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棟樓的五樓在裝修，沒人會去那裏。欄杆那麽高。
她還是跳下去了。
我聽到消息的時候，第一個念頭不是震驚，而是一種奇異的、沉甸甸的平靜。好像有什麽東西，在很久以前就已經落下了，今天隻是我們終於聽見了它落地的聲音。
她在我們科室上班，長得有些福相——那種叫人看一眼就覺得踏實的臉，豐潤，安靜，帶著一種不張揚的體麵。她不大說話，人緣卻好。我剛進廠的時候就知道她是個好女人，不是因為她做了什麽，隻是因為她沒做什麽：沒有嚼舌根，沒有拉幫結派，沒有把別人的痛苦拿來下飯。
那種人，你一眼就能認出來。
她老公有外遇。這件事在科室裏傳了很久，大家說起來，臉上都帶著一種過於飽滿的義憤——像是把別人的不幸當成了自己的調味品。前一天，她老公還是科室公認的負心漢，眾矢之的；第二天，她從五樓跳下去，廠長的話一下來：
"不許說是自殺。就說她頭暈，不小心摔下去的。"
第三天，我們科室討論的，是她的高血壓。
我坐在那裏，聽著，心裏有什麽東西悄悄地涼了。
不是憤怒。憤怒是熱的，是要往外衝的。那東西是冷的，是往下墜的。我意識到，在這個房間裏，死去的人隻有一個，但早就空了的，不止一個。
後來他們讓我們早去一小時，疊錫箔，做金元寶。大家都去了，手指翻飛，動作嫻熟。我沒去。不是因為我懶，是因為我不知道那些紙折的金元寶，究竟是燒給她的，還是燒給自己的——燒給自己那個昨天還在傳閑話、今天又急著表愛心的良心。
儀式是廉價的東西。你疊一百個元寶，也換不來你當初閉上嘴的那一刻。
追悼會那天，我走到了最裏圈。
周圍的人沒有人上前，遠遠地站著，臉上是一種說不清楚的、勉強的表情。我後來才想明白，那不是悲傷，那是心虛。屍體是鏡子，照出來的東西太難看，所以沒人敢靠近。
我靠近了。
我看著她的臉。那張臉還是有些福相，隻是那種踏實的東西不在了，像一盞燈，燈還在，火已經熄。我心裏說：
你這個傻瓜。
你妹妹從香港來了。再差，你也可以去香港。你長得這麽有福相，你怕什麽？
幹嘛要死。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聽見。但我說了。因為這句話，是我欠她的——不是因為我害過她，而是因為她活著的時候，也許從來沒有人當著她的麵，把她當成一個值得被挽留的人，好好地問過她一次。
追悼會第二天，科室的人說我膽子大。
我笑了笑，沒說什麽。
她老公那棟樓的五樓，據說裝修完之後，欄杆換了更高的那種。
沒人提這件事。
廠子裏的日子，該怎麽過還怎麽過。
隻是我每次路過那棟樓，都會習慣性地抬頭看一眼五樓。
不是因為我忘不了，是因為我不想忘。
有些人活著的時候，被當成了談資；死了之後，又被當成了謊言。
我不願意配合。
讓她是她自己，讓這件事是這件事。這是我唯一能給她的東西，卑微，但是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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