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共和向帝國轉變前後的羅馬社會麵貌
羅馬從王政到共和的轉型，大致與中國從戰國到秦漢統一的時間相近，但道路迥然不同：中國逐漸走向中央集權與官僚製，而羅馬則走向城邦共和與公民兵製。羅馬王政並非完全“輪流選舉”或者完全世襲的製度，其早期受到貴族文化和伊特魯裏亞文化的深刻影響，其王權在形式上受到貴族文化和伊特魯裏亞政治傳統的啟發，既具有貴族家族間流動的特征，又保留了選舉認可的因素。
最後一任羅馬的國王於公元前509年被驅逐後，共和政體確立，政治權力由元老院與執政官掌握，同時平民通過消極不合作的“平民離城”運動贏得保民官製度與《十二銅表法》以在法律逐步上獲得了部分製衡貴族的權力。在法律和政治上，平民部分地實現了與貴族的平等，成為羅馬公民。
共和早期，羅馬城邦憑借以自耕農為基礎的公民兵製，以及逐步製度化的羅馬軍團，向外擴張，逐漸征服周圍的拉丁部落、薩姆奈特人和伊特魯裏亞城市。共和中晚期，羅馬與西地中海強權迦太基爆發三次羅馬-迦太基戰爭，並在公元前2世紀逐步征服東地中海的希臘化國家，包括馬其頓王國及其繼承者的領土。
長期戰爭帶來了巨大的社會經濟後果：以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農經濟逐漸衰落，大量土地集中到貴族和富豪手中，形成以奴隸為主要勞動力的莊園（Latifundia）。尤其是第二次羅馬-迦太基戰爭（公元前218–201年）後，隨著大量戰俘被奴役，莊園經濟迅速擴張，成為意大利本土的主要經濟模式。失地農民湧入城市，形成依賴穀物救濟和臨時援助維持生計的貧民階層。
羅馬的社會矛盾在這一過程中漸漸開始尖銳化。格拉古兄弟的改革（公元前133-121年）試圖恢複自耕農經濟，緩解貧富差距，但因觸動貴族利益而失敗。兵源問題同樣日益嚴峻，傳統公民兵製無法為持續擴張的帝國提供足夠士兵。於是馬略在公元前107年進行了軍事改革（大致與中國的漢武帝時代重疊），由公民征兵製轉向以貧民為主體的募兵製。這一改革雖解決了短期軍隊人力問題，卻也使士兵的效忠對象從國家逐漸轉向將領本人，為日後的羅馬內戰與軍閥混戰埋下隱患。
羅馬共和國的軍事征服，讓羅馬的文化風貌在共和中晚期也發生了顯著轉變。早期羅馬以簡樸、尚武為美德，但隨著羅馬-迦太基戰爭和東地中海征服帶來的財富與奴隸大量湧入，貴族社會迅速向奢華與享樂傾斜。大量希臘文化輸入（哲學、藝術、奢侈品）使羅馬文化更加多元，同時引發保守派對道德淪喪的批評。家庭依舊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家長製（pater familias）賦予家長對婚姻與生育的絕對權力。多子女家庭受到宗教和社會榮譽的鼓勵，但隨著奴隸數量增加和社會結構變化，這種傳統家庭倫理逐漸被削弱。
在長期戰爭、土地兼並和社會結構變化的背景下，羅馬社會逐漸顯露人口下降和家庭倫理鬆動的趨勢。公元前44年凱撒遇刺後，屋大維開始參與權力鬥爭，最終在公元前27年確立個人統治地位，被元老院上尊號為奧古斯都（意即受尊崇的至高權威），成為羅馬的事實上的皇帝（即使他本人一直自稱為元首/第一公民，且羅馬仍保留共和製度的元老院）。
正是在這種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多重壓力下，奧古斯都開始推行更具強製力的人口政策與社會立法，以恢複家庭倫理與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