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第一套房子之前，我在那個小中介等了很久。
門麵窄得像一道縫。兩個年輕男人，口音帶著我說不上來的某個省份，笑起來很客氣，但眼神有些飄。桌上擺著一疊房源單，最上麵那張用紅筆圈了一行字：學區房，4200，家具齊全，可議。
我坐在塑料椅上等，看窗外的人來人往，想我父親把我推出門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我沒有哭。哭是奢侈的，我帶著兩個孩子，沒有那個時間。
等到他們說可以走了，我跟著進了那個公寓。
女人站在客廳中間，正在擦一隻花瓶。她穿著一件奶白色的羊絨開衫，粉色的長裙，頭發梳得一絲不苟，笑起來像是歐洲電影裏那種有錢有閑的寡婦。她說話聲音很軟，東北口音被壓得很輕，像是特意學過怎麽讓人放鬆。
"海外回來的，好，我就喜歡你們這種，懂規矩，有素質。"
我打量這套房子。采光很好，家具是實木的，看得出花了錢。廚房台麵幹淨，衛生間裏連地漏都擦過了。
然後我看見那扇門。
"這個房間——"
"我的私人物品，出門前找地方寄存來不及，就先放這裏。"她笑了笑，"鎖上的，你不用管。"
我點點頭，繼續看別的地方。腦子裏卻有一根弦悄悄拉緊了。
萬一東西少了，怎麽辦？
萬一裏麵有什麽，怎麽辦？
我想到我父母，想到我兄弟。我知道他們不會來幫我的。這件事我想得很清楚——不是一種悲哀，而是一道計算題的已知條件。既然背後空無一人，我就隻能自己不出錯。還有孩子，我的寶寶，我要保護好他們。
我看了看那個女人。她還在笑，軟軟地說著房子的好處，說她對住戶有高要求，素質要好，說我這樣的海外人士她放心。
太放心了。
放心得太快的人，往往是已經算好了什麽。
"我再想想，"我說。
她說好，不急。但那兩個年輕男人送我出來的時候，眼神就沒那麽飄了，變得有一點點急。
後來他們每天打電話。說房東很喜歡我，說這種房子難找，說再不定就沒了。
我每次都說，我再想想。
直到他們不再打。
第二套房子在同一個小區。
房東是個普通的女人，不漂亮，臉繃得很緊，高領毛衣翻到下巴。帶我看房的時候走到窗邊，用四根手指輕輕推開窗——就是那個動作，小心翼翼的，像是在碰一件隨時可能碎的東西。
我在她背後看著，心裏歎了口氣。
5000塊，小，貴，還帶著一個把房子當命的房東。我的孩子，還小，誰知道他們會幹出什麽。一道劃痕，一個水漬，她那雙眼睛不會放過的。我們住進去，就等於每天住在她的神經裏。
"我再想想，"我說。
找到老洋房的那天，天氣很好。
中介帶我穿過一條梧桐路，鐵門開著，裏麵有一個小花園。有人在裏麵曬衣服，一隻貓蹲在花壇邊上，懶得看我們一眼。
房東從樓道裏出來，個子高高，嗓門嘹亮，很爽氣的上海女人。
"你看看，這邊廚房三家公用，大家都住了很多年，客氣得很。那邊大花園晚上鎖門，很安全的。"她說話的時候手插在口袋裏，沒有任何表演的意思。
房間挺大，采光明亮，家具是半新的，洗手間和浴室很巧妙地設計在角落裏。窗外就是那個小花園，角落裏種著一棵櫻花樹，鐵欄杆這一排種著鬆樹。風把樹的影子送進來，落在地板上。
鄰居後來告訴我是以前的客人種的，像塊墓地，我不在乎。道家修行人都愛在鬆樹下打坐，我的兩個孩子可以在花園裏跑。
晚上鐵門會鎖上。
房東不會每天在我們頭頂懸著。
"2800，"她說，"你看行不行。"
我說行。
住進去之後，我把自己的那點東西一件件擺好。孩子們第一天就衝進花園，把貓追得跳上了樹。鄰居開門探頭看了一眼，笑了笑，沒說什麽。
夜裏鐵門的鎖扣上去，發出一聲低沉的聲音。
我躺在那張老式的床上，聽著樹葉的動靜，想了很多——想那個穿羊絨衫的女人，想那扇鎖著的門，想那兩個年輕男人不死心的電話。
我沒有後悔。
我隻是覺得，一個人能把自己保護好，這件事本身，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住了將近一年，房東來敲門。
她說她親戚在蘇州生了大病，要來上海治，需要地方住。她說得很直接，沒有鋪墊，但眼神裏有些歉然。
"最後一個月的房租你不用給了，"她說，"這裏你們住得也仔細，謝謝你。"
後來她還送了我一個小禮物，是一個手鐲，鍍金的。她不好意思地笑，“18K，不過我不確定。”
那年暑假，孩子們放假，我把東西搬去了父母家，我把手鐲送了我媽，“房東說18K，不過我不確定。”。
再後來，半年之後，我離開了上海。
走的那天我沒有回頭。梧桐樹還在，鐵門還在，花園裏的貓大概也還在。那套房子接住了我們三個人最狼狽的一年一個月，然後體體麵麵地把我們送走了。
這已經很好了。
已經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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