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是在弄堂裡聽見的
我父親在弄堂裏高聲說著這件事，對著鄰居。
他說我媽去打胎，醫院正好在搞計劃生育宣傳，要拍片，就選中了我媽，因為身體漂亮，皮膚白皙。打下一個胎兒之後，發現裡麵還有一個——雙胞胎，兩個弟弟，就這麽沒了。
他說得很起勁，像是在講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我媽被醫院選中，被拍片，這在他的敘述裡是一種榮耀，一種被看見、被重視的證明。
他們兩個從來沒有和我們談起過這件事。我是偶然站在那裡，聽見他對鄰居講的時候才知道的。
我很傷心。我的弟弟啊。
二、兩套敘事，站在不同的地方
那個場景裡有一個巨大的錯位。
在我父親那裡，這件事的主題是：我媽身體好，被醫院選中，值得說說。在我這裡，這件事的核心隻有一個：兩個生命消失了。他們還沒來得及存在，就已經沒了。
這兩套敘事無法交疊，甚至彼此不知道對方的存在。他說完，鄰居點點頭，話題繼續往下走。沒有人停下來，沒有人低頭，沒有人說一句“可惜了”。
孩子站在那裡，感受到的是一種徹骨的孤獨——沒有人和我站在同一個情感的位置上。生命在這裡被當成很輕的東西，輕到可以順帶提一句，輕到可以當作炫耀的背景。
而我，恰恰是一個對生命非常敏感的人。那種反差，特別刺痛。
三、這些事情在我心裡屬於同一類
後來我慢慢意識到，這件事和我童年裡的很多其他記憶，其實屬於同一類體驗。
殺雞，老師的羞辱，父親隨口貼上的標籤，弄堂裏炫耀的那幾句話——它們的結構是一樣的：強者做決定，弱者承受。生命被處理，被談論，被使用，沒有人詢問那個最小的、最安靜的那個人，她有沒有什麽感受。
孩子在這樣的環境裡，很容易形成一種早熟的清醒——世界並不總是溫柔的，生命並不總是被珍視的。這不是悲觀，是一個孩子用自己的眼睛，如實看見了她周圍的現實。
四、有人記得，他們就沒有完全消失
1、她不記得了
我有一次問我媽，那兩個孩子的事。
她一臉茫然，說：有這事嗎？
我站在那裡，說不出話。
她不想記得的事，都不記得了。所以她活得很滋潤，輕輕鬆鬆，沒有什麽放不下的。那些年全家還出錢印過地藏經，超度亡靈，做功德。我問她：你有沒有為被你打掉的孩子做過些什麽？
她一臉懵，像是我說了一件荒唐的事。
2、兩種記憶的方式
我後來慢慢明白，人麵對痛苦，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
一種是記住，思考，反複回到那件事裡，試圖賦予它某種意義。另一種是模糊，遺忘，把它推進一個很深的抽屜，久而久之，好像真的不記得了。心理學把後一種叫做防禦機製——不是謊言，而是大腦為了讓人繼續生活下去，自動啟動的保護程序。
我媽是後一種。遇到承受不了的事，就不去承受它，放進“不要再想”的地方，蓋上蓋子，繼續過日子。這樣的人往往真的過得比較輕鬆，因為她們不會反複被舊事拉回去。
而我是前一種。那隻雞我記得，兩個弟弟我記得，老師羞辱我的那一刻我記得，弄堂裏父親炫耀聲我記得。這些事在我心裡都有位置，從來沒有真正離開過。
這兩種方式都是真實的，隻是它們很難互相理解。我問她那個問題的時候，其實並不是在指責她，而是想確認——這兩個生命，有沒有被認真對待過？有沒有人記得他們曾經存在過？
當她一臉茫然的時候，我感到的那種失落，其實是因為，我希望至少有一個人，能和我站在同一個地方，一起記住這件事。
那是一個隻允許一個家庭一個孩子的年代，父母沒有資格再要孩子。即便生下來了，養育一對雙胞胎也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作為個體，作為父母，應該在心裏留下些什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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