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協的智慧

2013年,我們正式成立了從Innovative Interface的Millennium遷移到ExLibris的Alma的遷移(migration)項目組,我擔任組長,我那時候同時也是聯盟係統工作小組的成員。由於我們學校是第四批進行遷移的學校,因此我們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數據清理和學習新係統的功能。

我們每兩周召開一次會議,主要是分享聯盟的進展和指令。在這段時間內,我們將編目數據添加了OCLC號碼,以便聯盟可以在新係統中統一合並編目數據。此外,我們還清理了數千條不完整的記錄,其中大部分是政府文件數據,對我們來說並不重要。經過清理,我們的編目數據大約有60萬條左右。同時,我們開始開發了從學校注冊係統下載用戶數據的應用,以及將罰款補繳金額數據轉換給學校財務係統的應用。由於新係統發出和接受文件都采用XML格式,我們的程序員與學校注冊係統和財務係統緊密合作,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向我直接匯報的三位程序員非常自覺,我對他們也很寬容。他們和我一同工作了12年,從未發生過任何矛盾。一位程序員因為要隨家屬搬到美國東部,提出辭職,他在辭職信中讚揚我是他遇到過的最好的老板。我們後來招聘了一位程序員來填補他的空缺。係統部負責管理圖書館的250多台電腦和設備,包括一個擁有30台電腦的實驗室,兩間教室內有20幾台電腦用於教學。此外,在大堂放置了幾十台電腦,各個樓層也都配備有電腦,包括每位圖書館員工使用的電腦。考慮到學校有很多經濟拮據的學生,流通部還提供了70台手提電腦供學生借用。

我不是一個微觀管理者,程序員們有時也會犯錯,比如數據報表錯誤,我會讓他們進行修正,一般不會上報給館長。與我之前在某個大學的經曆不同,那裏屁事我的直接上司都會匯報,而且吹毛求疵,讓下屬每天都處於緊張不安的狀態,唯恐工作出錯。我的一句名言是:“圖書館不是醫院,不會死人的,出了問題沒關係,改了就好”。

因此,我在圖書館中頗受尊重,員工們對我比較信任。由於某些關鍵崗位的人離開,機構改革較為嚴重,有一段時間所有編目、采購和係統的人都直接向我匯報。他們覺得我非常友好寬容,因此下屬都希望直接向我匯報。有一位編目的員工由於與新來的編目主任意見不合,後來調到係統部擔任Alma係統管理員,直接向我匯報。她直到我離開中華大才退休,如果我沒有離開,她表示她還會幹幾年。

談到Alma係統管理員,除了我參加係統管理員的培訓外,我另外給編目和流通部各兩個名額,總共四人參加聯盟的係統管理員培訓,並都獲得了證書。此外,我讓流通部的一位員工和係統部一位程序員參加Primo的培訓,他們也都獲得了Primo管理員的證書。Alma是後台管理係統,而Primo是前台用戶界麵。隻有我和流通部的那位員工擁有兩份證書,而且除了我是專業的館員外,其他人都不是館員。這就是委派(delegate),我將這些重要的責任分攤給了員工,事實證明非常有效,他們都非常負責,基本上沒有出現大的錯誤。同時,我也有更多時間參與教學和學術研究。在進行係統遷移和機構庫建設這兩大項目的同時,我還發表了3篇學術期刊論文,其中第一篇就是SCI期刊論文。

在此期間,有兩件事值得提一下。一件事是我們圖書館的某段口述曆史中出現了一些不當用語,涉及到了隱私問題。這段口述曆史恰好是對一位資深館員的采訪,而這位館員與館長存在強烈的抵觸情緒。館長一開始讓我們係統部幫助查閱口述曆史的日誌,但未能發現端倪。後來她報了警,花費了兩萬多美元請了西雅圖的一位防偽專家進行調查,結果也毫無所獲。這就是鬥爭的代價。在2014年,由於我們是CBA學校,教工和員工都有工會支持。可能是由於某些因素,館長和某些員工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員工們甚至將事情升級到了董事會。一旦事情涉及到董事會,就必須進行公開調查,學校高層也無法幹涉。當然,在哪裏都存在階級鬥爭,美國也不例外。

由於某些原因(請原諒我不直接說明),有員工將某件事情告到董事會,這使得館長感到精疲力竭。在這個時候,她和我以及係主任商量準備設立一位副館長職位(associate dean),正好政府文件部門主任退休,由於這位主任是教授,她的退休薪水相對較高,因此想利用她的薪水設立一位有教師編製的副館長職位,專門負責處理一般員工的事務,而館長則主要管理圖書館館員。其實我當時並不讚成,因為我已經看到這個圖書館的機構設置存在很大問題。例如,我負責管理四個部門,其中有三個部門的主任是館員(教師)的編製。根據CBA規定,教師不應向教師匯報,因此盡管這三位主任每個月向我通報情況,但我並非他們的直接上司。教師每個月向係主任通報情況,但係主任也不是我們有教師編製的館員的直接上司。所有有教師編製的館員都直接向館長匯報。那麽設置這麽一位副館長,她來了能適應嗎?

果然,這位副館長上任後要求我們館員集體每個月與她開會,向她匯報情況。我向館長報告後,這一舉措被立即製止。因為她的職位設計隻是為了處理非館員的事務,並不是我們館員的老板。後來,她在半途中又試圖介入我們的遷移項目。當時項目組全體反對,因為她沒有任何經驗。但為了平衡,我們的館長還是讓她擔任了co-chair,另一個co-chair是我。我比較擅長妥協,於是我說好吧,讓她協助我管理這個項目。因為遷移項目涉及了100多項大小不一的任務,我讓她用Excel協助進行管理,以便更方便查看進度。

掛在她口頭的就是“作為你們的副館長,我怎樣怎樣…”,我有次敲打她,我說我向係主任每個月匯報情況,但係主任不是我的直接上司,這是CBA規定的,在我的職位描述裏(job description),我直接向館長匯報。這位副館長於2014年加入我們,2017年離開,也就是在我們這裏工作了三年就離職了。她隨後加入了中部一所全國性大學,擔任管理編目、采購、電子資源和係統方麵的副館長,盡管這不是她的專長。現在她從副館長的職位上退下來,成為數字化項目協調員,這也是她在加入我們學校之前的職位。係主任也幹得無聊,於2015年就離開了。因此我們不得不再招聘一位檔案館主任兼係主任。

在工作中,我們會麵臨各種各樣複雜的情況,有時我們必須做出妥協和讓步,而我屬於善於妥協並對下屬寬容的那種,因此到2023年我離開,已經是館裏唯一一位工作年限最長的資深館員了,原計劃我就在那裏直到退休的,沒想到惠特曼聘我做館長,因此才離開了中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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