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有更高的平均道德水準是減少腐敗的另一個有助手段。這倆一個能減少腐敗衝動，一個能讓徇私舞弊得到事後糾正，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互相支持的關係。
我不覺得提到道德信仰，就是人治。人治是個人意誌超越法律，濫權行為得不到糾正和救濟，這個道德信仰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在社會公平公正固然需要完備法律手段這一點上我倆該立場一致，隻是我認為道德信仰約束自然也有其意義，並非不值一提。
至於提到韓國和新加坡，是因為他倆恰好都是儒家文化圈的發達國家，恰好一個威權一個民主政體，兩國的腐敗水平互有參差，我覺得除了兩國的法治建設，反腐機製和社會治理外，民眾和領導層的道德期待也是有差異的。朝鮮不在討論範圍是因為它還是高度計劃經濟體製，都沒有什麽市場經濟活動主體，討論腐敗對它來說沒什麽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