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樣一首懷念童年的歌：
“當我幼年的時候，母親教我歌唱；在她慈祥的眼裏，隱約閃耀著淚光－－
“如今我教我的孩子們，唱這首難忘的歌曲；我的心酸的眼淚，滴滴流在我的臉上。”
唱起這首歌，我就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那夕陽一般的一片金色。一個人的年齡是由一年年來度量的，而一個社會的年齡卻是由一代代人來度量的。我童年的時代已經逝去了。我想以此文來記述一下那段美好的時光，和那一段人類史上非常獨特的生活方式。
以此獻給我的母親，和與我有同樣經曆的朋友們。
一
我從小是在北大的家屬院中長大的。我的家那時是清華邊上一望無際的田野中的幾幢紅色家屬樓－－在那個灰色的時代裏，舊紅磚的顏色就像童話一樣。
那時，一個家屬院中大大小小的孩子，從“戴帽”的初中生到四、五歲的“小的”，都“和”在一塊兒玩。一夥人大概有幾十、上百人吧。大孩子很少欺負小的。一玩起來，大的冒險，小的賣力，煞是可觀。有時，小的被外麵的“野孩子”欺負了，大的還硬著頭皮“出頭”，或是帶著小的繞幾裏路上學和打醬油－－我現在也弄不懂為什麽這些在“文化大革命”的惡風險浪中出生的孩子們會自發地非常友愛。
我們經常玩的，有“闖關”、“大本營”、和“一撥兒逮一撥”。
“闖關”最簡單：在馬路上劃上幾條線，一方守在線上，腳不能離線；另一方試著闖過去，但或攻或守或“偷”，配合大有講究。
“大本營”營是兩根電線杆子，每根是一“撥兒”的“家”，摸到對方的“家”就贏；兩“撥兒”從家裏跑出來互相捉，後出“家”的為“大”；被捉住就得“觸”著對方的“家”等著己方來“救”。每當“一撥兒”差不多被對方捉幹淨了，幾個剩下的大孩子試圖去“救”，那長長的一串“俘虜”圍著一根電線杆或東或西地“指”－－這時最緊張；而一旦“救”成功了，雙方孩子都一齊興奮地大喊大叫，同時一麵盡快地逃命或圍捕－－這時最恰當的形容，便是“象馬蜂炸了窩一般”。
“一撥兒逮一撥”的規則和“大本營”差不多，隻是一方沒有“家”，在樓間四散地躲。不過，這個遊戲常常玩不完。不是哪個小的為了躲好弄倒了一大堆箱子（那時樓道裏堆滿了雜物），“轟隆”一聲，大家做鳥獸散了；就是誰藏得太好，老也找不著；或者就是玩得太晚，許多人藏“回家”去了（按規定這是“犯規”的）。我就常常在藏回家吃完晚飯和大人一塊兒出來時，看見同玩的個別小夥伴－－還在黃黃的路燈下像“黃鼠狼似地”轉呢找呢。
小時候，我總的說來，是個大男子主義者。“哼，女孩子有什麽？”不過就是成天玩跳皮筋、丟砂包、擲羊拐罷了；我們男孩經常要去給她們搗亂。不過我也有非常佩服她們的時候，那就是當她們“跳高筋”。
一圍皮筋，崩在細細的小指上，高高地舉在頭頂；一隊的領頭的女生，要跳起來高高地用一隻腳去“勾”，而且隻能勾到兩根裏的一根，不能碰另一根，象是耍雜技一樣；這樣的女生，往往是以後小學裏的跳高冠軍－－每當這時，我便要扭過頭去。（後來，問明了太太，才知道過了頂的“高筋”靠“抻筋”，不是我印象中的“朱建華”式。）
這些，隻是近處的玩藝；在更廣闊的天地裏可玩的就更多了。
未名湖春天的湖水、田野裏夏天的玉米穗、圓明園秋天的石人石龜、北大山上冬天的鬆子鬆果，都是我們的玩伴；晴天裏的塵土、雨後的水窪、傍晚時尋的“馬知了”，給了我們多少的樂趣；直到今天，我在夢中“遇險”時的“歸宿”，仍是圓明園那荒蕪的小山包，或是那青青的田野。
每當夏日傍晚孩子聚到一塊，便要去找馬蜂窩捅馬蜂窩。常常是一個大的孩子，披著從家裏偷來的雨衣，用一根長竹竿，一捅，一勾，馬蜂窩便掉下來“嗡”的一聲炸了窩；這時，遠遠看的孩子也紛紛跑開來。常常是去捅的孩子，臉上或是手上被馬蜂蜇了幾處－－沒關係，撿出“馬蜂兒子”塗上就“不痛了”。這個遊戲永遠玩不夠。
一次，一個叔叔－－他的孩子是我們那兒的“頭”－－到我家，穿著厚的膠雨衣，外麵下著大雨；在房裏脫下雨衣，襯衫仍然濕了；叔叔咕囔了一句“怎麽搞的，這麽厚的雨衣，還漏”我卻知道是為什麽！
我印象中最好玩的，是“鑽鍋爐”；北方冬天燒暖氣的鍋爐，很大，小孩可以鑽進去；黑洞洞的管道好像沒有盡頭，既可怕又好玩極了；鑽在長長的管道中，別人在兩頭大喊一聲，或是用磚頭在管道外壁猛敲一下，眼前會震得金星直冒。不過這樣好玩的遊戲我隻玩過一次，那次鑽出來後大家身上臉上都是黑灰，有的身上還有黑油；連大孩子都沒了主意。後來，大家一起到下雨後的黃泥湯中洗了一遍，一齊站到牆根下曬太陽，隻盼身上的衣服能幹；直到天黑“看不清了”才敢回家。我的一件小白褂，已經變得“不是白，也不是灰，也不是黃”，顏色怪極了。那天晚上，大院裏家家都把小孩揍了一遍。
我從六歲開始，每年暑假便跟著那時九歲的姐姐，去頤和園遊泳。我們倆走幾裏路，到北大西門的媽媽的好朋友家，匯合另外兩個小朋友，再走幾裏路去頤和園，去的一路上逮蜻蜓、看豬、捉青蛙、摘荷葉。回來時歪歪倒倒地走回媽媽的好朋友家，喝兩口水吃一個熱饅頭，再慢慢走回家。我姐姐最大，剛開始時，也隻能遊“三十米”。有時，好心的叔叔阿姨會帶我們去，那樣的話我們就可能有公共汽車或是自行車坐了，遊泳後也會有“零食”吃－－我們年年就這樣地走嗬、遊嗬，遊嗬、走嗬；慢慢地長大了。我小時候，除了一次“腮腺炎”，兩次“開瓢兒”，和幾次“崴腳”，似乎不記得生過別的病。有一天遊泳回來，媽媽突然對姐姐叫起來：“小燕，快站到門邊上去！”－－原來我姐姐“竄個兒”了，十幾天內長了十厘米。
二
那時小學功課輕鬆，作業也五花八門。我們小學種菜、種果樹、架葡萄和養兔（兔子據說還“出口”）。我們的作業中，就常常有“一把兔草”、或是“一把雜草”（須從學校的田裏挖來）。學期作業是春季“蓖麻子若幹個”，我家住樓房，隻能到種了的人家去偷；秋季是“長征長跑”，一個小學校的裏程加起來從井崗山跑到陝北。語文作業常常是“念書五遍，家長簽字”；我就念它三遍，再偷了媽媽的鋼筆加“兩豎”交差。大字作業是描紅模“謙虛謹慎／嚴肅活勃／艱苦樸素／戒驕戒躁”，最頭疼。有一個暑假太貪玩，要返校前才發現四十篇紅模，一篇還沒有寫；於是我飽蘸濃墨，一筆寫兩篇；結果開學後都得返工。所以現在才發現我隻有“謙”字寫得好。一想起那時假期結束前的“趕作業”，我現在還頭暈眼花呢。
有一年作業中有“愛國衛生－－每人上繳蠅蛹一百個”。陰溝和田裏翻翻，一個也無，有也是空殼。後來，我和幾個小朋友尋到了兩裏地內的一個廢棄的廁所，挖開來，發現成百上千個“實打實”的。這事一傳十、十傳百，整個小學的學生都去挖，都知道是我們幾個“發現”的。
我姐姐那時功課好、字好、朗誦好、模樣好。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就被調去“專職”“寫”“大批判稿”。那時我姐可神氣了，每當廣播站一開念，我班上的小朋友就開始嚌咕“是成樸他姐”“是成樸他姐”。但那時她連報上的標題還認不全呢，怎麽寫？沒關係，留成家庭作業就寫成了。老師的話就是“最高指示”，回到家裏，我姐姐便“不聽話”、“餓飯”、“逃跑”，無不用其極；逼得受了一輩子鬥的媽媽經常在晚上備課中間替她寫“大批判稿”，一邊寫一邊搖頭歎氣。
我小時候很淘氣，受到的表揚不多。每次“期終總評”除了“學習好、身體好、團結同學”外，其它一般都是“一般”。但有一次“受表揚”卻是終生難忘的。那天我們“學農”趕回來，聽“重要廣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過世。由老師帶頭，全班同學哭聲一片。那時我個大、頭大、嗓門粗，似乎哭得最響；雖然坐在後排，還是給老師注意到了。“重要廣播”過後總結時，除了“這十天致喪期間不許笑”外，老師又說：“成樸今天對毛主席最有感情，哭得最好。”
我現在懂了，我的童年那麽好玩，是因為那時的整個中國已經回到了一個“兒童”的時代。
三
那個時代最傳神的一件事，便是“新聞聯播”。
每天晚上八點整，一奏“東方紅”，便是“全國人民廣播電台－－新－聞－聯－播”；偶爾有“重要廣播”。播音員天天聲音高亢，內容天天鬥資批修、口誅筆閥，半個小時的節目天天從千家萬戶的燈窗中按時傳出來。一有重大消息，便是長長的“中央委員、中央後補委員－名單”－－這時，便是我們孩子們大顯身手的時刻。
或許是由於那時強調“安定團結”，或許是由於孩子的記憶出奇的好，“中央委員、中央後補委員”的名單就像基本物理常數一樣被我們“倒背如流”。一播名單，我和姐姐就坐在收音機旁，爭先替播音員把下一個名字說出來：“陳錫聯、耿彪、許德恒、榮毅仁、周建人、賽福頂、阿佩－阿旺－晉美”，連“史良”、“蔡暢”後的“（女）”字都一起背出來。
另一件獨特的事便是“小說連續廣播”，小說隻是兩、三部。“劉胡蘭”、“金光大道”、“漫山紅遍”播了一遍又一遍，我們也差不多能背下來。但“小說連續廣播”，仍是我們每天的頭等大事。有時中午“十二點”聽一次，晚上“六點半”還要再聽一次。小孩子們聽起“小說連續廣播”來，就像老京戲迷聽戲一樣。
電影也是一樣。那時不興電影院，常在操場上露天放電影。“地道戰”、“地雷戰”、“平原遊擊隊”；“春苗”、“青鬆嶺”、還有“決裂”；次次加演“彩色印染”、“廣西早稻大豐收”或是“西哈努克親王在北京”。孩子們嘴裏台詞說出來，手上動作就做出來。但一放電影，仍是人山人海；放影前兩小時，熒幕前就已排好了各色各樣的凳子，坐好了聊著天的家屬老大媽。大家遠了看，近了看，側著看；左邊看，右邊看，熒幕後麵倒著看；或者各個位置換著看。一遇情節緊張（比如出現“龜田、鬆井”的臉），仍是全場屏聲禁氣，或“嗨”或“嗬”。
除了每天七點“開演”前電視裏的那麵鍾，我對電視的映象實在不深。似乎除了“李鐵梅”拄在鋼琴前唱“革命樣板戲選段”，電視台沒有播過別的。
四
那時住房緊張，差不多家家都隻有一間房。我家一個單元裏四間房住了四家，四家共用一套廚房廁所。隔壁的阿姨是係領導，伯伯是三０一醫院的軍級技術幹部，家裏也是一間。那時人待人親切，鄰裏關係好，每家的門都是向其它家的孩子敞開的；我每天晚上要“看”兩、三個小朋友，在兩、三家玩過串過。
那時做客不必怕主人不在家。我記得從五歲開始，我就懂得如果有人來“看”同單元的叔叔阿姨若叔叔阿姨不在的話，要請他們到自己家來坐。即使隻有我一個人在家，我也會請不遇之客到我家來坐－－而且非來不可、不來不行。領進門，我會倒茶，請瓜子，正正經經地坐在我的小凳子上陪客人聊天，臨走給叔叔阿姨留話。下次，客人來，在主人家坐過後，也會再來我家坐坐。
那時社會治安好，家家都是一把“將軍下馬”或是“不下馬”的鎖，鑰匙常放到門口的雜物堆中。我大舅舅家最愛“唱空城計”：把燈開著，把收音機開著，把門半掩著，全家（這時舅媽必定出差去了）都出去玩一個晚上。舅舅每次來，媽媽都要拚命地逼問他的家裏是不是在“唱空城計”。為求“逼真”，舅舅還曾用幾個壞搪瓷杯和火柴、繩子、筷子，利用“滴漏原理”做了一個“收音機自動換台器”，每次能精確地換一個台。舅舅不厭其繁地演示給我們小孩看；舅媽回來便藏起來。現在想來，這不過是一個來不及學成的“留蘇”“自動化”在長期閑置中的一種“淘氣”罷了。
那時“小道”多，大人“串門”多，“串門”為調動工作和傳“小道”的多。由於家裏隻有一間房，傳“小道”都是當著我們孩子。遇到關鍵或是傳神的地方，大人就在手上筆筆劃劃。姐姐識字，聽到的多；我也聽了不少。於是，在一個天氣晴朗“惠風和暢”的下午，我腰間別著一根樹枝，學著“小兵張嘎”，站到乒乓球台子上，給一快兒玩的小朋友來開講“形勢”。媽媽聽別的大人說“你家小樸在乒乓球台上傳‘小道’呢”，不得了，趕快下來叫我回家。不料我“大意凜然”地繼續傳，不願回家，聲音反而更高了些；於是媽媽趕快哄我說家裏做了肉丸子，才把我哄回去那天我是真的吃到了肉丸子。
那時大人也有浪漫的時候。我媽媽的學生，都是“上山下鄉”多年的“大齡”“工農兵學員”；我母親經常給他們“牽線搭橋”。每當家裏擺好一張凳子，上麵放好兩杯清茶，隔著凳子麵對麵像“談判”似地放好兩個小板凳－－家裏太小，其它方式坐不下兩個大人，除非倆人並排坐在一張大床上，但這不合適－－姐姐就知道要帶我出去了。我倆們圍著家屬院轉嗬轉嗬轉嗬轉嗬（由於有姐姐在，我和其它小朋友玩不起來），心裏卻都十分興奮；直到估計差不多十點了，才回家。我姐姐問一句“‘成’嗎？”媽媽答一句“‘成’。”那時家裏就常有客人留下的小小一包糖果或是點心。他們在學校裏的主食仍是窩頭鹹菜。
記得有一次在南京姨家，姨帶我去公園玩，也是去為別人“牽線搭橋”。帶著我是幌子，是怕女方害羞－－好像那時社會上沒有一男一女單獨在公園裏轉的，介紹人得帶著孩子遠遠地在後麵跟著－－不料我非常喜歡那位年輕“好看”的阿姨，“一見鍾情”，抓住她的手就不再鬆開；害得她陪我在公園裏“談”和“玩”了一天。
五
那時大人們最怕“月底”；所謂“月底”，便是從頭月二十幾號到下月九號發工資前的一段時間。那時，媽媽口袋中隻有幾毛錢了，媽媽就要計算家裏還有多少雞蛋多少菜，還有多少廢報紙破布－－糧食和煤靠發工資時買足－－銀行裏包括“存底”還有多少錢－－常常是“月初”開戶“月底”結戶。我爸爸起於一個醫療事故，長期臥病，在我五歲的時候就去世了（我現在已經記不得他多少），家裏長年靠我媽當“助教”的工資生活（媽媽的“助教”，從五六年大學畢業到“平反”，一共當了二十多年），還要給外公帶東西。家裏兩個孩子嗷嗷待哺，天天為搶吃的打架；我想我媽的心，那時成天是“碎”的。媽媽天天東轉西轉，為了買一點處理的食品多給正長身體的孩子們一點好吃的；媽媽天天在做飯時就著下腳料吃玉米麵炒辣椒，嘴唇老是裂的－－在我印象中，在搬家前，媽媽好像沒有和我們在一個桌上吃過飯。
我上一、二年級時，媽媽天天“開門辦學”，將午餐的錢交給姐姐，規定買兩個花卷和一碗雞蛋湯。姐姐為了“省錢”，每天中午隻買一個花卷和我“分”（其實給了我大半個）。月底，媽媽沒錢時，姐姐就拿出這樣省下的三塊多錢；那次，媽媽可厲害了，狠狠地把姐姐“克”了一頓；那次，媽媽和姐姐都哭了。然後，媽媽用省下的錢，帶我們去了一趟“自然博物館”。以後，媽媽就把午飯的錢換成飯票，央鄰居給我們帶飯。
在媽媽麵前，我和姐姐天天“吵”和“打”，可能是因為我“小”，媽媽總是說姐姐的多，說我的少；幼小的姐姐也因此分擔了不少貧窮生活的艱辛。但媽媽不在時，我又是非常地“乖”，非常聽姐姐的話。當媽媽“開門辦學”幾天幾夜不回來時，我和姐姐便關好門，和衣地倚著睡著，每天早晨姐姐總是先起來、叫我。那時，我便會覺得我的姐姐很好看－－後來我想，童話中那個最後嫁給了王子的“姐姐－弟弟”，不過也就是如此罷。
生活盡管艱辛，媽媽還是非常樂於助人。無論誰來向媽媽借錢；媽媽立刻取出銀行中“過月底”的三、五塊錢給人家；到時自己再想辦法。媽媽總說：這是別人對你的信賴；信賴是無價的。家裏總來許多要“解決兩地”、“找房子”的人，媽媽總要拐彎抹角地為他們想辦法，可惜總沒有什麽成的；客人走後媽媽卻要工作到很晚很晚。舅媽在“口腔醫院”當大夫，“撟形科”每年隻隨機掛一天號；每年的這樣一天前晚上舅媽得了信都要來告訴媽媽；這時媽媽便說“小燕，帶弟弟睡好。”然後便騎車出門一家家地通知；常常要轉大半個北京城第二天早晨才回來。外公當時是“南京汽車製造廠”的總工程師，一個月二百多塊錢，常常接濟別人。但媽媽堅決不要外公的錢，連每月帶去的肥皂、白糖、豆製品、芝麻醬和其它副食品、夏天的水果、冬天的廣柑，也堅決不收錢。家裏隻有一個鬧鍾－－是外公聽說媽媽要重新教課時送的；那時家裏實在買不起鬧鍾，而媽媽教課一定要鬧鍾。我想，這些，便是我小時候受到的最好的道德教育。
六
那時全國物資供應緊張，除北京、上海外，全國都買不到肥皂、白糖、豆製品、芝麻醬和許多副食品。東北人到了北京，連“水果糖”都大量搶購。每逢居委會的老大媽在樓下一喊“買白糖嘍－－”或是“買豆製品嘍－－”大家就都開始往樓下跑，整個樓梯都“__”地響；一眨眼，代銷店前就排起了長龍。每次家裏都要盡可能地多買，托人向南京的外公和姨家小舅家帶－－我八歲時“回南京”，就拖了三塊搓衣板；這事讓外公大大地心疼和高興了一陣－－這樣的采購，每一、兩個月總有一次吧。
北京為了“撐門麵”，很晚才實現過一段“憑票供應”－－“兩毛”以下仍不限量。那一段時間，我們表姐表妹堂姐堂妹（我是唯一的男孩子），經常聚在一起，“車輪大戰”式地每人買“兩毛錢”的糖或是豬肉；然後再“開”到另一家。豬肉要閹好鹹肉、灌好香腸再帶回去。
我有一個聾啞表哥，寄住在我外公家，噬糖如命；每次帶回去的白糖很快讓他吃掉了大半。外公有低血糖，家裏一定要有甜的；於是買了一些高價蜂蜜。聾啞表哥就偷蜂蜜吃。外公在瓶子上劃了刻度；表哥就往瓶子裏兌水。但因為靜止時水與蜂蜜不摻和，外公還是能發現。表哥發現水動起來便與蜂蜜摻和，便整天偷著去搖那個瓶子。
七
那時常常有“遊行”。“四屆人大”、“反擊右傾翻案風”、“主席逝世”、“粉碎四人幫”和“進行新的長征”都遊過。（好像隻有“天安門事件”因太不得人心而沒有遊。）“遊行”前每人發一麵寫好的小旗（不許撕破、窩邊兒），出發前全校先開“大會”。遊行時羅鼓喧天，各行各業都出動。我就在遊行中看過我媽媽她教研室的遊行隊伍，看見她和她的同事們舉起小旗喊口號，好像不怎麽踴躍的樣子；心裏好為媽媽和那些熟悉的叔叔阿姨們慚愧。回到家裏，和媽媽說了，媽媽隻是扭過頭“噢”了一聲。
在我們家旁邊，有一片旗人的老宅。有一個專門撿垃圾的孤老太太，很老，臉很腫，大家都管她叫“蒙古格格”；“格格”就是“公主”。媽媽她們常在廚房裏談起她；說她年輕時為“愛情”和一個漢人“私奔”過，其實那漢人隻是愛她的錢，錢到手就把她甩了；說她一輩子“太苦了”。於是，辦“向陽大院”要“憶苦思甜”時，我和幾個小朋友就去請她。不料這邊她死活不答理我們；那邊“向陽大院”的老大媽大罵我們“臭毛孩子”“有眼無珠”。可能也是意識到了我們的父母中也沒有幾個“出身好”“苦大仇深”的，“憶苦思甜”就改成了到附近的另一個小學聽錄音。
長大後，我才知道“格格”或是“公主”，不是指撿破爛的。
我也嚐過一次“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
我有一個小夥伴“陳小”－－他媽媽是小學裏的“布老師”（“壞”孩子都明裏暗裏叫“不老實”）－－與另一個小夥伴“小毛頭”打架了，氣不過，便在“小毛頭”家外的牆上寫了個“毛”打了個叉。這時正值毛主席老人家去世的“治喪期間”，立刻來了輛警車和幾個“公安員”，手裏端著“五四”手槍（我小時一直以為“五四”手槍和北大的“五四”操場，命名是同一回事），就要來抓人。“陳小”的媽媽拚命抱著“陳小”，大聲叫“不是我家陳小”“不是我家陳小！”還眼睛凶凶的看著我們這群小朋友，叫：“誰說是我家陳小？！誰說的，看見了－－站－出－來－！”“公安員”又要對筆跡，“布老師”叫冤道：陳小還沒有上學，除了“毛主席萬歲！”，不會寫其它的字－－這樣的小孩，哪個有筆跡，哪個筆跡不是一樣呢？“公安員”為了緩和矛盾，提出給我們這些小孩都驗筆跡。這件事越鬧越大，連清華裏都有好些人翻牆過來看熱鬧；“陳小”終於賴在他媽媽的懷裏沒有被抓走。事後，大家都說，要是“布老師”稍“軟”一點，“陳小”肯定是給帶走了。這件事過後，代銷店前便站了一個“穿便衣”的叔叔，天天站在那裏看報紙，連最小的小孩都知道。我們再也不敢在牆上畫帶“大簷帽”的國民黨軍官；而“陳小”也在他家裏被結結實實地鎖了半年多。
那時，我們常常以大“反動派”的名字，罵別人：姓蔣的叫“蔣介石”，姓彭的叫“彭德懷”，姓劉的叫“劉少奇”（前麵還要冠上“判徒”、“內奸”、“工賊”），等等。若幹年後，我們才知道，曆史和我們開了個大玩笑。
階級鬥爭也有非常嚴酷的時候。據媽媽講，生我的時候，家裏都貼著大字報，每天都要大聲對來看的人念；除了碗櫃，到處都貼著封條。來“抄家”的大多是熟人，既有學生，也有幾個同事；若不是爸爸在臨“抄家”前幾天“靈機一動”買了張“毛主席像”掛起來，和來“抄家”的同事中有好心的人，“抄家”時可能還要受更大的罪。
媽媽是一個忠誠的“共產主義者”（現在還是），從不懷疑別人，其實不會有什麽“反黨言論”。媽媽政治上的“問題”，是因為從“五七”年開始，堅持那些被“整”的人“不是敵我矛盾－－是人民內部矛盾”，而從“漏網右派”開始，沒有錯過一輛“班車”。由於她一直是“黨員”，也一直是一些熱衷“整人”的人的“重點鬥爭對向”。但媽媽從沒有改變過她的初衷。
有一次我小時候，剛從外地的“寄托人”家回來－－媽媽生下我，就被“隔離審查”了。後來又是“勞動改造”；我從一歲到三歲，姐姐從一歲到六歲（姐姐是“社教”時出生的），一直被別人帶著－－在幼兒園裏高燒不退。媽媽放心不下，一天把我接出來，一手抱著我一手拉車運磚；上坡時就把我放在磚上。帶隊的工人師傅看不過，覺得太危險，狠狠地“訓”了她一頓；第二天她就把我送回去了。我對這件事可能還有記憶，因為在我小時的夢中，老有媽媽推著一車碎磚、抱著我，遇到了一個防空洞大下坡的瞬間；而那些年，媽媽對這件事，是絕口不談的。
不過從我完全記事起，“階級鬥爭”似乎已經淡化了。可能是“北大”的原因吧，“有問題”的特別多，小朋友的家長有一小半都“有問題”；大家都知道誰家是“右派”、誰家是“曆史”、誰家是“現形”、誰家在某某大會上坐過“飛機”；都抱著一種“ＳＯ－ＷＨＡＴ”的態度玩在一起，好像“壞人”隻是“小人書”上的壞人。而這些大人們對小孩也是成天嘻嘻哈哈的，私毫也沒有“改悔”的態度。這時，許多多年不來往的朋友，也開始相互走動；如西門我媽媽的那家好朋友，大學裏就是好朋友－－也成了右派，過去已多年因怕互相連累而不多“照麵”了。我因是在外地入的少先隊，連“填表”的那次尷尬也省略掉。
我覺得，結束“文化大革命”的不是“英明的黨中央”，而是已經不再迷信、不再害怕的人民。
八
我小學三年級時，北京小學“春季改秋季”，全班都要“蹲”半年。媽媽一是不願我浪費時間、二是怕我更“精力過剩”不好管，就把我送到南京南大的姨家讀小學；轉學中“跳”了半年。
南京的小朋友和北京的也沒有什麽不同，除了都非常羨慕和尊敬我這個“北京來的小朋友”。南京的女生愛說上海話，下課就聚在一塊“聞”“上海來的”鉛筆象皮，說那裏有一股“奶油味兒”；南京滿街的是“法國梧桐”而不是“竄天楊”，南京上體育課不踢足球而打壘球，等等。
我們班上有兩個“沒有戶口”的“下放戶”，一個叫“陳章”，另一個叫“痧拉拉”，是我們班上最矮的兩個男女生（其實，“痧拉拉”要比全班人都要大兩歲）。他們的學習永遠不好，他們的衣服永遠髒，他們的臉上永遠叮滿了蚊子包，他們老是淘氣，別人老是要告他們的狀，比如：“老師，陳章和‘痧拉拉’又逃‘路隊’了，（中午）不回家吃飯，在街上亂轉。”比如：“老師，陳章和‘痧拉拉’今天又不交作業。”鬧得太厲害了，老師便會說：“陳章、‘痧拉拉’，不許再鬧；再鬧，就不讓你們‘借讀’了。”於是他們倆就會老老實實地坐好幾天。
我在北京沒有見過要飯的；南京有很多。大家都說“下放的”在鄉下賣光了家俱、賣光了衣服又要回城裏“混”了。許多人開始拆房蓋房，拆了原屬“下放的”舊房蓋新房。“夫子廟”現在富麗堂皇，那時卻是“棚戶區”；泥壘的牆，竹蓖的頂，頂上蓋著報紙；一下雨髒孩子就往公家商店裏跑；一年到頭都有許多“癟三兒”一樣的人在街上鬼鬼祟祟地兜售東西和尋找東西。我外公家就在“夫子廟”附近，卻不允許我到那兒去玩。
大人在“乘涼”閑談時都說：現在的這些“下放的”可憐；前幾年那些偷跑回來的女人更可憐。然後就看看我們孩子不說了。
我姨家有個後門，每天傍晚都有一個半大的男孩子拿搪瓷缸子來要飯吃。有時，早晨沒有煮新飯，頭天的飯已經餿了；那個男孩就站在那兒不走，直到要了喂雞的餿飯慢慢地帶回去。姨挺“防”他，說他有時會偷拿院子裏的東西。他穿的，大概和陳章、“痧拉拉”差不多吧－－稍大後，我常常想，陳章和“痧拉拉”是不是也每天去要飯呢？他們是不是怕碰到“同學”難為情而要跑到很遠很遠的地方要飯呢？還是他們的家境要好一些呢－－那時，第一次知道“解放後”還有這麽多“窮人”在“討飯”（雖然我還不知道當時農村的情況），非常“驚訝”和“想不通”，心裏是很委屈、難過的。在南京，我仿佛是一個小蝸牛從它“首都”溫暖的象牙塔裏，終於向這個“大千世界”伸出了觸角。
並不是所有“下放戶”都過得不好。班上有個姓沈的女同學，既幹淨，又秀氣，學習又好，還是班幹部；她家也是“下放戶”，她奶奶不是，她的戶口剛隨了奶奶。“沈”原來也“借讀”過，老師常拿“沈”給陳章和“痧拉拉”做榜樣。第二年暑假，我還沒有還完小朋友的“小人書”，便被媽媽接回了北京。
九
時代終於慢慢地變了。最先，是進北京城來賣瓜子的農村姑娘；一毛錢一茶杯瓜子，整天坐在路邊等。大人們說她們“浪費時光”、“浪費青春”、“破壞衛生”（的確，地上多了許多瓜子皮）。但她們終於象酸棗刺一般在寒風料峭的北京街頭“釘”住了。半年以後，雞蛋市場也開放了。而電視台也終於放了第一部我有印象的電視劇－－“玫瑰香奇案”。
在以上的陳述中，我用的都是真人、真名、真事；沒有多做文學上的誇張－－我覺得，我童年所處的那個時代，已經夠“誇張”的了。
回首童年，我寫了這樣一首詩：
我的海
讓熏風將我升起，
我是天堂中的一片碎葉；
讓海風將我帶到，
帶到那充滿了鷗鳴的家園；
那裏有我苦苦的祈禱，
和我那烤焦了的童年。
我在這靜靜的傍晚，
象小船兒一樣地飄泊。
那空手回家的漁翁，
夕陽在他眼中搖動；
回憶又將他帶到，
他年輕時的幾次還願。
多麽輕柔，多麽歡暢，
在海的輕歎聲中，
月光在靜靜地頃；
我又一次地變成了破碎的秋葉，是海上
早晨或晚上的霞光，
是海灘篝火上升起的黑煙，
被海風帶著在四處飄灑；
來年的雪地上，
我在一片鷗歌聲裏安眠。
回想讀博士過去的這幾年，也有挫折，也有想放棄去找工作的時候；但和媽媽他們比一比，心裏也就滿足了。我用一年就從“助教”升到了“助研”，而媽媽他們卻用了二十二年。媽媽他們真正開始“科研”，已是四、五十歲的老頭、老太了。幹擾他們的運動和家務太多了。至遲一九七五年，中國的物理學界仍然搞過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運動。－－有時我覺得我的這個“博士”，不是為我自己讀的，而是為兩代、三代人讀的。
十
我在美國讀書之餘，還發表了不少詩歌、散文；接著，我便開始抨擊中國的時敝，探討造成我們民族苦難的劣根性。為此，我得罪了不少人。
母親聽說我這麽不“安分”，特地跑到美國東部來勸我；用她坎坷的一生來勸我（由此，我才對她一生的坎坷，有了個大概的了解）－－多做學問，少碰政治，多造福人民。
那天，我和母親遊完了“大都會博物館”，母親堅持要省兩塊五美元，堅持要慢慢仔細地看看紐約。我於是陪母親從“大都會博物館”一直走到“中國城”。我差不多要累癱了，而六十多歲的母親卻好像沒事；笑說“沒有耕耘，就沒有收獲”－－她在“鯉魚洲”被監督勞動時每天挑擔時走的路，差不多就有這麽遠；那時，她還因為“風濕”，天天發著低燒。（母親向我講過，那時她想用拚命勞動，來證明她“無罪”。）
回家的路上，看著燈火闌珊的曼哈頓島，象個巨大的航空母艦一般，慢慢地沉到夜的湖裏，母親又開始耐心地用她坎坷的一生來勸我－－“多做學問，少碰政治，多造福人民”。那時，我卻突然地想到了我的童年；我想－－“有其母必有其子”吧。
哦！久違了－－我的祖國、我的人民
一九九四年十月八日，於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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