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這是為什麽？》第十二章 重大轉折,大事聯串 （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辭職 （十）“核查”補課 （十一）《六·四事件》

九、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辭職

(一)用“兩個不管”的矛,對“兩個凡是”的盾

胡耀邦一回到中組部,立即把審幹局及政策研究室的—些同誌請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有個案子,你們敢不敢翻?”

“實事求是。”人們都這樣回答。

“可是要擔大風險的啊!”

“再大的風險,”有人說,“還能超過‘四人幫’的?”

耀邦說:“對,要有這份勇氣。”

耀邦繼續說:“按照黨的一切工作都要實事求是的原則,就是對偉大領袖晚年搞錯了的事,也應該予以糾正。有些人硬扛著‘兩個凡是’牌子不放,堅持一錯到底。針對這種態度,我們能不能這樣說:‘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與處理,不管是什麽時候、什麽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麽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簡單地說:就是用‘兩個不管’的矛,去對‘兩個凡是’的盾!請大家議議行不行?”

大家說,應該這麽辦,這既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精神,又簡明有力。但為穩妥起見,胡耀邦覺得首先有必要取得葉劍英、鄧小平的支持。一天,他向中央負責人匯報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工作時,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中許多人及死者親屬要求複查的強烈願望,並表示中組部準備進行複查。

不久,鄧小平接到了有關“六十一人案”的兩封申訴材料。6月25日,他在其中一封材料上批道:“這個問題總得處理才行。這也是實事求是的問題。”7月4日華國鋒也指示胡耀邦:“六十一人的問題要解決,由中組部進行複查,向中央寫個報告。”胡耀邦即指定幹審局副局長賈素萍等四位同誌,全力投入這項工作。一切似乎進展得一帆風順,但是,胡耀邦明白:問題遠不是那麽簡單。

1978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向全黨發出通知,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全國信訪工作會議,研究如何處理日益增多的申訴信和上訪人員,如何落實政策才算執行毛主席的正確路線。

這個會議是胡耀邦剛到中組部時就向中央建議舉行的。汪東興遂讓胡耀邦主持會議,並在開幕式當天作主要講話人。對胡耀邦這個講話,政研室的苗楓林認為非同小可,很可能引發一場激烈爭論。因而在起草過程中,他盡量地把觀點闡述得十分周密而無懈可擊。等把稿子弄好送給胡耀邦過目時,他又一次勸阻胡耀邦:“最好等時機成熟了再講。”胡耀邦一聽,不免有點氣,說︰“你們這些人就是謹小慎微。”苗楓林請胡耀邦再考慮一下,胡耀邦義無反顧地說:“怕什麽!就是下油鍋,也總得有人下嘛!”

9月18日,全國信訪工作會議如期開幕。胡耀邦從從容容地走上了懷仁堂講台,並發表了平生第一次照本宣科的那篇講話。台下掌聲連連。

“照本宣科”還是出了事!按規定,大會秘書處應該立即把胡耀邦講話全文登上會議《簡報》。但是,等《簡報》發下來,許多代表都傻了眼:胡耀邦講話的精髓——用“兩個不管”針對“兩個凡是”的內容——被刪得一字不剩。接著,續出的《簡報》連篇累牘,借用某些會議代表之口,對胡耀邦的講話進行了一係列批評指責。其中據說來自河南省的代表說:胡部長的講話太離譜了!連毛主席定的案子都要否定,也太不遵重毛主席了!

會議閉幕,汪東興作了會議總結講話。他又直接麵對全體代表宣告“兩個不管”的說法不妥。散了會,9月25日,胡耀邦找汪東興同誌討論這句話究竟有何不妥。被詢問的同誌中有人反問胡耀邦:“如果是毛主席批的定的案子,你怎麽辦?”

胡耀邦說:“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還健在,也會恢複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所以對他老人家過去批的定的實踐證明了的冤假錯案,我們都應該平反改正。”

對方又有人說:“‘不管什麽時候、什麽人批的定的’,這說法未免太大而無當了!如果這說法可以成立,那麽國民黨時代定的冤案錯案,難道也得由我們去平?”

耀邦即刻把這種挑釁也頂了回去:“國民黨都被我們推翻了,他們搞的冤假錯案就自然而然地都被平掉了嘛!”

對方啞然。

過了些日子,中組部的《組工通訊》發表了耀邦的講話全文,完全恢複了“兩個不管”的提法。

經過胡耀邦一係列委婉而頑強的鬥爭,“兩個凡是”的陣地越來越狹小,“兩個不管”的洪流節節壯大。到最後,汪東興等人不得不把中央專案組管轄的所謂“大案、要案”,全部轉交中組部重新複查。1978年11月30日,中組部向中央報送了《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這《報告》列舉了大量經得起檢驗的曆史事實。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組織部《關於‘六十一人案件’的調查報告》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向所屬全體黨員和黨外群眾廣泛傳達。

隨之,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對為數寥寥的“兩個凡是”論者作了最後衝刺之後,一向對黨對人民耿耿忠心的彭德懷元帥的“廬山沉冤”終於昭雪於天下;陶鑄也與薄一波等人一起,從“叛徒”的桎梧中被解放出來……(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戴煌/著)

(二)我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1980年2月,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在胡耀幫的主持下,全國各個領域開始撥亂反正。幾十件影響巨大的冤假錯案,在胡耀邦的親自過問下得以平反和糾正。麵對各方的阻撓和壓力,胡耀邦鼓勵辦案的同誌:“我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他說,我們要永遠記住八個字:“堅持真理,旗幟鮮明”。

例如對“現行反革命”李九蓮昭雪︰1977年12月14日,粉碎“四人幫”已一年又兩個月零八天,江西的一位女工李九蓮的下顎和舌尖,被尖銳的竹簽穿在一起,被拉到贛州西郊槍殺,拋屍荒野,並被歹毒之徒奸屍、割去雙乳。十二名曾為李九蓮辯護過的幹部、群眾,同被判以重刑。起因是李九蓮在日記中寫了對有著重重困難的青年、幹部的被迫上山下鄉,深表同情;對在所謂的“二月逆流”中受害的老帥老將軍們,深表不平,說這是“宮廷裏指鹿為馬”;對“紅海洋”和“三忠於”的愚昧活動,她極為反感。對“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她認為“不見得”。她覺得林彪“越來越像個奸臣”,隱喻毛澤東成了“殘冬的太陽”。在對李九蓮平反的道路上經過了艱苦曲折的鬥爭。記者戴煌於1980年除夕寫了一篇《內參》於1月25日送到黨中央,立刻受到了胡擢邦的重視,他當即給中央政法委書記、最高法院院長、公安部部長做了這樣的批示:彭衝、江華、(趙)蒼壁同誌︰此事請予妥善處理(包括對她的家庭親人),但處理這類事情,應考慮不要聲張,以免引起不良後果,而應著重總結經驗教訓。彭衝當天就給江西省委主要負責人寫了兩行字:“(江)渭清、(白)棟材同誌︰耀邦同誌的批示,請閱《清樣》所反映的情況,請予查明,妥善處理。”2月17日開始,江西省法院按照省委的指示,並請省檢查院、省公安廳和贛州地區公檢法機關派人參加,3月9日就做出了比較合乎實際的結論。接著,由省法院、地區法院和有關單位出麵,做出了一係列具體的改正決定。

到1982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基本結束。據統計,這次平反的曆次(從“三反”、“五反”到“文革”)立案審查而被冤屈的人達300多萬人。還有一大批沒有立案而受害者這次也得到了解脫。如此大規模的平冤,帶來了中國改革的春天。

胡啟立曾經評論說:“胡耀邦旗幟鮮明,當仁不讓,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率先組織開展真理標準大討論,推翻‘兩個凡是’,推動思想解放運動;繼而又以‘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的果敢精神和堅定決心,毅然為千萬人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這兩項偉大壯舉,拯萬民於水火,解精神之枷鎖,為中國後來的改革開放掀開了曆史的帷幕,立下名垂青史的不朽功勳。”

在推進黨內民主化的同時,胡耀邦放手在一些人民團體中實行民主化。1984年,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代表大會召開。按照過去的做法,作協領導班子由中宣部、中組部提名。胡耀邦說:“人事管理問題,要區別兩種情況,一種是黨和政府直接領導的單位,另一種是人民團體。對於後者,我們根本不要幹涉。比如作協、文聯、科協等,還有民主黨派,這些團體願意選誰就選誰。”結果作協四大選舉時,作家們實現了自已的意願,上麵指定的人沒有選上。

胡耀邦還有一件令人肅然起敬的事。請看《工人日報》原總編輯張宏遵在《大悲無淚祭耀邦》(《炎黃春秋》2015年第9期)一文中的記述:1985年9月18日,也就在黨代表會議開始的同一天,北京大學突然爆發了一次學潮,雖然沒有形成什麽氣候,卻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關注。

中央書記處曾幾次開會研究學潮的事情,就學潮的性質,發生的深層原因,包括改革開放以來的內政外交政策都進行了總結和反思,提出來在全國開展形勢教育,加大對改革的宣傳,加強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措施。胡耀邦比別人想得更多些。在一次書記會議上,他講了這樣一番話,說:“看來,今後乃至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這類大大小小的亂子恐怕少不了。至於他們喊打倒胡耀邦(國家教委的負責人匯報學潮中喊出來打倒胡耀邦和某某某的口號)也沒有什麽,不要老盯著抓幾個壞頭頭,關鍵是我們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們共產黨人要學會在大大小小的動蕩和紛爭中,提高和增強治國安邦的本領,要靠民主和法製處理各種亂子,化解各種矛盾和紛爭。這段話,我是從書記處會議紀要上看到的,當時還將其轉抄在筆記本上。之所以印象深刻,一是我對學潮的發生感到意外,不明白為什麽在改革開放帶來民族大進步、經濟大發展、民生大改善的時候出現學潮。二是在告別了階級鬥爭為綱理論和文革極“左”路線之後,該怎麽分析和處理自發的民眾訴求?耀邦的這個談話如醍醐灌頂,讓我思想為之一震:耀邦跳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傳統思維,從一個民族走向現代化的大目標、大視野來看社會階層的分化和不同利益訴求,對於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後的共產黨人如何執政的問題做了深層思考;對如何認識和處理新的曆史時期出現的各種社會矛盾和糾紛,有了新的思維,這就是靠民主法治道路,靠把黨自身建設好,把自己的事情幹好。作為黨的領導人,敢於提出打倒胡耀邦也沒有什麽了不起,除了毛澤東當年在延安說過類似的話,到目前沒有另一個中央領導人說過。這種共產黨人真正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覺,實在是大音希聲。”

一個國家的一把手有這樣的胸懷,怎不令人感懷之至。

與胡耀邦共過事的領導及身邊的工作人員,還寫過許多胡耀邦的事跡:

(三)胡耀邦提出“四不主義”,並身體力行

在中央黨校複校之初,胡耀邦曾宣布:“中央黨校實行‘四不主義’?即不抓辮子、不戴帽、不打棍子、不裝袋子(指檔案袋——筆者注),大家對學校領導,有什麽意見都可以提。”在這種民主空氣的影響下,學員的思想相當活躍。

雖然這“四不主義”是針對中央黨校說的,但在全國廣泛流傳,大家反映說,總結得太好了,許多冤假錯案就是亂抓辮子、亂戴帽子丶亂打棍子、亂裝袋子行成的。這“四不主義”至少在全國對“四亂主義”起到一定的遏製作用。

胡耀邦首先否定四人幫“文藝黑線專政”。中國文聯舉行“迎新茶話會”,胡耀邦到會講話。他首先否定“文藝黑線專政”,認為文革期間把全國文藝界辦成“管教所”。強調說:從今開始,建立黨與文藝界的新關係,要把黨的宣傳部門建成文藝界同誌的“服務站”,下設:一、“問訊處(指出文藝的方針、路線,給文藝創作以指南);二、“資料室”(提供過去和現在的資料);三、“休息室”(歌手們渴了,有一懷涼白開水喝);四、“醫療室”(感冒、嗓子啞了,給搞些清涼劑);五、“修理室”(樂器壞了,總得修理修理)。“醫療室”和“修理室”也就是文藝評論、文藝批判。

這雖然指的是文藝界的事,但文革初期,是在全國範圍內批“文藝黑線”的人,把在報刊上發表過一點文藝作品的人,都打成“三家村”分店的黑嘍囉,被打成反革命,被排成三類,批判、隔離審查……,雖然這個案隨著“三家村”一起翻了,但知識分子多為黑的這股流毒並沒有肅清。

胡耀邦保護顧爾鐔並平息《苦戀》事件。1980年9月底;《雨花》主編顧爾鐔在會上作了《也談突破》的發言,說:“政治上的突破最主要的是‘四項原則’。四項原則,我們要堅定不移遵守的,怎麽又要突破呢?首先,‘四項原則’本身也是在發展的;其次,我們對‘四項原則’的認識也是不斷加深的。突破的問題,就由此產生。”這些話並不違背哲學發展觀,但是,有人反映到中宣部,狀告“顧爾鐔要突破‘四項原則’。”於是,顧文成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作。《文藝報》受命發表批判文章,後來又莫名其妙地叫停。事後有人透露說,胡耀邦知情後,立即托人轉告江蘇省,不要鬥顧爾鐔了。請省委傳話給顧爾鐔同誌,要他振作精神,抬起頭來,搞好今後工作。

半年後的1981年4月,《解放軍報》批判電影《苦戀》的文章無無限上綱,像是文革又要來了似的。叫停“批鬥顧爾鐔之後,胡耀邦又忙於平息惡批《苦戀》的事件,發表了顧驤撰寫、署名“顧言”的文章《開展健全的文藝評論》。

《文藝報》編審閻綱一次悄悄問荒煤:“聽說此次作代會前,耀邦同誌當麵叮囑張輝、唐達成和馮牧說:“反黨、反人民,這些詞以後不要用;是經濟犯罪就是經濟犯罪,是刑事犯罪就是刑事犯罪,而兩種思想、兩種觀點、兩種作風的問題,是長期的、幾百年的問題,隻能談心、批評,不能登報批評;以後‘三反分子’、‘四反分子’一概不提了;創作應有充分的自由,有廣闊的天地,可以有獨特的風格,有獨特的題材,這些詞句在作協報告中都可以用……荒煤同誌,是這麽說的嗎?”荒媒說:“耀邦同誌的確這麽指示的,中央同誌在場,都表示讚同。”

一次,書記會議上提出需要召開一次全國理論工作會議。幾個同誌在勤政殿小會議室研究怎麽開這個會,胡耀邦要外出正在等車來接他去機場,趁這個空當,他走進小會議室,問:你們開什麽會?聽說是理論工作會,就來了興致,問道:哎,我新請來了個理論司令,你們覺得怎麽樣啊?耀邦指的是朱厚澤。那時朱剛從貴州調來北京,任中宣部部長時間不長。幾位同誌異口同聲地說:好啊,不錯啊!耀邦說:他最近講了個“三寬”(指寬厚、寬容、寬鬆),聽說有些不同意見,你們怎麽看?

耀邦要聽的是真話,這幾位同誌在他麵前也沒有什麽顧忌,而且他們他很欣賞朱厚澤這個新部長,於是就坦誠發表了他們的看法︰

“‘三寬’符合思想文化工作的規律,是精神文化產品生產的內在要求;

“這個提法有利於推動思想理論工作進一步解放思想,推動開拓創新;

“‘三寬’是我們黨處理和廣大知識分子關係,調動廣大知識分子積極性、創造性的正確方針;

“是對過去曆史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和總結。”

…………

耀邦也不時會意地點點頭。

關於文學藝術,群眾早有議論:我國的工農業的生產發展了,科學技術發展了,但是憑良心說,我們的文學藝術是滯後了。一批解放前就己成名老作家,解放後基本上擱筆了;老解放區的作家、解放後成長起來的作家,相當一部分被打成“右派”,誰還敢寫東西!到了“文革”,八億人隻看八個樣板戲。在鄧小平複出主持國務院工作的時候,在這個問題上與江青針峰相對地爭辯過,鄧認為這不符合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結果說鄧小平是右傾翻案,第二次被打倒。誰還敢再說話。

解放後,我們抓階級鬥爭抓得過頭了,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是空講,而是要見實效的,結果是反革命分子,年年有、月月有、天天有。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臭老九,搞得人人自危,到最後弄到領導層身上,才認識到“文革”是場劫難。

另外胡啟立說:“令人想不到的是,後來在對華國鋒同誌作組織處理的時候,胡耀邦卻充分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幫’這一曆史事件中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力主把他繼續留在黨的領導核心裏。並勇敢地為‘華國鋒是造反起家’的不實之詞辯誣。公正立世,公道辦事,公平待人,無一私己之雜念,沒有博大的度量和胸襟是做不到的。”

(四)胡耀邦辭職

胡耀邦任職總書記的幾年間,正是中國打開國門之後第一個關鍵發展階段。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改革得以深化,國家“七五”計劃順利實施,沿海十四個改革開放窗口城市也陸續確立。年近七旬的胡耀邦爭分奪秒地工作。他頻頻外出視察,幾乎跑遍了中國所有“老少邊窮”地區;他厲行機構改革,提拔年輕幹部,堅決廢除終身製;他的外交風格不拘一格,給人留下坦率、熱情、開明的中國領導人印象……1987年1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辭職。仍保留他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胡耀邦辭職據說與他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核查”右傾有關。胡辭職以後,中央決定趙紫陽為總書記。

1988年,沉默的胡耀邦突然湧起對故鄉的思念。11月,他去湖南遊覽張家界,一路上被數千遊人認出來,不停地被人攔下,握手、拍照。“11月20日晚,胡耀邦在長沙住處獨自吃了一碗加了辣椒油的清湯麵。事後,工作人員才知道,這一天是他73歲生日。

胡耀邦曾說,我這輩子有兩個“沒有想到”:一個是沒有想到被放在這麽高的位置上;另一個是沒有想到在我退下來以後,還有這麽個好名聲。

(五)胡耀邦猝然病逝

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猝然病逝。

李平寫了一篇文章《參與胡耀邦追悼會的回憶》(見《炎黃春秋》2015年第3期),現摘要如下:

胡耀邦同誌時年73歲,原本身體很好,性格開朗豁達,為人正直厚道,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撥亂反正中,大智大勇,衝鋒陷陣,為挽救黨和國家於危難,建樹了曆史性功勳,在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乃至海內外都有崇高的威信。他過早辭世,使群眾中敬重、懷念之情更為濃烈。

胡耀邦追悼會比照葉劍英追悼會的規模。最初預計參加人數4000人,實際發出的請柬超過5300張。胡耀邦追悼會確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主席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致悼詞。追悼會於10時開始,9時5O分入場完畢,老同誌晚入場,早退場。追悼會及向遺體告別時間,不超過一個半小時,致悼詞時間大約20分鍾。向遺體告別時,中央領導人包括四副兩高大名單上的共110名負責人與家屬握手,其他人員一律不握手。

追悼會曆時近30分鍾,奏《國歌》後問耀邦遺體告別。胡氏家屬從站立在水晶棺前移至水晶棺後,領導人以鄧小平為首,排成單行走過,向在水晶棺中安臥的胡耀邦遺體鞠躬致哀,然後上前與家屬一一握手。

領導人向遺體告別並與家屬握手後退場。這時又請胡氏家屬移至水晶棺前,然後是參加追悼會的其他人員分由水晶棺兩邊向胡耀邦遺體告別。治喪辦公室的人員擋在前邊,攔阻人們與家屬握手,並催趕著人們快走。由於態度焦急、生硬,甚至有推搡的動作,所以引致不滿。而按原計劃,在大批與會者向遺體告別時,應請李昭等家屬到休息室小憇,但她執意不肯,連工作人員拿來的折疊椅也不坐,一直站在那裏,揚著兩手向人們致謝。

送靈車隊開出人民大會堂西南門,從南長街口轉問西行,一露麵,早已等候在街上的人們便發出巨大的哭泣、呼喚聲浪。十裏長街,全部停駛了無關車輛,百萬人湧上街頭,為胡耀邦送行。南長街口至新華門一線,雖然圍聚的人多,但警力充足,大量武警排成幾行,手拉手攔住人,能保持較寬的道路,車行順暢。過了六部口,就開始出現緊張狀況,人越來越多,擁擠著壓向路中間,僅容車隊通過;西單至複興門路段,幾乎發生壓車情況,此時靈車前後兩輛大轎車上的公安、武警,跳下車來,一邊聲音嘶啞地呐喊“謝謝大家,請大家幇幫忙,向後退”,一邊奮力推趕,才得使車隊通過。出複興門後,在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公主墳等處均是此狀。再向西行,人仍不見減少,車隊前方新增加了不少公安、武警的麵包車開路,向外拐行,以迫使人們向後讓路,曆時一個小時,方到達八寶山革命公墓。

對胡耀邦中央沒有要求基層群眾人人表態,轉彎子,因為他還是政治局委員,沒有什麽彎子可轉。對高層領導人的事情,一般群眾都不了解,都聽中央的,與中央絕對保持一致。

 

 

十、“核查”補課。

鬆如嬋突然在電話裏急促地告訴東方泥:“核查”補課工作組進駐綜合研究所。工作組組長在全體職工大會上說:“有人在‘文革’中打了老紅軍,到了綜合研究所又搞幫派勢力的複辟。這個人是漏網的‘三種人’,是漏網的黑幫分子,這次一定要把他挖出來。這不得不令人猜想,這個人到底是誰呢?綜合研究所沒有老紅軍,廳裏才有,打老紅軍一定是廳裏來的人;來了又搞幫派勢力的複辟,那得當個小領導才能算複辟啊!這能是誰呢?有人分析說可能是指的你。最近見不著你,隻好在電話裏向你通通氣,讓你思想上有個準備……”

禍從天降,一桶冰水劈頭蓋腦地潑下來,淩激得東方泥幾乎斷了氣,隻是說了一聲:“謝謝你。”

東方泥抽出來搞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及平反冤假錯案的驗收工作快半年了,驗收了七個廳局及其下屬的二十八個單位。

有一天走在路上,有一位女同誌突然地向東方泥喊道:“東書記,我的問題拖了十幾年,這次終於解決了,我的心情太愉快了,真要謝謝你。”

這是最近才辦的一件事,東方泥當然還記得,於是說:“這是黨的政策好,終於使冤案得以平反,讓許多有冤情的人能重見天日,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個人微不足道,你應該感謝黨。”

這位女同誌說:“那是當然。但是,你這次對黨負責任,嚴格把了關,一個不漏才使我的問題得到了解決。”

東方泥回到廳裏交差時,落實政策辦公室的小朱告訴他︰“鄢局長太欣賞你了,他在我們辦公室裏說,你們那個老東啊!不錯,頭腦清醒,做事果斷、冷靜,有條不紊,對政策扛扛明了,判斷準確,善於做思想工作、解決矛盾。說話、寫文章、寫評語,分寸把握得好。他驗收的單位我放心。我們還有一個組的組長是個廳局級的老幹部,辦起事來稀裏糊塗的,我真不放心。XX州的問題比較複雜,落實政策的工作不順利。驗收工作隊去到那裏是要幫助解決問題才行哩!我想把你們的東方泥再借調出來,派到XX州去,怎麽樣?”

東方泥說:“鄢局長向我提出過繼讀抽調我到專縣搞落實政策驗收的事。我說,哪得向218號信箱黨組提出來才行。”

小朱說:“後來,廳裏經研究,你另有任務,不放你走。”

東方泥心想,是什麽任務,現在清楚了。

省委組織部召集各工作隊開總結大會。副部長做總結,講了這次組織了多少人的工作隊,曆時多少天,工作的方法和經驗,解決了多少問題,一些典型的事例,知識分子的反應,落實政策對象的反應,等等。副部長作完報告以後,請大家發言,都沒有吭氣。鄢局長突然問道:“東方泥來了沒有?”東方泥答:“來了。”鄢局長說:“你講講嘛!”東方泥說:“不講了。”“講講嘛!”鄢局長還是要他講,東方泥仍說:“不講了。”

當然是讓他講點認識、經驗和體會。在目前的遭遇情況下,他說什麽?怎麽說才好呢?還是不講為好。

會後,大家在一起合影留念,各自回單位。

 

十一、《六·四事件》與趙紫陽總書記靠邊站。

(一)《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說“六·四”

《六·四事件》以後,根據國家教委黨組的要求,由國家教委社會科學研究與藝術教育司、思想政治工作司和北京市高等學校工作委員會,組織編寫了《五十天的回顧與反思》一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50000字,供各高等院校組織學習,但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也組織學習了。大家學習得很仔細、很認真。過去隻在電視上了解到北京的一些表麵現象,那是很不全麵的。這本書上對一些細節說得很詳細,從而使群眾對“六·四”事件有了深刻的認識,並且人人都表了態,擁護中央的決定。現摘其要點如下:

極少數人利用悼念活動挑起動亂。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誌逝世,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各高等院校為學生的悼念活動提供了各種條件。在悼念活動中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的情況。但是,極少數人卻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借口,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製度,使這場風波一開始就具有了政治動亂的性質。極少數人煽動並利用了部分學生偏激、衝動的情緒,張貼大量的大小字報、口號、傳單和挽聯等,對黨和政府進行了肆意的攻擊和詆毀,甚至公然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現政權。貼於北大三角地的一張無署名大字報說“政府無能,社會腐販,政治專治,知識貶值。這是當今的社會,當今的現實,當今的悲哀,我們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翻專製君主。”有的影射黨中央、人大、國務院是“獨夫”、“橡皮圖章”、“草包衙門”攻擊中央有一個“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有的對中央政策進行了全麵的攻擊,說“中國正在死去,人民正在墮落,一切都在死亡”,“讓我們從那流著血的眼睛裏發出血色的火焰燒毀那可憎的世界;有的攻擊黨是“一代奸黨”,“是個即將潰滅的組織”,黨的領導幹部是“欺世盜名”的“竊國奸雄”,老一輩革命家是“朽翁聽政”,還說“不該去的去了,該死的卻沒死”;有的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專製,實行多黨製……,取消團體、軍隊、學校、單位的黨支部、政工幹部等”。4月18日,人大貼出一副對聯:“悼胡公,論趙公,哪及倒了李工;提千條,道萬條,不如砸了四條。”

在極少數人的策劃下,北京高校開始出現非法學生組織,並提出了這個時期的綱領性口號。北京大學貼出署名“幾個中國人”的《強烈要求》的大字報,要求“中共中央對胡耀邦同誌作出公正的評價,公開平反昭雪,以慰胡公在天之靈”,“公開糾正反對精神汙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

與此同時,一些知織界的所謂“精英”分子,也就是長期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極少數人,與學潮相配合,組織種種座談會,利用輿論陣地大肆宣傳。他們議論的中心也是兩個,一個是為胡耀邦“平反”,二是為反自由化“翻案”,並且明確表示支持學生的遊行示威,說什麽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還提出了“南下北上,東來西走”的口號,企圖發動全國的大串連。上海、西安、湖南等地也發生了學生遊行的事件。這期間,南京、武漢、西安、長沙、上海、哈爾濱等地的高校都發現從北京去的學生,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已有學生到北京參加遊行、請願等活動。

他們不顧憲法對“四大”的廢除,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和學生不聽勸阻,在校園裏鋪天蓋地張貼大小字報、標語和傳單。據不完全統計,從4月15日至24日,北京31所高等院較共貼出大小字報、標語、條幅2015份。其中有些是悼念胡耀邦同誌的,大量的是肆意攻擊、詆毀黨和政府,有的甚至公然號召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取消四項基本原則。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絕對不容許的;他們不顧北京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幹暫行規定》,不經申請批準,連日不斷地大舉遊行,嚴重擾亂了北京的社會秩序;他們組織部分情緒衝動的學生在4月18和19日深夜接連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新華門;他們違反天安門廣場的管理規定,21日夜,北京幾十所高校四、五萬學生湧入並占據了天安門廣場。他們無視北京市的有關法規,未經申報登記就成立了跨校的“團結學生會”、“臨時行動委員會”,(後改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向合法的學生會、研究生會奪權。他們謾罵學生會是“狗腿子”,搶占廣播站、辦公室,北京理工大字的一些學生還砸了學生會的牌子!他們不顧法紀和校紀,想怎麽幹就怎麽幹,在校園裏造成嚴重的無政府狀態。事態的發展證明,非法組織“高自聯”是這場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直接策劃者、組織者、指揮者。

這期間,社會治安遭到破壞,日益惡化。一些不法分子聚集王府井、前門等繁榮地區,揚言“非砸不可”,伺機作案。其他地方的打、砸、搶事件連續發生,有的不法分子搶銀行。東西大街慧源百貨商店遭到幾十個痞子的行搶。廣安門乳品廠一輛送奶的3800瓶牛奶被一搶而光。還有的不法分子圍堵、衝擊黨中央、國務院的辦公機關和中央領導同誌的住所。

《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是正確的。      4月15日胡耀邦同誌逝世到4月22日治喪結束這段時間裏,已出現了日益明顯的動亂。然而,趙紫陽同誌一直采取姑息和放縱的態度。他隻強調克製,隻強調對話,始終回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的分析和討論。4月22日追悼會結束後,中央的同誌再次建議在他4月23日出訪朝鮮之前,召開一次會議研究一下學潮問題,而趙紫陽同誌不僅拒不接受,反而若無其事地去打高而夫球了。

4月24日下午,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萬裏同誌作了匯報。在他的建議下,當晚由李鵬同誌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對事態的發展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會議一致認為,當前的種種跡象表明,在極少數人的操縱和策動下,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麵前。會議決定在中央成立製止動亂小組,同時要求北京市人民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力爭盡快平息動亂,穩定局勢。4月25日上午,鄧小平同誌發表重要講話,完全讚同支持中央常委的決定,並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不是—般的學潮,而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政治動亂,並對動亂性質作了深刻分析。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和鄧小平同誌的講話精神,《人民日報》於4月26日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這篇社論在4月25日晚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央電視台提前播出。

《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在列舉了4月15日以來,首都和全國其他一些地方出現的種種不正常情況後,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一場極少數人策劃的政治動亂,“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製,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其實質是要從基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這個判斷是完全正確的,“動亂”這兩個字也恰如其分。

社論發表以後,非法組織北京“高自聯”在4月26日發出了“新學聯一號令”,要求各高校於4月27日“在擁護共產黨的旗幟下遊行到天安門”規定的遊行口號中包括“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堅持改革”、“民主萬歲”、“科學萬歲“、“人民萬歲”等。一句攻擊謾罵的口號都沒有。可是,就在27日遊行隊伍散發的傳單《學運問答錄》中,提出學運的目的“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向現政府施壓,促進政府體製改革,從而達到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的目的”。“學運近期目標”,“一是成立全國各學校學生聯合自治會,領導和協調全國學生民主運動”。“二是通過罷課、輿論宣傳等形式,爭取社會各界的聲援,促使政府就“七條”與同學公開對話”。可見他們的綱領並未改變,隻是策略、手法變換而已。

這一階段,極少數動亂策劃者和組織者提出的具體政治綱領,主要的也是兩條:一是徹底否定《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二是承認這次運動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高自聯”是合法組織。其險惡的政治目的是為這次動亂“翻案”,為“高自聯”翻案,迫使黨和政府承認他們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合法性,為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對派、反對黨打下基礎。為了進一步要挾黨和政府接受他們的政治要求,為了利用中蘇高級會晤,向黨和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經過精心策劃,他們於5月13日悍然發動了北京高校部分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從此,長期占據天安門廣場,而上街遊行示威和聲援絕食學生的各界群眾亦與日俱增。

趙紫陽同誌對動亂的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五·四”以後,北京高校絕大多數學生願意複課,恢複正常秩序,願意同政府對話,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在趙紫陽同誌出訪朝鮮期間,中央曾將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和4月25日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發專電通報於他,並征求他的意見,而他曾回電報明確表示完全同意常委的決定和小平同誌對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趙紫陽同誌在4月30日回國之後,在5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再次表示,同意小平同誌的講話和4月26日社論對動亂的定性,認為前一階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僅過兩天,突然改變了態度,指責根據常委會決定寫的《人民日報》社論定性有錯誤,提出要加以糾正。他的這一錯誤主張理所當然受到其他常委抵製和反對。他還拒不接受政治局常委的意見,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緘口不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5月4日下午,他事先沒有征得政治局任何同誌的同意,在接見亞洲開發銀行會議部分代表時,發表了一通同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同誌講話和“4·26”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這主要是:第一、在已經出現明顯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動亂”;第二、在大量事實已經證明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第三、在已經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利用學潮策動動亂的情況下,他還隻是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極少數人已經在製造動亂的正確判斷。

趙紫陽同誌的講話對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卻是個興奮劑。極少數唯恐天下不亂的人看到有機可乘,重新活躍起來,遂使局勢驟然逆轉。在事態日趨惡的情況下,趙紫陽同誌又鼓動新聞界,進行錯誤的輿論導向。5月6日趙紫陽同誌對當時中央主管宣傳和思想工作的胡啟立、芮杏文同誌說:“對學潮的新聞放開一點,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說“這次運動不能歸結為一小撮人挑動,不能歸結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能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泛濫”;還說,“不能違背潮流”,“麵對國內人心所向,麵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隻能因勢利導。”

極少數人以絕食相要挾,使動亂更加擴大。      接著,在極少數人策劃下,“高自聯”通過所謂對話代表團,提出相當苛刻、毫無協商餘地、最後通牒式的對話條件,迫使黨和政府接受。5月2日,清華大學貼出未署名的《走向談判桌》的大字報,聲稱“我們現在應該走向談判桌而不是對話桌”,“談判的前提條件”是︰“高自聯是唯一能代表廣大學生的組織,必須由聯合會出麵與政府談判”;“政府必須“由不低於政治局委員的人出麵率領代表團”參加“預備性談判”,“由總書記、總理或不低於政治局常委、副總理出麵組成代表團,參加“實質性談判。”這一情況表明,他們儼然要以反對黨的架勢同政府進行談判。

5月13日上午8時,北大又貼出署名“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的《絕食宣言》,提出“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以公開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發動了一場曆時七天,前後有3000多人參加的大絕食。5月18日上午11時至12時,國務院總理李鵬等領導同誌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李鵬同誌說:“如何使絕食人員解除目前的困境,黨和政府對這件事很關心,也為此深感不安。”“建議由中國和北京市紅十字會負責把參加絕食的同學安全地送到各個醫院去”。李鵬同誌再次強調:“事態的發展不以你們的善良的願望、良好的想象和愛國熱情為轉移。事實上北京現在已經出現秩序混亂,並且波及到全國”,希望同學們“盡快結束絕食,盡快到醫院去接受治療”。但是,在場的“高自聯”頭頭王丹、吾爾開希以十分狂妄、蠻橫的態度對待李鵬同誌,多次打斷他的講話,並倒打一耙,說什麽動亂的出現“應該由政府負全責”,繼續以絕食要挾政府。各高校負責人和廣大教師也經常不斷地到絕食現場和醫院看望、探視絕食學生,進行苦口婆心的勸導,但收效甚微。

絕食當晚9時,北京市人民政府即派市紅十字會和市急救中心的兩輛救護車進入廣場附近,為絕食學生準備了食鹽、白糖和開水,醫護人員到廣場給學生送水送藥,進行巡診、治療、接送病號等救護工作。在整個絕食過程中,前後有3500多人次暈倒或病倒。在市政府的協助下,紅十字會和各有關方麵先後調配了1000多輛救護車,抽調了數百名醫護人員,晝夜守護在絕食現場,並動員52家醫院騰出近兩千張病床,保證因絕食休克或致病的學生及時得到救護和治療。

在長達7天的絕食期間,沒有發生一起學生因絕食而死亡的事情。但是,黨和政府的這些努力,都沒有到到任何積極的反響。

在事態急劇惡化的情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於5月16日晚召開緊急會議。常委中多數同誌認為,麵對險惡的形勢,絕對不能退讓,隻能更加堅定地反對動亂、製止動亂;如果承認《人民日報》社論有“錯誤”,承認這是一場“愛國民主運動”,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必然要進一步強迫黨和政策承認他們提出的一切錯誤乃至反動的政治綱領,承認一切非法組織,進而在中國搞反對派、反對黨,最終迫使共產黨下台,顛覆社會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這就是他們製造動亂的目的;不達此目的,他們是絕不會善罷甘休的。

當天晚上,趙紫陽同誌利用會見戈爾巴喬夫的機會,有意識地把矛頭引向鄧小平同誌,他在會見一開始就說:“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決定”。第二天嚴家其、包遵信等人發表極其猖狂、惡毒的《五·一七宣言》,他們咒罵說:“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清王朝已經死亡76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稱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5月17日,北大三角地貼出未署名的《致XXX同誌的公開信》,征集簽名,要求XXX同誌“公開承認4月25日講話和人民日報社論是重大失誤,以緩和當前危機”,當天就有近百人簽名。清華大學貼出署名“經四班部分學生”題為《他的聲音顫抖,我們的靈魂顫抖》的大字報,攻擊XXX同誌是“垂暮老人”,“淩駕於四千萬黨員之上”,胡說“我們推翻了‘兩個凡是’,又遵(尊)起了新的‘兩個凡是’”。有的人攻擊政府是“流氓政府,無恥下流”。

首都局勢越來越嚴重。5月16月以後,上街遊行的人越來越多,聲勢一天比一天大,從幾萬、十幾萬發展到幾十萬。參加遊行的不僅是大學生,還有部分教師、科研人員、機關幹部、民主黨派及人民團體工作人員、工人和農民。據不完全統計,5月15日至19日有人參加遊行的北京地區單位: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58所高等院校,石化專科等31所中專、技校,北京一中等130多所中小學,新華社等70多家新聞出版單位,社科院等50多家科研單位,國家體改委等中央、國家和北京市機關60多個,民主黨派及人民團10多個,北京重型機器廠等廠礦企業200多家。從外地來京聲援的有各地85所高校數萬學生,還有四川工人聲援團,蛇口人聲援團等。

事態的發展越來越嚴重。動亂的策劃者企圖借混亂之機,亂中奪權。當時,非法組織“高自聯”、“工自聯”的頭頭完全控製了天安門廣場,使之成為絕食請願、遊行示威的指揮中心。北京市的許多部門幾乎癱瘓。有的單位醞釀要求領導“交權”;國務院有的部門一些人要求部長下台。北京市的一些新聞工作者散發傳單,要求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向人民交待‘請戰’真相”,誣蔑市委、市政府“對當前中華民族的空前的危機有不可推諉的責任”。一些人散發傳單,宣傳成立“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籌委會”,取代市人民代表大會,鼓吹成立“北京區政府”,取代合法的北京市人民政府。

更為嚴重的是,北京的事態已經波及到全國,影響和破壞了全國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從5月13日至5月19月,全國各大城市乃至所有省會城市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人數急劇增加。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現了遊行,波及麵之廣,騷亂之嚴重,是建國以來沒有過的。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各城市上街遊行的大學生人數直線上升;16日為10.97萬人,波及21個城市近百所學校;17日為25.3萬,蔓延27個城市170多所學校;18日猛增到52.5萬,擴展到30多城市300多所大學。上海、抗州、太原、成都等地相繼發生學生絕食請願,參加絕食的學生宣稱“北京學生絕食不停,我們不吃飯。”麵對這種嚴峻的形勢,黨和政府已經毫無退路,如果再采取克製、容忍的態度,如果還不采取堅決、果斷的措施,那麽就會再度嚴重貽誤時機,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進一步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

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正確措施。      中央政治局常委於5月17日召開會議,討論進一步采取果斷措施製止動亂的問題。會上,趙紫陽同誌仍然固執己見,堅持退讓。多數同誌堅決反對他的意見,認為絕對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為了製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集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也是堅決、果斷、正確的決策。

但是,趙紫陽同誌拒不執行常委會議的決定,並提出辭職。當受到嚴厲批評後,他雖然撤回了辭職要求,口頭上表示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但實際上繼續進行完全同黨相對立的分裂活動。極少數掌控國家核心機密的人,出於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17日當天就泄露了國家核心機密。當晚,在北京站廣場等公共場所還發現題為《關於學運策略的幾點建議》的傳單,指出“目前絕食對話已不是我們的手段和要求,應當改為和平靜坐,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號,即(一)趙紫陽同誌不能走;(二)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三)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最近一些已經逮捕歸案的“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也交待:5月19日下午4時許,有人用“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的名義,拿著條子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透露了即將實行戒嚴的消息。

在這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緊迫時刻,趙紫陽同誌仍然置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於不顧,置中央常委中多數同誌的正確意見於不顧?頑固堅持同中央正確決策相對立的錯誤立場和態度。19日淩晨,他到天安門廣場去看望絕食學生。他告訴學生,性質問題、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解決的,實際上起了鼓勵學生堅持絕食的作用。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些話,既表明了他堅持同黨相對抗的態度,又傳遞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的信息。

由於中央和國務院的決策事先被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所掌握,戒嚴令的實施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和阻撓。進京戒嚴部隊在所有路口被堵被圍,不能及時按計劃進入指定地點。

極少數人阻撓和破壞戒嚴,挑起反革命暴亂。      動亂的組織者和策劃者編造各種聳人聽聞、光怪陸離的謠言去挑撥離間,欺騙與論,並煽動部分群眾攔堵和圍攻戒嚴部隊,不斷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使動亂步步升級,終於孤注一擲,策動了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暴亂。

6月3日晚10時前後,奉命向城內開進的各路戒嚴部隊雖然在各主要路口都受到嚴重阻攔,但是仍然采取了極其克製的態度。而反革命暴徒利用這種克製,發動了駭人聽聞的打、砸、搶、燒、殺。暴徒們強行攔截公共汽車和過往的車輛擋在路口,甚至放火焚燒,阻斷道路。許多軍車被圍、被砸、被燒。6月3日23點前後,建國門立交橋有30輛軍車被圍堵,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有300多輛軍車被圍堵。6月4日淩晨以後,焚燒軍車的暴行愈演愈烈。在北京的數十個路口的數百輛軍車,被暴徒用汽油、燃燒瓶和土製噴火器引燃,火光衝天,與此同時,戒嚴部隊官兵、武警戰士和公安幹警受到暴徒們猛烈的襲擊,被打傷的有戰士,有慰官、校官和將官;有的戰士被活活打死、燒死;武器彈藥大量被搶。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汽車達1280多輛。其中軍用汽車1000多輛,裝甲車60多輛,警車30多輛,其他機動車70多輛。

6月4日淩晨以後,大學生們的情緒開始激烈,行動失去控製。有的搶占學校廣播室,有的圍攻辦公樓,有的圍鬥、謾罵和毆打校領導。全國許多大中城市也出現了同北京的暴徒們幾乎一樣的口號,一樣手法的破壞活動。

平息反革命暴亂取得決定性勝利。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一支從軍事博物館出發的部隊用了4個小時才到達天安門廣場。當時的情況是:頭上雨點般的磚塊,腳下是各種障礙物,身邊隨時有暴徒打來的棍棒和捅來的鋼筋,前邊是火海濃煙,戰士們冒著被綁架和被打傷、打死的危險推走著火的車輛,搬走路上的隔離墩。據統計,僅這支部隊被打傷的官兵就有1100人,重傷116人,犧牲6人,下落不明2人。被中央軍委授於“共和國衛士”稱號的王錦偉烈士生前所在的部隊,從右安門到前門西大街,短短十幾公裏的路,竟艱難地進行了近5個小時。

為了迅速平息反革命暴亂,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戒嚴部隊在傷亡嚴重、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情況下,迫不得已鳴槍開道,進行有節製的自衛反擊,擊斃了一些肆虐的暴徒。如果不對這夥以身試法的暴徒給以嚴懲,就沒有什麽法製可言,沒有什麽社會秩序可言,沒有什麽安定團結可言。當然,由於圍觀的群眾和在場的學生很多,有的被車撞、人擠,有的被流彈擊中,造成誤傷。這是黨和政府不願意看到,但是戒嚴部隊執行任務中難以避免的。不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暴亂就不能平息,那就會發生更多更大的流血事件。據統計,暴亂中有3000多名非軍人受傷,200多人死亡,包括北京地區高校學生36人。這當中有一部分是罪有應得的反革命暴亂分子。

實行改革開放必須清除腐敗,懲治“官倒”。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這是必須充分肯定的。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在這十年中也出現了一些失誤,產生了一些消極現象。這主要是出現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社會分配不合理,“官倒”橫行,社會風氣差,有些早已被消滅了的腐朽現象重新出現,如宿娼、賭博、販賣婦女、封建迷信活動等,特別是部分黨政幹部存在著較為嚴重的腐敗現象。全黨全國對這些現象深惡痛絕。在這次波及全國的動亂中,有84個城市的600餘所高校約280萬人次參加遊行。廣大青年學生高喊:“打倒官倒”、“清除腐敗”等口號,得到人民群眾的讚同。腐敗滋長和蔓延,嚴重地損害了黨和國家的聲譽,損害了廣大人民群眾同黨、政府的關係,擾亂了社會的安定。這場風波中,有那麽多人被卷進去,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中存在著腐敗現象,引起了人們強烈不滿。總之,腐敗不除,四化難成,人心難固,國無寧日。會斷送我們黨的社會主義事業,我們決不可對此掉以輕心。

在經曆了一場重大的社會震蕩之後,我們黨認真地總結了曆史經驗,並明確表示,一定“堅決懲治腐敗,切實做好幾件人民普遍關心的事情,決不辜負人民對黨的期望。”黨中央的這一決策,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普遍歡迎。

(二)趙紫陽總書記靠邊站

中央電視台播送了趙紫陽5月19日淩晨,到天安門廣場去看望絕食學生,並講了話的消息以後,廣大基層群眾就未見趙紫陽有什麽公開的活動。

繼趙紫陽之後,江澤民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2005年1月16日趙紫陽去世。1月29日趙紫陽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舉行。

如果是換了我,我就一定會比他們做得好嗎?

——楊奎鬆

在那個時候,如果我“做得比他們好,那我的結局一定會比他們更悲慘”。

——金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