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第15卷（1966-1982）是1991年出版的。主編費正清教授於當年去世，因此這一卷稱得上他的蓋棺之作。那年發生的最大一件事，就是蘇聯解體。由於冷戰結束，珍寶島事件的諸多內幕在其後幾年間被陸續披露，對該領域的研究者無異於一場“饕餮盛宴”。盡管出於不同考慮，各人在陳述史實時多少會打些馬賽克，但把他們的研究成果放到一起來看，還是基本上能夠獲得全貌，所以這件事已經不像《劍橋中國史》所說的那樣撲朔迷離了。
目前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珍寶島事件乃由中方主動挑起。為了準備這場衝突，中方演習了好幾個月，最後於1969年3月2日，將蘇聯巡邏隊引入預設的埋伏地點，給予嚴重殺傷。這雖與多年來“衝突由蘇修事先策劃、蓄意製造”的中方立場大相徑庭，但並不十分出人意外，因為蘇聯方麵一直堅持“被伏擊”的說法，在國際上也有許多學者采信。然而旁觀者如何旁觀，對事件的發展並不重要。“蘇修”作為當事方，從一開始就明白這是一場有預謀的伏擊。伏擊戰和遭遇戰的差別是很明顯的，當年蘇軍有十幾人逃生，自然會把交戰過程向上匯報，且不說事後還有法醫屍檢。
李丹慧在《珍寶島事件真相》中說：“３月２日，珍寶島武裝衝突爆發，東北還是冰天雪地，我們的士兵都披著白色鬥篷，蘇聯巡邏隊過來，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我們跳起來就用匕首刺殺他們。根據當時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的回憶，第一槍也是我們先開的。通過事後蘇聯向東德通報情況上看，蘇軍死亡的士兵多是從背後近距離被刺死的。”這是一篇講演稿，李說話比較自由。她在另一篇文章《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中，則有意含糊其辭：“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衝突的雙方在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準備，也不在於誰先開了第一槍。”
時任合江軍分區副參謀長的曹建華（戰後任司令）參與並親自指揮了這場戰鬥，他在《珍寶島親曆記》的采訪中，詳細披露了從策劃到開火的全過程：
“1969年1月25日，曹建華代表饒河前進指揮所起草了第一個作戰命令。按部署：曹建華為一號區指揮，帶領部隊上島潛伏，消滅入侵之敵，二號區是負責增援和火力掩護的部隊；邊防站長孫玉國帶領一隊人馬公開巡邏，誘敵於一號區潛伏地點。命令中還對側翼掩護、炮兵、機槍和救護所位置做了規定。省軍區安懷副司令、合江軍分區李清正司令坐鎮209高地指揮所。整個部署嚴謹周密，上報總參、外交部、沈陽軍區後批準執行。
“3月1日下午，反擊部隊開始集結，……晚20點左右，曹建華率伏擊組向珍寶島作戰地域運動。……找到了島南端可潛伏部隊的那段土堤，架通了電話，規定了信號，留下觀察員，每人挖了個雪坑偽裝起來。當時島上氣溫零下三十多度， ……我邊防戰士用意誌與嚴寒搏鬥著，他們互相鼓勵，苦苦支撐。
“[3月2日]上午8時40分，按預定方案，我軍分成兩組對珍寶島進行巡邏。當孫玉國的第一組沿著中國境內冰道抵近珍寶島時，江對麵傳來一陣馬達轟鳴。蘇聯邊防軍從位於珍寶島上遊的下米海洛夫卡和下遊的庫列比亞克依內兩個邊防站，同時開出兩輛裝甲車，一輛卡車和一輛指揮車向我巡邏隊合圍過來。孫玉國帶領第一組12人加速前進，在島東側上島，迅速向我潛伏點靠攏。……
“和以往完全不同的是，蘇軍今天頭戴鋼盔，平端著上了膛的衝鋒槍直逼過來，看架式是要動真格的了。此時我巡邏隊和敵人僅距我潛伏組十餘米，孫玉國當即向敵人提出嚴正警告，但敵人反而展開戰鬥隊形向我方包圍過來。為了打響這自衛反擊的第一槍，曹建華做了充分準備：他在身邊準備了三名衝鋒槍手。就在敵人準備開火的一瞬間，曹建華果斷下令‘開火’！
“三支衝鋒槍同時吐出憤怒的火舌，彈雨像飛蝗般向敵人傾瀉過去……”
曹建華的回憶具有一個參謀的準確和細致。他雖然屬於老煙所說的“中低級軍官”，卻是戰場的最高指揮，由他下令開火符合軍事邏輯。盡管當時千鈞一發，他對於誰開第一槍並沒有含糊其辭。
我之所以對這場衝突的爆發細節如此感興趣，是因為“哪一方有所準備”、“誰先開了第一槍”對於分析中蘇之間接下來的博弈實屬“根本的問題”——如果是遭遇戰，蘇方有理由認為事發突然，雙方戰士不過出於本能反應而開火，這種衝突通過事後交涉不難解決；如果是伏擊戰，性質則全然不同，蘇方會認為中方有高層授意，為著一個比珍寶島大得多的目標，因此傾向於采取加倍報複手段，以收震懾之效，事件將迅速升級。
從1964年起，兩國邊境糾紛就開始大量增加，原因是毛澤東在中蘇論戰中不斷提高調門，終於對沙俄時代中國失去的154萬平方公裏的領土提出要求。其實他並非真想把這些地方要回來（再說也“要”不回來），而是逼著赫魯曉夫承認沙俄同清朝簽訂的是“不平等條約”，以便給蘇共“老大哥”的臉上塗點黑。赫魯曉夫當然不幹：麵子就是裏子，這麽多“神聖的蘇聯領土”都來路不正，蘇共還怎麽跟中共繼續論戰？還怎麽領導一幫社會主義小兄弟？毛澤東雖然“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此舉確實令十幾年來相安無事的兩國邊境出現緊張。
不過在珍寶島事件爆發之前，中蘇邊境的衝突大都發生在蘇軍和中國老百姓之間，致死事件很少，而且要是較起真來，基本上都可歸結為蘇軍處置失當而非故意殺人——當然中國從來會指責對方蓄意而為。至於中蘇邊防軍之間的較量，則嚴格控製在“拳腳+棍棒”的範圍內，並無一人死亡。唯一開火的一次，是蘇軍向我軍發過六個點射，但未曾有人中彈。這應被視為鳴槍示警，否則蘇軍的槍法也太不好了。
因此，較之以往司空見慣的兩國邊境衝突，珍寶島事件無論從性質還是規模上都不可同日而語。蘇聯當局完全摸不著頭腦，不知道中共怎麽突然來了這樣一記“驚險的跳躍”？然而從前線傳來的消息又是確實的：對方打伏擊，顯然蓄謀已久；沒有鳴槍示警，一開始就要致人於死地。這兩點足以說明，對方懷有最大的“惡意”。然而這個“對方”是否就代表中國的“偉大領袖”，蘇聯當局一時並不敢確定。於是柯西金撥通了早已冰冷多年的中蘇熱線電話，打算找毛主席或周總理討個說法，卻被義憤填膺到膽大妄為的中國接線員給罵了回去。
此後兩國關係便呈螺旋式下降：先是蘇聯放出風來要對中國實施核打擊，到了8月，更是在新疆鐵列克提伏擊了中國的巡邏隊，不僅報了珍寶島上的一箭之仇，而且表明它有意願把戰線擴大到中國西部，甚至直接打擊羅布泊的核基地。蘇聯的一通“神操作”，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施核打擊”這件事，從“不可置信威脅”成功地變成了“可置信威脅”，促使毛澤東下決心聯美抗蘇，於是才有了基辛格秘密訪華，尼克鬆成為第一個踏上中國土地的美國總統。冷戰格局由此發生了根本改變。不誇張地說，中國的改革開放，蘇聯的最終解體，都可以從珍寶島上找到根苗。老煙把它視為“改變中國國運的啟動鈕”，是有其道理的。
2023-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