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中午，吃過午飯，喂過豬。
母親說：“昨天晚上的雨，落到別的地方去了。今天太陽有點萎、有點悶，我們上山把那塊石穀子地整理出來。”叫我把碗筷泡在木桶裏，就出發。
母親穿著做臨工時的勞保服，背著背篼，裏麵裝的是：兩根長鏨子和一把大鎯頭，不鏽鋼筒筒；左右肩膀上分別扛了一把大鋤頭和洋鎬。
我拿了一把中號鐵鍬，來到那塊地裏，不到下午一點鍾。
這是一塊斜坡石穀子地，坡度不到20度，裏麵還嵌著兩塊大石頭，是泡砂石。東折西拐的麵積不到40平方米，裏麵沒長草，隻有奄奄一息的南瓜騰。
母親指著西邊那塊地說：“當時那塊地還是有很多石頭，下麵是泥巴。我把它整理出來，有人眼紅去告了，被生產隊沒收了。”
母親越說越氣憤，“有那麽多的地，你們啷個不去沒收他們的地呢？隊長說我是挖了社會主義的牆角。”
母親很氣惱，“我是從石堆堆裏挖出來的，根本就沒挖到牆角，石頭下麵是泥巴，哪來的牆角？*****的隊長混帳得很，說我沒得文化、胡扯。”
母親的聲音比昨天澀鼓鼓的聲音清晰了些：“我實在咽不下這口氣，就去找到他們的大隊書記。書記說我是勞動人民出生，叫我在這裏挖。如果生產隊再來沒收，叫我去找他，還是書記好。”
母親傷心起來，“黑子讀書得行，本想他讀了書，長大好做官，現在學校停課鬧革命，看來不行了——唉！”
我指著眼前的南瓜藤藤：“葉子都黃了。”
“這是堆石頭的地方。人家書記好，才給我。你想，哪個能把土給我種？我又不是他們生產隊的。”母親指著邊沿一圈壘砌的石頭，“這些都是我用裏麵的石頭壘的，怕被別人占，就栽了幾根南瓜苗苗在裏麵。今天下午把它挖出來，下雨就栽紅苕。”母親還說，“苕苗栽早了，就長騰騰，紅苕就不怎麽好。現在是六月了，再也不能耽誤了。種莊稼要跟上季節：誤一時就誤一年。”
母親左手拿著鏨子，用尖尖對準搬不動的石頭；右手拿鎯頭，對準鏨子的頭部，有力量、有節奏地打擊：“叮當、叮叮當當”的聲音飛向遠方。太陽時而斜露出半邊臉來，窺視她滿身的汗水；時而隱去，送來一點風，為她揩拭滿身。
我用鐵鍬，把那些小石頭鍬到邊沿上，加固這塊地。終於，沒有“叮叮當當”的聲音了。
“石頭打完了，歇下梢。”母親活動了手腕，坐在石頭上，叫我去把背篼裏的不鏽鋼筒筒拿給她。
太陽西斜，它的臉上好像塗了點胭脂粉。我提著上次給她送飯時的不鏽鋼筒筒過來。
“裏麵是稀飯。”母親叫我先喝，她居然沒了昨天澀鼓鼓的音質，恢複到本來的清晰——盡管打石頭這麽累！
我揭開蓋子，滿滿一筒，抱住它就“咕咚、咕咚”地喝，還有泡豇豆味：好香、好解渴。
“下麵是幹的，拿瓢瓢舀。”
“沒得。”
母親叫我把筒筒給她。
她“咕咚、咕咚”喝起來：“這，瓢瓢出來了。”
我接過勺子，一勺又一勺吃玉米坨坨，又喝了些清湯湯，就把筒筒遞給母親。
“脹了。”我拍打著肚子，舒服極了。
母親吃光了筒筒裏的所有，又忙開了：
她先把大點的石頭搬出去；然後，用鐵鍬把小石頭刨成一堆一堆的，才去挖土。
我就鍬堆堆的石頭到邊沿。母親一會兒用鋤頭挖，一會兒用洋鎬撬。一塊石穀子地，像模像樣地嵌在東邊不起眼的角落。
母親穿的是——做臨時工打石頭時發的工作服：透著鹽巴的汗漬，一圈又一圈分布在勞動色工作服的背部、胸部、腋下，像朵朵白雲；蓄著齊耳的“媽媽頭”，一綹一綹地糾結在一起，還有赭色的泥土點綴在上麵。
在暮色蒼茫，悶悶的蛙鳴聲中，我倆回到了家。桌子上的食物，是我和母親的。屋外有好多的娃兒哦！
父親心痛地說：“天不黑，你們是不會回來的。先洗手、吃了再去洗澡。”
“我帶了稀飯上去的。不然，啷個挨得到現在。”母親很滿意，“那塊土，總算挖出來了：是塊生地，是石穀子地，最肯長紅苕——以前，我當細娃兒的時候，就種過這種地。”
我和母親“呼啦、呼啦”喝飽了。
“老張，倒杯酒來。”母親說她周身痛，忘了喝酒。
父親正在收拾灶房：“剛吃了飯，喝酒不好。”
“良心才不好。”母親走到灶房，拿起酒瓶，擰開瓶蓋，就汩汩地喝了幾口，“不喝五加皮，明天起不了床。”
她愜意極了，“老張，豬喂沒有？”
“都喂了。”
母親不放心，去了豬圈。
我把熱水從頭到腳一衝，澡就洗好了——當時是剪的小平頭；因為頭上長了虱子，母親還用汽油在我頭上悶過它。
我們都守候在這裏——因為昨天的約定。
父親終於出場了，他依舊倚在涼椅上。
“張叔叔，我們都等了好久。”武菊說。
“好嘛。今天講什麽呢？”
小雙弟弟說：“你昨天說的：劉得勝。”
“對頭，是柳德勝。”父親一本正經，“是柳樹的柳，品德的德，勝利的勝。”
我說：“你把它寫下來。”
父親順手從褲兜裏拿出紙和筆，邊寫邊說：“一說別個都曉得。你偏要寫出來，才曉得：真是太笨了。”
“還有：圖案假，也寫起。”
我接過父親寫的：柳德勝、圖案假，“哦”了一聲。
樂叔叔說：“你們看，付碧多用功。”
“她腦殼反應慢。”父親搖晃著大蒲扇，慢條斯理地講起來。
“柳德勝出生不到兩個月，他父親得癆病死了。他母親經人介紹，帶著他去附近的一大戶人家當奶媽。那家的少爺剛好一周歲，就開始吃他母親的奶水，而柳德勝隻能吃米羹羹。”
“為什麽呢？”我問。
“因為她是吃的別人的東西，才有的奶水，當然隻能喂少爺喲。”樂天平說。
“你看，你的同學就曉得，你不曉得！別打岔，聽不懂去問天平。”
“當奶媽的，都吃得好，還耍得好，心情又好。他母親的奶水好，少爺吃了，還給柳德勝吃一點。少爺和他長得白白胖胖的，並且都很聰明，耍得攏。少爺快兩周歲時，他母親就不做奶媽，回到了娘家。”
“為什麽不做奶媽呢？吃得這麽好。”我問。
“少爺長大了，那家不要奶媽了。”
“哦！”
“少爺不幹：哭著、鬧著要奶媽和柳德勝。後來，那家把他母子接過去——他母親在那裏幹粗活。柳德勝做少爺的陪讀。好景不長，柳德勝六歲那年，少爺家犯事被抄家。他母子隻好又回到了娘家。”
這個故事父親斷斷續續講了好久：
從他六歲與母親相依為命務農，到十二歲離家當學徒——經商——發財——破產——邂逅少爺——中舉——十多年後回家，母親雙目失明奄奄一息——陰陽兩隔——幫助窮人。
故事跌宕曲折，引人入勝。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深入，柳德勝的故事講完後，再也沒有時間和機會聽父親講這麽好聽的故事了。
第二天午飯不久，一場雷陣雨後，母親獨自上山去栽紅苕。
我留在家，是因為父親白班後今晚要轉班——上夜班：
他下午不到5點回家，晚上12點又要上夜班，到明早8點下班。
再下周就是上中班：從下午4點到晚上12點，一周後又是上白班——這就是三班倒：白班、夜班、中班，輪流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