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8年“四七事件”發生，到1969年10月初小剛去世，一年半的時間裏我基本上都呆在一隊，上班扛麻包，下班幹家務，過一種典型的農工生活，很少與外界接觸。直到這次被調去支左，我才重新回到大千世界，自然生出不少“物是人非”的感慨來。其中最令我感慨的，是在六營聽到田秀英的死。
田秀英隨汪大愚調往迎春林業局後，在工會做事。本來與世無爭，孰料文革開始以後，汪大愚熱衷於運動，搞出一個少數派，與多數派天天辯論。辯論來辯論去，文鬥變成武鬥，多數派端掉了少數派的據點。汪大愚被軟禁，後尋機逃脫。但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多數派把田秀英抓住，拷問她丈夫的下落，不久田就死於非命。
謝大胡子曾在總場部的宣傳欄裏，見到過外單位某造反派通緝汪大愚的告示，內有“其妻已畏罪自殺”字樣。老謝不認識汪大愚，但對這個名字印象深刻，所以我後來跟他聊起此事，他馬上就回憶起來了，並說應該就在“四七”之後。
2004年3月，汪大愚應我之邀寫出一篇短文，記述了他在文革中的挨鬥經曆，收錄於《速中通訊》第8期。裏麵談到田秀英之死——
〖1963年，我調往迎春林業局搞宣傳工作。文革開始時，我是中立派。後來領導讓我去滬采購廣播器材，在那邊呆了3個月，經曆了上海“一月風暴”。返回林業局後，我因一時衝動，與幾名誌同道合者成立了一個“紅尖兵戰鬥隊”，辦起革命啟蒙小報，傳抄外來傳單，反映本地文革動態。裏麵經常套印一些政治漫畫，因此廣受歡迎，一次散發幾百份。
我在小報中屢次發表自己的見解，比如反對“打砸搶”，以致觸犯了“聯隊”的造反派，將小報定性為反革命報，說我是“黑畫兵”，在局直開大會批鬥我。他們把我軟禁起來，逼迫我交待問題。後來又私設公堂，對我搞逼供信。用電機皮帶蘸涼水，抽打我的全身，並往傷口倒醬油。我痛得昏死過去，他們就朝我身上潑水。待我蘇醒過來時，衣服上已結了薄冰。他們並不罷休，馬上又開始逼供，每次長達3小時。
有一次，我再度昏死過去，他們卻說我裝死，揪住我的頭發往磚牆上撞。後經法醫鑒定，我的頭骨留下一條裂縫。還有一次，我的左臂被他們硬生生擰斷，當時就腫起老高，最後造成終生殘廢。
當我生命垂危之際，他們逼我承認曾在雪地上書寫反標。我哪有辯駁的力氣，隻是無意識地點點頭，他們就認為我已認罪，定我為“現行反革命”。在一個漆黑的夜晚，他們把我押送到虎林監獄。監獄連夜對我進行審訊，我展露傷口，理直氣壯地申訴自己是清白的，我要控告！不久監獄認為證據不足，將我放回。可“聯隊”又把我監禁起來，在局直馬號內監督勞動達兩年之久。
更慘的是我愛人田秀英。她隨我來林業局，由於表現積極，被培養成一名婦女幹部。我被捕以後，她領著兩個孩子，到處求援，為丈夫鳴冤叫屈，可當時誰敢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結果她也被“聯隊”抓走了。事後據知情人透露：田秀英是被他們活活打死的。
在臨死前的那天晚上，田秀英到工會主任家訴說委屈。當著他老婆的麵脫下褲子，把傷口給她看，並將兩個孩子托付給她照顧。最後泣不成聲地走了，說必須回到“聯隊”總部報到，繼續接受批鬥。次日晨，人們發現她死在局直馬號邊，自己一條圍巾繞著頸脖，造反派便據此宣布田秀英畏罪自殺。這天是68年4月16日。死後，在她衣袋發現一張紙條，上寫：“我們是忠於革命的，我們是熱愛毛主席的！”紙條上血跡斑斑。
69年8月，我被無罪釋放。回到家中，聽大女兒的哭訴，我才知道妻子的慘死經過。72年迎春林業局為我們夫婦平反，落實政策。按照田秀英父親的要求，將她的骨灰移到老家的烈士陵園安葬。當時雖然沒有發文追認她為烈士，但現實政策已這樣做了，願她含笑九泉。在文革中，我單位非正常死亡者13人，其中有５人是被活活打死的，證據確鑿，無法抵賴，真是一場空前浩劫啊！〗
汪大愚沒有提到自己在軟禁期間逃跑，這是導致田秀英死亡的直接原因。假如他不跑，田秀英應不會被多數派盯上，畢竟她沒有參加丈夫搞的戰鬥組織。但我不能要求汪大愚寫得更細了，那等於往他的傷口倒醬油。此事是他的人生至痛，輕易不願觸碰，我向他約了三回稿他才答應。現在已然留下一份曆史記錄，就不要再苛求當事人了。
我在六營的時候，大家都對田秀英的死表示惋惜。假如她沒有離開大湫窪，不可能出這樣的事。她在那裏無親無故，受了欺負也沒人為她打抱不平。有幾位，比如老廖，更是認為田秀英嫁錯了人：“要是跟著李克文，誰敢動她一根小指頭？”我有不同意見：“李克文也不是省油的燈，‘刀傷多人’，出門都得提防暗算，田秀英跟著他就能過安生日子？”老廖說不然，“李克文但凡有個可心的女人，絕不會在外麵惹事生非——唉，這就是命！”】
2024-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