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樣媽媽 (6): 身陷囹圄

第一章  別樣媽媽

 

 

6、身陷囹圄

1966年夏天，當姐姐和我都為自己在學校的處境而煩惱、鬱悶的時候，完全不知道我們的媽媽正在承受著一個知識女性最難以承受的羞辱和折磨。

醫學院的黨委書記李海峰被“揪”了出來，毫不例外的成了“走資派”。他的“罪行”除了執行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反革命言行”，就是吹捧大毒草《燕山夜話》。證據是“他去圖書館巡視時，對圖書館主任王懷清說:“有一本新出版的雜文集《燕山夜話》是北京市市委書記鄧拓寫的，內容很好，我們學院應多采購幾本。”來自身邊同事的揭發完全屬實，媽媽不僅為圖書館多買了幾本《燕山夜話》，還給姐姐和我借來了一本。我和姐姐讀後知道了《白開水最好喝》，從此不喝茶水，爭著每天多喝白開水。我還受到《一個雞蛋的家當》的啟發，深為自己小時候養了那麽多隻雞，卻隻知道吃雞蛋，沒能讓雞生蛋，蛋生雞，最後發展成一個大雞場而遺憾。除此之外，隻記住了一副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是東林黨人寫的，東林黨人是什麽，我不知道。

就因為這一本《燕山夜話》，媽媽順理成章的成為了李海峰反黨罪行的“同夥”。那時候，姚文元的另一篇文章《評三家村》已經響徹全國，《三家村劄記》和《燕山夜話》成了人人皆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鄧拓、吳晗、廖沫沙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幫”。

在醫學院禮堂召開的批鬥李海峰的大會上，媽媽被迫站在台上陪鬥，手裏被勒令捧著一本《燕山夜話》。媽媽成了和“走資派”一夥的黑線上的人物，“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媽媽的“罪行”還包括“利用圖書館這個陣地大肆宣揚封資修的反動文化”。在她主持工作期間,圖書館訂閱了大量的外文醫學雜誌、書籍，購買了多卷大部頭的“封建糟粕”。革命“造反派”認為,中國學校的圖書館為什麽要買英語詞典，是崇洋媚外。醫學院校不應該購置《辭海》、《康熙辭典》這樣的圖書，這是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大問題。在一次借助錦州市京劇院劇場召開的更大規模的批鬥會上，媽媽又作為“走資派”的陪鬥，被押在台上，雙手捧著厚重的“英語詞典”和“康熙辭典”，整整站了三個多小時。還有，媽媽“腐蝕”“拉攏”革命群眾，“證據”十足：曆年來對館內生活困難同事的無償援助，毫無保留地得到了被援助者的指控和揭發。

一生信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媽媽，在這樣奇恥大辱中，沒有選擇放棄生命，隻因為她積曆次運動中的經驗和教訓，預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在“運動”來臨之時就和爸爸約定：為了家，為了孩子們，一定要挺過去。為了這個約定，媽媽在接二連三的打擊麵前，沒有倒下。平時不研究政治，隻注重工作和學習的媽媽在猝不及防的逆境中，變得堅韌、倔強。

那時學校停課了，圖書館裏沒人讀書借書了，卻有一夥流氓每天晚上去偷書。他們趁著夜色掩護撬開門或打碎玻璃窗，進到閱覽室、藏書庫肆無忌憚地狂翻，把一批批圖書當成廢紙運到廢品站賣掉。媽媽每天都按時到校上班，整理散亂的圖書，再用從家裏帶去的鐵錘、鐵釘釘窗、釘門。日複一日，書照樣被偷盜，門窗照樣被破壞得麵目全非。學生不上課，老師不上班了，隻有媽媽和她的幾個同事天天一如既往地去圖書館清理狼籍的現場，努力把門窗釘得再結實一點。在那個動亂的時期，在沒有任何人管理、監督的時候，媽媽一天都沒有停止過工作。

1968年10月，我和姐姐一起下鄉了。離開了溫暖的家,在偏遠的窮山溝插隊的我們，幾乎成了與世隔絕的人，落入視野的隻有貧瘠的土地、貧窮的農民、貧困的生活和貧苦的勞作。我們覺得自己已經到了世界的邊緣，無論如何都不會想到，在那個我們朝思暮想的家裏正在發生著怎樣的事情。

我們下鄉幾天以後，一個叫做“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開始了。媽媽被醫學院的“群眾專政指揮部”“專政”了。她被剝奪了回家吃飯、休息的權利，被監禁在辦公樓的一個房間裏。

1969年新年之夜，我們在條石溝的石板炕上聽著廣播喇叭裏傳出的強調“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必須抓緊”的“兩報一刊”元旦社論時，媽媽已被以“英國特務”的罪名關押了。媽媽被“專政”的原因是：造反派在審查知識分子的曆史檔案中發現，爸爸當年一個人去了“解放區”，媽媽留在崇慈醫院繼續執業。於是疑點出來了，既然孩子、妻子和老媽都在新民，爸爸為什麽拋家舍業去解放區？還有，既然爸爸去了,媽媽為什麽不跟著一塊去而要繼續留在國民黨占領區，做一個敵人眼裏“通共”嫌疑，難道不怕被抓住嗎？而且，爸爸在“解放區”平安無事，媽媽在“敵占區”安然無恙，這裏麵一定有問題。

“群眾專政指揮部”推斷出這樣的“邏輯”：爸爸媽媽“合謀”由爸爸打入“解放區”刺探情報，再由爸爸指派人將情報送交媽媽，媽媽將情報上報國民黨駐軍,因為國民黨駐軍的政治部就設在崇慈醫院隔壁。媽媽是“特務”,而爸爸一直和媽媽一起上學、工作,不可能不知道媽媽的身份，所以爸爸也一定是“特務”。可是爸爸畢竟去了解放區為八路軍治病，所以被定為“嚴重特務嫌疑”，邊審查邊監督勞動，下放到病房做了護理員。那他們又是什麽時候，怎麽加入特務組織的呢？對了,他們讀的是英國人辦的教會學校，英國是帝國主義殖民者，為了進行文化侵略，就必然要發展特務組織。

我想那些審理媽媽案件的大學生們都是像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多數年青人一樣既無知又自信，他們怎麽能搞明白媽媽讀高中時所住宿的“青年會”是什麽樣的組織，又怎麽會知道爸爸在大學時代曾加入的“牛津契團”是幹什麽的呢？爸爸媽媽的“嚴重特務嫌疑”和“英國特務”就這樣“順理成章”的推論定性了。

媽媽被囚禁了100多天，經曆了無數次的審問、調查，寫了一份又一份反省交待材料，終於因為找不到任何證據而不了了之。可是多年以後,掌權者說,當年並沒有給媽媽戴上“帽子”，所以不存在平反問題，隻製作了一張證明媽媽沒有曆史問題的薄紙片放進檔案裏。

這一切,我是在很多年之後才知道的。是爸爸單位的同事和爸爸談話時被我聽出了蹊蹺，才刨根問底挖掘出來的。我難掩自己的震驚和憤怒，就要去找辦案的當事人問個究竟。那個人我小時候就認識，是媽媽最早的學生，畢業後留校當了幹部，曾經得到過爸爸媽媽很多幫助，卻恩將仇報。媽媽阻止了我，她說，我不是很幸運嗎？他們沒有打我。如果當時有人動手打我一下，我可能就不會活著出來了，也會和你們高伯伯一樣選擇自殺，你們就沒有媽媽了。

聽了媽媽的話,我的汗水一下子濕透了衣衫，淚水也嘩嘩地流了下來。我想到了我的同班同學國麗文的爸爸、白娟的爸爸和張燕生的媽媽，他們就是在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含冤上吊自殺的。我的學兄馬阿海的爸爸和高凱的爸爸都是爸爸媽媽的同事，在文革初期蒙受不白之冤，被毒打後跳樓自殺了。他們年紀輕輕就失去了爸爸或媽媽。我再不想找那些人算賬了。很多年裏,我在住宅區裏見到那個負責媽媽專案的人都禮貌地打招呼，照樣稱他為“叔叔”。我知道，自己也和大多數國人一樣，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可是，還能有別的選擇嗎？

媽媽被解除監禁後，當權者為了自圓其說，沒有恢複媽媽的工作，仍然以“有曆史問題”對待媽媽，先送她去北鎮羅羅堡公社“勞動改造”，又下放到附屬醫院的內科病房當護士。從醫大畢業後一直從事醫療、教學、圖書館工作的媽媽從來沒有做過護士，而且她的頂頭上司就是當年我絕食時到我家大吵大鬧的護士長，常常故意刁難媽媽，給媽媽出難題。一次她指派媽媽去給一個測血沉的病人抽血，然後借口媽媽做血沉不符合標準大聲訓斥媽媽。幸好聞訊趕來的老護士是媽媽當年的學生。她阻止了鬧事的人，默默地幫媽媽做好了工作。

當我知道這一切的時候，爸爸媽媽都已經不在了。這些事是住在我家樓上的鄰居吳月枝阿姨講給我聽的，她當時和媽媽在一個科裏當護士，見證了一切，也曾幫助媽媽做過技術性強的工作，掩護過媽媽。以前我雖然知道媽媽被專政過，可是專政後被下放勞動，每天要跑到附屬醫院上班的事我都不知道。雖然我們當時在農村,可是我們也回過家探過親啊，竟然對家裏這樣大的變故毫不知情。爸爸媽媽從來沒有對我們講起，而我們又是那麽地自我中心，覺得自己下鄉了，是最苦最累最有功勞的人，理應得到家裏照顧，卻沒有關心爸爸媽媽。

“文革”是我最不願提起,最想忘記的一場噩夢,卻又忘不了。我不能不常常想：媽媽在被“專政”的日日夜夜，是怎樣度過的？她會不會流淚？會不會天天都在盼著見到家人？會不會有輕生的念頭？會不會對人生、信念絕望？她怎麽忍受了那些造反派趾高氣揚的“審問”和“勒令”？她的內心會受著怎樣的煎熬？

我一次次地在心中呐喊：媽媽，我這個無用女兒，在你最艱難的時候什麽都沒為你分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