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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份，定居上海的中學同學在微信上拉了一個小群。這個小群裏的人都是當年在中學校園裏參加過文學社的同學。因此上，我也聯係上幾位中學畢業後就沒有消息的舊友，其中有位當年比我低一屆的、姓馬的小師妹。有一天，她在群裏曬了幾份舊日手稿，居然是她近三十年前當文學社主編時候保存下來的、各位社員的作品，其中有一份就是我的散文詩《夏夜》。
看著當初稚嫩的筆跡，還有內容清新卻不免編造的情節和細節，我真是百感交集。想去應該是1988年的事情，我住校讀高中，每個月要十幾塊錢的夥食費。寫字的方格稿紙也舍不得買，因此用的是好朋友父親廠裏的公函紙張，但是寫得認真，一行一行地整齊有序。
那一班文學社的成員，大多是當時就在或者後來轉入文科班的，而我算是一個異類，是個理工科班的學生，承蒙倡議起社的同學看重，把我拉了進去。雖然自己從小學起就鍾情文字、喜歡在日記本裏編故事玩，但在高二麵臨分科的選擇時，我這個文理課成績都不錯的尖子生還是“隨大流”地選擇了理科。那時的我自認聰明，也深受當時流行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說法的影響，仿佛忍痛割愛，和文學這個初戀我十分“理智”地選擇了分手，也以為我和她從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是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讀的本科和研究生。90年代初，我們學生間也有一句“流言”：窮清華，富北大，不要命的上科大。這話或許有言過其實的誇張，但在科大讀書、尤其是前麵五年本科，絕沒有“六十分萬歲”的輕鬆，卻是真的。繁重的學習壓力之下，我這個文學愛好者對於文學的那份情愫，也隻能繼續癡纏於暗戀狀態了。
那幾年的暗戀，雖然不曾讓我在文學上取得什麽耀眼的成績，卻也留下幾縷令自己欣喜的回憶。大學裏看報看雜誌的日子和氛圍，讓我常常手癢，寫了稿子再在方格稿紙上謄清楚了投出去。記得那時在《中國青年報》、英文的《21世紀報》、《百花園》等報刊雜誌發表過小雜文、小散文和小小說。有一次，班裏的一個同學告訴我，他和女朋友在合肥的調頻電台裏聽到主持人朗誦了我的詩歌，我的驚訝和喜悅亦是難以言表。
在科大讀研期間，我和文學進行了一場最值得書寫的戀愛，而那場戀愛是網戀。在我本科的最後一年，網絡以及網絡文學在中國大陸方興未艾，我這個平常喜歡寫寫畫畫的人，無疑發現了一個廣闊的釋放空間。此後的三年研究生，科大BBS在我的生活裏占據了很大的比重，很多重要的朋友甚至都是在校園網上結識的。那三年，我在網絡上頗寫了一些文字，還一度擔任學校BBS裏“話說紅樓”版麵的版主。自1998年起，我開始擔任網絡文學《新語絲》月刊的編輯，曾在網易等門戶網站擔任專欄作者，也曾在早期的各種海外網站上發表文章。這段“網戀”，也可算是頗有成果了。
在科大讀完研究生後，我到康奈爾大學繼續攻讀學位。在國內，我雖然是理工科學生，但大體的文化氛圍在那裏，耳濡目染的中文環境在那裏，方塊字印刷的報刊雜誌擺放在那裏，十幾億需要中文滋養的靈魂鮮活在那裏。到了美國，麵對著強烈的文化衝擊，我一度以為我將從此和中文絕緣，和文學絕緣，卻不料這是一條絕處逢生的文學絲路，一段柳暗花明的文學之旅，一種所有離別都是為了更好的相逢的人生和命運的文學套路。
確實，作為一個對世界和人類充滿好奇心的年輕人，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區域，我或許才第一次體會了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六年的意義，讀了十八年書的意義，以及中文和文學對我最終的影響和牽引。
在康奈爾讀書的第一年，我旁聽了一門英文寫作課。那門課的課程名十分有趣，赫然就叫“詩歌、閱讀和扯淡”。這是給低年級本科生開的一門英文詩歌賞析和寫作課，這樣的課程名字大約也是為了吸引年輕學生吧。
教課的是一名英文係博士生，卡爾·帕克爾，為人十分友好。學期當中，我把自己寫的幾首中文詩翻譯成英文在課上課下討論，卡爾十分熱心，還專門幫我修改。我至今記得他說詩歌裏最好不要用“愛”啊、“孤獨”啊之類的大詞，又說我有時候遣詞造句不符合英文規矩，卻十分地新奇有趣。比如有一次我用“Middle Night”，他說他們英文裏有現成的“Midnight”。他也很好奇我們在中國都讀那些英文詩歌，比如迪金森、惠特曼和金斯堡之類在中國有多少人知道，又問李白的《長幹行》之類在中國詩歌裏麵到底什麽地位等等。
如果說在學校裏上課還是一種慣性延續的話，走上社會之後的行為大約就更具自主性。在美國上班之後，我開始訂閱早就大名鼎鼎的《紐約客》雜誌。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當我們閱讀“紐約客”時，我們閱讀些什麽》。這麽十幾年讀下來，我覺得不僅對自己的英文閱讀和寫作有莫大的幫助，更讓我了解到美國社會的林林總總以及世界文化的方方麵麵，甚至包括重新認識中國的現在和過去。
看得多了，自己也想寫，我後來又報名參加了英文寫作班，小說寫作上了三四次，詩歌寫作上了一兩次，因此曾經認識一批美國文青。這大約也是我終生難忘和終生受益的一段經曆。
上英文寫作班，認識到自己在語言方麵的許多不足。第一次小說寫作課老師是個年輕女子，她很直白：你寫的故事很吸引人，是個讓人想“不停翻頁的故事”，但是沒辦法，你的語言對我而言是個致命傷。剛開始，確實很沮喪，不過心想我反正是交了錢來學習的，也就厚著臉皮坦然麵對了。
沒想到的是，我遇到的第二位老師，皮特·賽爾金，對我寫的東西大加讚賞，並且鼓勵我說“語言不是個問題，自己可以一改再改，編輯也有責任幫你修改。”他看了我的習作，就說：“你的小說理應發表，並且應該在很好的雜誌上發表。”我一時得意，就把他幫我修改後的小說稿給《紐約客》寄過去了，還收到了一封回信，說“盡管小說不錯，但是不打算采用”之類的話。
教授寫作的老師之外，更大的收獲是在寫作班結識了一批誌趣相投的人。我們當時一個班的人，有幾個後來還一直私下聚會交流，而其中我和金伯莉、威廉和詹妮佛三人相處的時間最長。那一兩年裏，我們延續寫作班的傳統，每個月聚會一次：聚會之前，就互傳彼此最新的文字，聚會時則互相當麵評判和指正。我們不僅交流文字，也交流生活。可惜隨著各自走進婚姻、開啟生育小孩的人生新篇章，終也是漸行漸遠漸無消息。
說起來，這應該算是我文學之路上的一段“歧路”，卻又是一段花草葳蕤的路，讓我意識到中文寫作對我的意義。這段和外國友人在文學上的切磋和交往，有時被我戲指為我和中文寫作的一段“異國戀”。這段“異國戀”還有一個較美好的結晶：幾年後，我因緣際會和另一位外國友人丹·邵仁詩合作了一部電影劇本《黃山的女兒》。
出國快二十年。最初的幾年，我因為在海外網絡文學上的發展，在國內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有女知秋》，並在期刊上發表了一些中短篇小說。過去幾年，在包括《人民日報海外版》在內的各類海外報刊上發表了百餘篇文章之後，我自覺自己的寫作更為穩健和成熟。因為微信和網絡的更加發達，我也在各位師友的幫助下，又開始有幸在國內期刊雜誌發表一些文字，並開始更積極努力而務實的寫作。過去一年，在海外出版了中短篇小說集《漂亮的人都來紐約了》之外，還出版了一本詩集《我終於失去了迷路的自由》。
從文學年齡上講，年過半百的我理應剛剛進入一個成熟的寫作期。回首看去，我自己的文學之路似乎崎嶇，起於歧處和微時，卻終是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明朗的一條路。我覺得，我和文學、和中文寫作，經過了初戀、暗戀、網戀和異國戀之後，最終兩情相悅，攜手走進了一段實實在在的“婚姻”。
（原發於《人民日報》海外版”華文作品“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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