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嚴父慈父
爸爸的記性真好，他記得住經常來我家的我和姐姐的所有同學和朋友的名字，甚至包括他們父母的工作單位。
一次爸爸認真地問汪戰姐的名字是哪個戰字,然後對我們說，你爺爺的名字和汪戰同音，是占，叫呂占，這樣，我很早就記住了爺爺的名字。我的同學杜文娟從小愛背古詩，一談起古詩就眉飛色舞。她想說服我和她一起背詩詞告訴我：“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能吟。”可我一點兒也沒有詩情畫意，聽不進她的話。爸爸卻很讚賞她，還說，她的名字要是叫杜鵑多好聽。
姐姐的同學周桂儉來我家玩,爸爸問她的名字是哪個儉，她說是勤儉的儉字。爸爸說：“那你還有姐姐吧？你姐姐叫周桂勤吧？”周桂儉回答，她姐姐是叫周桂勤。當時連姐姐和我都不知道她姐姐的名字，我們奇怪爸爸竟“能掐會算”。還有景蓬，那時候還叫景美蓬呢，爸爸問她是哪個蓬字，她脫口說：蓬勃發展的蓬。爸爸知道她當時還是獨生女，就哈哈笑著說:“那你還得有三個弟弟妹妹啊！”還有王純英,爸爸問她的妹妹叫什麽名字，她說叫王純燕，爸爸說:“你妹妹叫燕，你應該叫鷹啊。”還有王淑芳，爸爸知道她有一個姐姐，就說:“你叫王淑芳，那你姐姐一定叫王淑芬吧？”爸爸真是神了，她的姐姐就叫王淑芬。就這樣，在不經意間，爸爸把她們全記住了。幾十年後，提起我的兒時往事，爸爸仍能清清楚楚地說出每個人的名字、家庭和故事，從沒說錯過。
我五年級的時候，班裏轉來了一個叫付亞傑的同學，她家住在鐵北，離我們的住宅區很遠。一次爸爸和她聊天時，問了一句：“你爸爸在哪裏工作？”她說不知道。我們很奇怪她怎麽會不知道爸爸的工作單位呢？原來她的親生父親早已去世了，現在的父親是她的繼父。她在家從不和父母聊天，也很少說話，完全不像在我家裏這麽活躍，所以也不了解他們的工作情況。幾天後，付亞傑鄭重其事地告訴爸爸，她特意去繼父上班的地方看了，他工作的單位是“儲運料”。爸爸驚奇地問：“這是個什麽單位？怎麽沒有聽說過。”我也覺得這是個很奇怪的名字，但付亞傑很肯定的說：“就是‘儲運料。”
一天晚上，爸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特地去了付亞傑描繪的那個大院，仔細地看了那個院門口掛著的牌子，然後心滿意足地回家了。爸爸一進門就告訴我：“付亞傑爸爸的工作單位是‘桃園糧庫鐵北儲運科’,是儲運科，不是儲運料。”聽了爸爸的話，我們先是目瞪口呆，然後哄堂大笑,怎麽也想不到爸爸會為一個名稱專程去考證。媽媽哭笑不得：“你爸爸簡直就是‘魔症’。”從此,“儲運料”就成了付亞傑的代稱。她幾天不來，爸爸就會問：“怎麽沒看見‘儲運料？”
升初中後我們分開了，她上了十中。然後文革，下鄉，回城，我們雖然一直有聯係，但見麵的機會不多，直到媽媽病倒住院，付亞傑趕到醫院去探望，然後又跟我回家看爸爸。多年不見，爸爸已經完全認不出她了，可我剛一說出“儲運料”三個字，爸爸馬上衝口而出：“付亞傑啊！”
我家在興城插隊的時候，爸爸被安排到縣醫院當工作隊長，每月集中休假兩天。這兩天裏，除了幫媽媽接診，爸爸最愛做的就是和來串門的農民聊天。爸爸那平實的語言和笑盈盈的樣子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談的話題也總會吸引和打動老鄉，我常常覺得爸爸好像就是一直生活在農村，生活在這個村子裏。
一天傍晚，吃過飯，爸爸和我們一起坐在院子裏，和房東一家人閑聊。房東大嬸關切地問爸爸：“大哥，在醫院吃飯有細糧嗎？”爸爸說：“有細糧，吃得還行。”大嬸又問：“能吃到肉嗎？”爸爸說：“偶爾也會吃。”接下來大嬸說：“木耳？木耳可好吃啊！”聽到“木耳”，我們都愣住了。爸爸也有些發懵，但馬上接口說到：“木耳好吃，木耳好吃。”等我們反應過來，忍不住笑的時候，爸爸一個勁地對我們使眼色，然後繼續他們的聊天。當我們回到屋裏，忍不住對著爸爸大喊：“木耳好吃，偶爾也吃！”大笑不止。從此,爸爸又多了一個笑料,每當家裏吃木耳的時候，都會提醒爸爸：“木耳好吃。”我們會想起曾經住過的農家院，想起我們的房東大嬸。
在爸爸身邊，聽不到大道理，聽不到誇誇其談，更聽不到教訓和指責，感受的隻是溫馨和愜意。晚年臥床的爸爸給我背《三字經》，《百家姓》，可能那是他所有“國學”知識的底蘊吧。我至今記得爸爸背給我的他小學一年級課文：“我家在何處，我家在村間，村前臨大河，河後有小山”,“城市人多好熱鬧，鄉村人少風景好”“月光明，月下可散步，可遊戲”,可是我自己學過的一年級課文我一個都不記得了。
爸爸還有很多人生“格言”，會隨時隨地“兜售”給我：“為人不當差，當差不自在”，“家有黃金萬貫，不如薄技在身”，“靠山山倒，靠水水流”，“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碼頭自然直”，“姑枉聽之，姑枉聞之”。
1985年，我通過了文秘專業的自學考試，並自學了一些科學管理的課程，很希望為單位的體製改革做點事情，可因為和單位領導的觀念不同，有勁使不上。這時候，市衛生局的一位副局長找到我，希望調我到局裏，在她主管的業務部門工作，成為她的得力助手。我不喜歡到市直機關那樣嚴肅的地方去上班，可是對自己的單位又很失望。我拿不定主意，征詢爸爸媽媽的意見。爸爸“重彈老調”：“為人不當差，當差不自在。”我立刻拿定了主意，選擇了自在。
有一個時期，我給自己和兒子做衣服，做上了癮，擴展到給單位同事做，給朋友做，還報名參加了業餘裁剪班，每天晚上去上課。我想爸爸一定會說我“不務正業”。但是爸爸卻鼓勵我：“家有黃金萬兩，不如薄技在身。”爸爸說，任何技能都有用，不僅可以發揮自己的興趣，讓生活豐富，還可以給別人帶來快樂。爸爸告訴我，他上初小的時候，看見別人發豆芽賣，也學著做，並拿到集市上賣過。這讓我大為驚訝。
我由著自己的興趣，竟一發不可收，又學著做警報器，做陶瓷像，做音樂蠟燭。我有時覺得自己喜歡搞這些“雕蟲小技”，有點太離譜了。可爸爸說，隻要自己有興趣，對別人又有好處，那就有意義。會的東西越多，生活就越豐富。爸爸告訴我，做事情就是在提高能力，能力越強，困難就越少。爸爸說，姐姐、弟弟都走的那麽遠，有一天爸爸媽媽不在了，我一個人帶著兒子，遇到什麽困難都是不能預料的。“靠山山倒，靠水水流”，隻能靠自己。靠自己才是真正強大。
有時候爸爸和我討論“國家大事”、世界大勢等等，我口無遮攔，往往說出一些讓爸爸一時難以接受的見解。他會詫異，會問我詳情和細節，來源和出處，但從不會指責我或給我扣大帽子。爸爸還會認真地向我詢問一些他所不甚了解的史實和真相。當我有理有據地講給他聽的時候,爸爸會沉思,也會讓我找書給他看，我便把一本本厚厚的大書堆到爸爸的床邊。這是我一生中和爸爸一起讀書，一起討論的寶貴時光。不管我說出什麽“聳人聽聞”的觀點和見解，爸爸都不會懷疑我是左、是右,還是“偏激”，因為他最知道我是多麽愛這塊土地和這裏的人民，多麽希望我們的國家變得美好。
我有時會不解地問爸爸，為什麽他不像有些老幹部那樣，一付掌握“宇宙真理”的樣子,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批評我、教育我。爸爸的回答是“姑枉聽之，姑枉聞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這是爸爸的又一信條。
爸爸是一個“接地氣”的人。他身邊每一個人的冷暖溫飽、喜怒哀樂,特別是貧困衰老、孤單的人，都會在他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和媽媽常念叨的吳大哥、洪大姐,是兩個當年崇慈醫院的患者和患者家屬。爸爸媽媽不僅為他們免費治病，還像親人一樣請他們住進了家裏。在他們年老無靠又要和我們分別的時候，煞費苦心地為他們籌劃生活，並分別為他們介紹了滿意的老伴兒，使他們安度晚年。
還有古大姨，盡管我們一家是那麽需要她，離不開她，爸爸還是不顧我們的強烈要求，給她介紹老伴兒，讓她成家，過上屬於她自己的晚年生活。在爸爸心裏，古大姨的家庭幸福比我們的需要更重要，這是我當時不懂，後來才慢慢懂得的。
爸爸一生都是這樣，沒有改變。八十年代初，為了帶可可，媽媽雇了一個我們都稱為“潘姥姥”的阿姨。就在我們全家人漸漸熟悉了潘姥姥，和她像一家人一樣相處的時候，我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老伴去世多年，隻有一個女兒，她一直和女兒女婿一起生活。現在年齡大了，心裏不安，怕將來連累兒女。為了使她安心，爸爸和她討論了很久，給她介紹了一個忠厚老實靠做豆腐維生的個體戶老伴。潘姥姥免除了後顧之憂，可是也離開了我家，可可沒人帶了。我不理解爸爸，諷刺爸爸“保媒拉線”，爸爸不為所動，依然如故。
據媽媽講,爸爸年輕的時候，是個“滴酒不沾、寸煙不染”的“文明青年”。在1950年開始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因為常常整晚“寫檢查”，爸爸學會了吸煙。奶奶去世後,爸爸吸煙加重。退休後，在媽媽的監督下爸爸的吸煙頻率大減，但還是沒有戒掉。他摔傷後，躺在床上還會偶爾吸上一、兩支。有時煙灰掉在地上,地板會被燒成一個個小黑點。我掌管“大權”後,以怕引起失火為理由狠心把煙收起來，不讓爸爸吸了。可憐的爸爸就在我要求他定時坐便椅的時候，提出條件：“你先給我一支煙，我就坐上去。”我隻好把煙遞給爸爸：“坐上才能吸。”於爸爸迫不及待的接過煙點上，坐上了便椅，可是直到煙吸完一點兒都沒有便出來，就要回到床上。我按住爸爸，不讓他動，爸爸就伸手再要一支煙。我不同意，我們就‘討價還價’，互不妥協。最終還是我讓步，爸爸就再得到一支煙，勝利了，很高興。媽媽看著我和爸爸“博弈”，像兩個孩子在做遊戲，無奈地搖頭：“這點事兒都戒不了，真是老了。”
事情過去了這麽久，我還是會常常想起這一切，想笑，卻還是流下淚來。如果一切能重來，我會給爸爸再點上一支煙，讓他高高興興地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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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1950》呂旭 著， 2025 出版，共兩卷， 約68萬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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