的家庭成份也隨了三舅的貧農,他父親的地主、“反革命”成份,從此與他沒有關係了。

三舅、三舅媽和十一個孩子,每天起早貪黑,勤耕細作,隻為一家十三口人能填飽肚子。在六十年代初生活困難時期,三舅夫婦想方設法讓立仁有食裹肚,家裏如果僅有一勺粥,也會讓給他吃,可他們的十個孩子中有兩個孩子活活餓死了。

三舅家由於孩子太多,立仁隻讀到小學三年級就輟學了。他一生務農,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種地的好把式。他與鄰村的一個姑娘結了婚,他們養有一兒子。兒子長大成人後,結婚生子。也趕上了農村改革開放的好時代,農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他們一家五口人生活寬裕,立仁上了年紀,老有所依啊。

寫於201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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