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組合論 第二章 命運環境論 第三節

人是時間的產物,存在於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段落裏。或者說,每個人都生存於一個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人文環境之中。這個特定曆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狀況,與社會中每個人的生存狀態都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上說,人的命運又是社會人文環境的產物。人們通過各類主觀活動能動地作用於社會,而又受到社會運行各類因素的影響與製約,命運因此自然具有濃厚的社會特征、時代特征。

人們常說,時勢造就英雄。時勢是什麽?就是格局,就是態勢,就是特定的時間段所具有的社會客觀形勢。如社會變革、朝代更替、戰爭爆發、社會動蕩等等。在舊的時代的利益格局下,一個人的命運可能是固定的,卑賤的,永遠無法得到某些東西,永遠無法改變自身現有的生存狀態。我國漢代開國皇帝劉邦、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都是典型的時勢造就的曆史英雄人物。如果不是秦失其鹿,天下反秦之勢洶洶如潮的話,劉邦這個沛縣的小吏,如何能夠拉起一支隊伍,逐鹿中原?朱元璋本是一個要飯的叫花子,還曾做過和尚,如果不是元末政治腐敗,民族矛盾對立嚴重,各地反元鬥爭空前激烈的話,朱元璋就沒有機會參加起義軍,更不可能成為起義軍領袖,最終推翻元朝統治,開創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三國演義》中的劉備,雖是中山靖王之後,正宗漢室“血統”,但無奈家道衰落,隻得編織草席為生,盡管誌存高遠,也苦於無門崛起。恰逢黃巾軍起義作亂,朝廷張榜征兵。劉備麵對榜文長籲短歎之時,來了豹頭環眼的黑大漢張飛,又來了棗紅臉丹鳳眼的美男關羽,三人搭話,相見恨晚,於是在張飛家的桃園敬香盟誓,結為兄弟,並共同組建了一支小隊伍。經過幾年的打拚,劉備之軍雖然頗有氣象,但仍然很弱小。經徐庶舉薦,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在決定出山之時,透徹地向劉備分析了天下大勢,確立了先取荊州為本,後取西川建國,北拒曹操,東聯孫吳,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再圖中原的戰略構想。劉備在諸葛亮的幫助下,順應天下大勢,奪取西蜀五十四州,建立蜀漢政權,三分天下取其一。可見,劉備也是一個因時勢造就的曆史英雄人物。

時勢造化弄人。它可以助人乘勢而起,如大鵬之展翅,直上雲霄九重,展現英雄的命運光輝;它也可以似泰山壓頂,將某些看似強大的人物,擠壓成粉末,落一個淒慘慘的命運結局。“苦命皇帝”崇楨,就是被大勢所毀滅的一個大人物。崇楨皇帝朱由檢,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他十七歲登基,當時國家內外交困,風雨飄搖。外有清軍的侵擾和覬覦,內有全國性的大饑荒,以及各地饑民的揭竿而起,而給明朝以致命打擊的,是李自成部和張獻忠部的起義造反。崇楨皇帝在位17年,曾立誌複興國家,夢想做一代明君,他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他的勤奮簡直可以評定為帝王中的楷模。但是,他卻生不逢時,在一個錯誤的時期被推上帝位。時代給予他特殊的身份,卻沒有給予他強健的體魄和堅毅的性格。曆史為他提供了舞台,卻是一個搖搖欲墜、無法一展身手的舞台。積重難返的國勢和日益加深的危機,使得一度躊躇滿誌的他難以振作精神,生性多疑和剛愎自用的個性使他注定無法演繹中興之君的夢想。公元1644年3月18日晚,在大順軍攻城的炮聲中,崇楨皇帝與貼身太監王承恩吊死在煤山壽皇亭旁的樹上。崇楨之死,標誌著明王朝的滅亡,也標誌著崇楨悲慘命運的落幕。著名明清史專家孟森在他的《明史講義》中曾經這樣評價崇楨皇帝:“思宗(即崇楨皇帝)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以矣。”可見,明朝之亡,非崇楨一人之亡;崇楨之死,非崇楨自身一己之因而死。明朝之亡,崇楨之死,乃天下大勢使然。

有道是,時代朝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袁世凱的最終命運結局,也十分典型地證明了逆大勢而行的悲慘下場。袁世凱是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北洋軍閥頭子,滿清末年內閣總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差不多全部的權力。當時南北議和,袁世凱表示願意順從民意,推翻帝製,擁護共和,從而登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可是,袁世凱坐穩總統寶座之後,竟以一國總統之權威,巧設機謀,費盡心機,登基做“洪憲皇帝”,結果全國共討,萬人痛罵,短短的83天就嗚呼哀哉,一命歸西。個人的力量無論如何強大,與整個社會比較起來,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猶如大海浪尖上的一片樹葉。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經曆了幾個重要時期,發生了一係列重大政治事件,如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知識青年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以及1977年的恢複高考。這幾個重要的曆史時期,給全國廣大百姓的命運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普遍的。1957年的反右運動,有5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戴上“帽子”,開始了各自痛苦的人生。有的坐牢判刑,有的被遣送到偏遠地區的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改造,也有的由機關、學校、醫院等下放到農村工廠,由群眾監督勞動。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這批知識分子無疑是國家的精英,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假如沒有這場反右派運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將成為各個領域的佼佼者,他們的人生曆程將是一片光明與美好,命運肯定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可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由於他們的直言,由於他們的衝動,也由於別的一些什麽原因,他們的命運一下子從雲端掉到泥潭裏,受他們影響和牽連的還有他們的妻兒父母,親朋好友。這裏麵演繹的苦難人生,可謂千姿百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老父床上奄奄待斃,幼兒流落街頭……後來的影視作品、文藝作品和許多回憶性文章,都作了真實的描述與訴說。老劉是1951年的大學畢業生,據說解放前還是學校共產黨組織的外圍成員,這一點一直未得到證實。老劉大學畢業後,不知道怎麽弄的被分配到一家國有大型企業,做的是寫寫畫畫的宣傳工作。他不滿意這份工作,加之為人耿直,也有點自傲,與周圍同事的關係不夠好,與領導也有不少矛盾。在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他表現很積極,既大鳴又大放,還寫大字報,言辭頗為尖銳。這裏麵既有怨恨情緒的發泄,也有真誠幫助黨組織克服缺點的意思表示。運動後期,風向突變,各級黨組織開始布置抓右派,老劉第一個被定為右派。老劉的人生軌跡由此徹底改變了。這天,他正要舉行婚禮,突然來了一群保衛幹部,將他帶到會議室,宣布他為右派分子,並對他的右派言行進行揭露與批鬥。他不服,甚至憤怒地爭辯質問,結果招來一頓拳腳,破了頭皮,斷了肋骨。晚上,他拖著疼痛的身體,獨自躺在床上,望著窗玻璃上的紅喜字,手裏拿著一張紙,那是與他領了結婚證尚未入洞房的妻子寫的告別留言,心中的忿恨與不平,疑惑與無奈,如潮水般洶洶而來。老劉由於不配合不認錯,在單位被批鬥了好多次,身上留下的傷疤數不勝數。他被打成右派後,首先受連累的是他那位在公安局做政治保衛幹部的弟弟,他弟弟是黨員,是單位培養的幹部苗子,本來已內定為政保科副科長。他的事出來後,弟弟的副科長告吹了,而且公安係統也不能呆,被調到商業部門當了一名普通幹部。他的父親知道了兩個兒子的事情,急火攻心,血衝腦頂,口吐白沫而亡。老劉成了右派,辦公室不能坐了,被安排到豬場喂豬。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批鬥“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愈演愈烈。文革前期,工廠裏隔三岔五就是一場批鬥會,十場批鬥會七八場有他,甚至經常由陪鬥變為主鬥對象。有一次批判會,有人檢舉揭發,說他經常偷偷地在豬欄裏記變天賬,還經常買報紙看,窺探方向,尋找機會,企圖變天翻案。他反駁說,沒有變天賬,所記的都是養豬的一些體會。這一下人群激憤,檢舉者和另外幾個衝上台來的群眾,一齊動手,將他一頓暴打。他倒在地上,流了好多血,滿口的牙齒全打脫了。從此,他隻能吃稀的和軟的食物,凡是需要咀嚼的東西,一概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治環境的逐步改善,右派分批摘帽平反,老劉是最後一批摘帽平反的人。平反後的老劉已經五十多歲了,身體狀況也不好,單位將他從豬場調到工會,管理圖書報刊,直到退休。他終身未娶,非不為也,實不能也,誰願意嫁給他這樣的右派分子?他沒有子女後代,弟弟和侄兒侄女們也不願意與他往來,都說他是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六十七歲那年,老劉孤苦地走完了一生。

1966年至1976年發生在我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與動亂。這個非常時期,全國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命運,也紛紛發生了非常態的變化。各級各地黨組織和政府的領導被打倒,許多身經百戰的老革命、老幹部從高位上被拉下來,戴高帽,進牛棚,遭批鬥,掛牌遊街,身陷囹圄,甚至死於非命。曾經戰功卓著、赫赫有名的賀龍元帥也不能幸免於難。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含冤蒙屈,竟無處訴說,無處申辯,任人宰割,飽受非人折磨,淒涼棄世。在遺體焚燒場上,連個真實的姓名也沒有。人生如此謝幕,命運給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英雄偉人,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在那個非常的年代,人鬥人,人整人,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為敵,如此種種之怪狀,隨處可見。在那個政治混亂,思想狂熱,法紀廢弛的歲月,人身安全也難以得到保障,各種荒唐的悲劇慘案輪番上演。例如,1967年8月初,廣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勞改犯”的熱潮,使廣州市民陷入“紅色恐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對於這股潮流,當事人和受害人至今還噤若寒蟬。據2013年4月22日《文萃報》轉載的文章稱,進入1967年夏季,武鬥正酣的廣州街頭忽然傳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粵北“勞改犯”大暴動,將會很快前來洗劫廣州城。消息傳開之後,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廣州公檢法機關也是一片大亂,僅8月6日,公檢法機關就多次受到衝擊。8月8日,傳聞市郊茶頭一個農場的“勞改犯”500多人走掉400多。最權威的是《廣州地方誌》記載,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名收容人員和拒收樟木頭收容所送來的兩車共83名偷渡人員。之後,“釋放勞改犯”的謠言不脛而走。據廣州一位居民回憶:“當時,一德路商鋪林立,由於害怕被洗劫,在頂層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聯通聯防,成了廣州怪異一景。”此時,“不管什麽人,打了再算”,“打死都不出聲”,“勞改犯打死活該”等論調大行其道,形成一個“勞改犯就該人人喊打”的氛圍。但若不是勞改犯呢?照打!誰也沒有想到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之中。有人於1995年開始調查,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殺害的人。文章這樣記述死者家屬的控訴:我哥“文革”前是廣州七中的畢業生,本來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績一直很好,還特別喜歡唐詩宋詞。由於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當時不可能被錄取上大學。他那時想得多,精神漸漸不正常了。那天晚上,我哥吃完飯像往常一樣去散步,誰也沒有料到一夜未回。當時到處都搞“街道聯防”,街街巷巷安了閘,晚上見生人過就打鑼、追殺。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親回來說,見到我哥在東山口一路車總站,被吊死在電線杆上。並且不是由我們收屍的,是政府處理,沒有骨灰。廣州培英中學一位教師回憶起另一個事實:“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從惠福路家裏出來,走珠海中路到西門口,乘19路公交汽車返白鶴洞學校。上車之前,發現這路段有一個吊屍,上車後,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過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到白鶴洞,僅是從車上一側(人多擋住,看不見另一側),就數出10具屍體。那個年頭,人們對“階級敵人”充滿了“階級仇恨”。“勞改犯”屬於“階級敵人”,逮住就往死裏打,毫不手軟。好好的一個人,有人叫一句“這是勞改犯”,立刻就會有一幫人圍上去,用木棍、鐵管甚至用槍去消滅他。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都是平民百姓,並不是勞改犯,而且就是廣州市居民。事後,廣州“紅警司”曾組織公安刑警和中學生,分兩撥點數各地的屍體,得出180多和190多這兩個接近的數字,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實際上到底有沒有勞改犯逃脫這回事,誰也沒有得出結論,成為“文革”時期的一宗懸案。

社會的不理性或非正常化狀態,往往是思想狂熱的傑作。在那種歲月裏,仿佛一腳踏入了虛幻離奇的洞穴,所經所曆,在今天看來卻是那樣的不可思議。“出身壓死人”,“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或近親屬,被打入“另冊”,剝奪了平等的政治權利,無法正常主張自己的命運。不少有才華有思想的無辜青年,在爭取應得的政治權利的過程中,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潭。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階級歧視現象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文革”興起之初,一曲《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歌曲,把這種歧視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文革”時期因寫《出身論》而在青年中引起強烈震動,最終也因此而遭槍決的遇羅克的遭遇,在當時出身不好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遇羅克的父親原是水利電力部華北電力總局的工程師,母親是一家公私合營工廠的私方副廠長,1957年雙雙被劃為右派,當時遇羅克十五歲,他的操行一下子就從“優”變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羅克高中畢業,雖然他的文理兩科成績在班級和年級裏是拔尖的,報考誌願時他還是隻敢填報地質專業,以為報考這個冷門也許比較容易用優異的成績掩蓋父母的政治問題。結果,他還是榜上無名。後來有人查看了教育部存檔的成績單,證實他考得確實很好,但因家庭問題而未予錄取。遇羅克此時家境已十分困難,父親去勞改,剩下一家六口,全憑母親幾十元錢的工資度日。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也為了更好地鍛煉自己,就響應號召,自願上山下鄉,成為北京市最早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之一。在生產勞動之餘,他同幾個境遇相似的夥伴刻苦攻讀,此時他對自己的前程,還抱有些許幻想,“少年幸遇讀書風”,就是他那時寫下的詩句。1962年,大學擴大招生的消息傳來,他和夥伴們非常振奮,以為作為社會青年去報考,就不會再有人作梗。他積極報考,考後覺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孫山。這時,傳來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的消息,征兵開始了,他又立刻報名,“大學不要,我們上前線去,戰鬥會證明我們有一顆赤子之心!”然而,他們連檢查身體的資格也得不到。新打擊落在舊傷口上,使他倍覺疼痛和惶惑。1964年初,他因病離開農村。兩個月後,他被分配到科技情報所做翻譯資料的合同工,後來又到一個小學代課,始終未能得到一個固定職業。無論他付出什麽樣的努力,表現出多麽出色的能力,但沒有人敢要一個右派的兒子。正是因為多年來為出身問題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他在“文革”時大膽寫出了令人振聾發聵的《出身論》。這篇文章發表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的創刊號上,這份報紙隻出了這一期就停刊了。文章開宗明義就提到出身對青年造成的傷害:“特別是所謂黑五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準專政的對象。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響下,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文章提到,每年大學招生完畢,高教部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錄取了大批工農子弟、革幹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大學中的重要科係就更不用提了。學校以設立“工農革幹班”為榮,上了大學的,也是出身好的受優待,不少大學還設立“貧協”一類組織,與團組織並列。文中說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著出身好的你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麽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曆年積澱下來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文中敢於公開大膽地宣稱,盛行一時的那副著名的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絕對的錯誤。他說,它的錯誤在於,它隻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而實際上,社會影響也罷,家庭影響也好,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夠選擇自己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感召力。唯家庭出身,強調血統,這貌似立場鮮明,貌似有階級觀點,其實,這是階級偏見。“按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時關於階級政策,最權威的解釋是:“一我們有成分論,二不唯成分論,三重在政治表現。”甚至不少高級領導人談到出身問題時,也以這段話教導青年。遇羅克卻指出,這是不看對象,是把背叛本階級的個別分子講的話,用在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哪裏有一種沒有剝削的剝削階級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他揭穿了當時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現”這一觀點的虛偽,他說:“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究竟一個人所受影響是好是壞,隻能從實踐中檢驗。這裏所說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表現。表現好的,影響就好;表現不好的,影響就不好。這和出身毫無牽涉。”在中國整個社會將階級鬥爭之弦繃得緊而又緊、官方媒介反複強調不同階級之間不僅談不上什麽平等和愛,甚至也絕不能存有一絲調和和溫存的時候,他卻敢於公開宣稱:人的政治權利,應該是平等的。這實在是太超前了!然而,這也正是這篇文章的真正價值所在。至今讀來,仍讓人對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鋒芒的尖銳感佩不已;而文章中聲聲血淚的控訴,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遇羅克為自己這篇思想解放宣言而遭逮捕,並被槍決,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價:生命,以及全家被株連。

“文革”是一個特定的混亂年代,也是思想專製最嚴酷的時期。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物質和精神都極度匱乏的中國大地上,流傳著一種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長短不一的讀物,被稱之為手抄本。影響最大的有兩本,一本是描寫歸國科學家的愛情故事《歸來》,另一本則是淫穢讀物《少女之心》。《歸來》的作者是湖南長沙人張揚,他於1963年根據真實故事寫成了一本描寫知識分子曲折的事業、生活和愛情的小說初稿,小說主人公蘇冠蘭的原型就是自己的舅舅。這部感動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中國人的手抄本小說,與其作者張揚的命運,緊緊地捆在一起,幾經磨難,履死地而後生。從小說的初稿《浪花》到《香山葉正紅》再到《歸來》,小說三易其名,曆經十幾稿,張揚也從一名中學生成為一位知識青年。1965年,張揚插隊到湖南省瀏陽縣的中嶽公社。在勞作之餘,在鄉村的土屋裏,張揚懷著對文學的熱情不斷修改著小說,直到1970年第一次入獄,才不得不停下來。那時,張揚因為對“文化大革命”提出懷疑,跟瀏陽一中的一個紅衛兵小將在通信裏頭說了一些黑話,什麽“要砍倒那淋漓的偶像”,“識破蒙太尼裏那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紅衣大主教”,其實很明顯都是指向林彪及徹底否定“文革”的。後來這個紅衛兵小將被捕,抄他的家時發現了張揚的信。張揚因此被抓,作為反革命送進瀏陽的看守所。後來林彪叛國逃跑摔死了,張揚就承認通信裏惡毒攻擊的就是林彪。由於情勢所變,1972年底,張揚被釋放了,回到原來的鄉村土屋,繼續埋頭改寫小說。他竟不知情的是,這部小說初稿經他弟弟的手已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在流傳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書名,《氫彈之母》、《歸來》、《歸國》等等,其中有一本流傳到北京,是一位工人從湖南衡陽帶過去的,沒有封麵,也不知道叫什麽書名,他看完以後,就做了一個封麵,取名《第二次握手》。結果以北京為輻射點向全國擴散的時候,書名基本上都叫《第二次握手》。在當時“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風聲中,張揚在小說中對周恩來的讚頌,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姚文元在電話裏做了這樣的指示:我翻了一下,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不是一本一般的壞書,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是怎麽搞出來的?必要時,可請公安部門幫助查。就這樣,在大人物的關注下,1975年1月,張揚“落網”,被關進長沙某監獄,被內定為死刑。在獄中,張揚認定自己的小說是歌頌真善美的,自己是無罪的,不斷地給有關部門寫信申訴。在多次申訴未果之後,絕食是張揚獄中鬥爭的一部分,身體成了文字以外的又一件鬥爭工具,兩次絕食,最長的一次竟達十四天之久。1978年,中國結束了“文革”動亂,全麵平反冤假錯案,該案平反獲得了胡耀邦的支持。1979年1月18日,時年三十五歲的張揚終獲釋放。四年的牢獄之苦使得他的身體狀況到了崩潰的邊緣,體重不到四十公斤。可為了《第二次握手》的公開出版,張揚在北京結核病醫院的病床上支起小書桌,短短的五十多天,完成了二十五萬字的定稿。1979年7月22日,《第二次握手》終於由手抄本變成沉甸甸的鉛字,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首發。這本書累計印數達四百三十萬冊,至今居新時期以來我國當代長篇小說發行量的首位。三天後,《人民日報》為小說的出版發表了題為《正義得到伸張,冤案得到平反》的文章。

遇羅克和《出身論》,張揚和《第二次握手》,其命運的遭逢際遇,令人唏噓感歎不已。時代的大起大落,帶給芸芸眾生的是大災大難、大悲大喜。時代風雲變幻這隻無形的手,又常常是那樣的強硬,使人無法抵禦它的捉弄,身不由己,命也不能由己。

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特定時代的社會大背景而自主作為。在那所謂革命的年代,同時也是封閉的年代,形成了一個獨特命運形態的群體——“老三屆”(即1966年、1967年、1968年初高中畢業生),老三屆這個命運獨特的群體,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他們的成長經曆大致相似,生命底色大抵相同,頭上頂的是同樣的太陽,嘴裏唱的都是同樣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樣的意誌,血管裏流淌的都是同樣的鮮血,可就是每個人都不知道,命運會在何時把自己遣送何方。對於老三屆人來說,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選擇,不可能超越的東西太多了。反過來,曆史又要他們用命運去承負過重的責任。這的確是一個殘酷的事實。1968年掀起的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了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的命運。老三屆畢業生,懷抱單純的熱情理想,落藉到中國社會最底層,曆經各種磨難,使他們不僅深入了解了中國廣大鄉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還體會到社會人生的諸般嚴酷世相,從而形成一個獨特群體的獨特個性,以及一個獨特的共名——“知青”。知青的命運,就像一杯定額分配的苦酒,喝與不喝,都由不得自己,“上山下鄉”運動已成為不可選擇的現實。這場前後曆時10年的知青運動,共有2000萬人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計算,估計約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鎮家庭受到波及。

老三屆那代人有著濃厚的“生不逢時”的味道,出生在激烈變革的1949年前後,那時他們的媽媽們可不會像今天的準媽媽們,還懂得保胎期及胎教之類;到了十來歲長身體時,遇上三年自然災害,缺吃少穿,身體發育受損;到了該上大學的歲數,又碰到“文革”和“上山下鄉”,學曆因上帝的筆誤和曆史軌跡的偏差,被定格在初中、高中,雖然後來的高考恢複以及“電大”、“自考”等,改寫了一些人的學曆,但所占比例很小;好不容易“文革”噩夢結束,又集中麵臨返城、考大學、找工作、找住房、找對象、結婚生子,然後,還要為今天已和當年自己同樣年齡的兒女考大學、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奮鬥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該下崗回家的年齡。他們那一代人的最可悲處,就在於人生的每個年齡段,都不能做那個年齡段應該做的事情。時空斷代,人生錯位。至今,幾乎每個人內心深處都留有各自在那段曆史時期的抱撼和隱痛,一些人談起,還會對當時被裹挾在社會劇烈的變動中,被強行拿走自己的未來而心有不平。如果把老三屆這個群體放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觀察,明顯感受到他們的整體命運始終伴隨中國現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幾乎每次社會大動蕩,他們都成為主要載體,或者說是主要的犧牲品,凸顯出他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所大學中的實驗班角色。如果把他們這個群體放到同時代的國際社會中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整體經曆不僅絕無僅有,而且具有不可複製性。他們是在國際社會都在向都市化發展邁進中,主導了一場反曆史前進方向的社會大遷徙。上山下鄉是這代人並不幸運的曆史,但這一難忘的經曆磨礪與奠定了他們吃苦耐勞、忍辱負重的品質,使他們成為社會人生經驗最豐富,從而精神世界也相當豐富的一代人。甚至,許多不能寫進教科書裏的人生哲理也由特殊的生活經曆教會了他們。因此,上山下鄉多少彌補了他們所受教育的不足。他們的偏執狂熱,在那些偏僻鄉村,在那些貧窮沒有什麽文化的農民中間逐漸冷卻下來。他們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種嚴酷艱苦的環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糾正和改變。並不是說貧下中農比知青更先進、更文明,而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越是偏遠的鄉村,其遭受政治風浪的波及就越少;那裏人們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態,這是扭曲的時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糾正方法。所以,“接受再教育”的曆程,造就了共和國曆史上這一代人的特殊性格和優良品質:即不貪婪、不讒佞,更不會因一己之私利而背叛自己坦蕩做人的初衷。然而,無論如何,老三屆這一代在中國現代曆史進程中,如果用代與代之間做比較,他們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一位學者曾這樣分析評價:他們在了解國情、了解基層和個人意誌品質鍛煉方麵確有一定的優勢,然而為此“得”付出的諸多代價中最沉重的莫過於青春的逝去和知識結構的欠缺。此一“失”終生難以彌補。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後被埋沒的同齡人的基數比任何一代都高,換句話說,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並非完全因為他們無能,很多是出於曆史的陰差陽錯。

回顧曆史,我們不難發現,曆史進程的改變,往往也改變著千百萬人的命運。我國1977年恢複高考的偉大決定,影響和改變了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給1966年以來的3000多萬初、高中畢業生帶來了命運的驚喜與希望。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全國科技、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決定恢複高考。文件規定招生對象為: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歲,未婚。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出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以放寬到30周歲,婚否不限。1977年底,全國570多萬人報考,錄取23.7萬人,錄取率百分之四點八。1978年7月,618萬名考生參加高考,錄取了42.7萬人。據統計,全國高校77、78、79三屆共招生88萬餘人。這88萬人統統被人們稱為含有特殊意義的“新三級”。這些由老三屆變為新三級的大學生們,人生意義非同尋常,他們是絕處逢生的一批苦命兒,是人生道路上浮出水麵的幸運兒。從此,他們出人頭地,畢業後很多人官運亨通、財運亨通、學(術)運亨通,真應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古話了。據張曉霞所著《中國高層智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書披露,影響當今中國發展進程的“京城四少”(即四位中青年經濟學家),除鍾朋榮外,魏傑、樊綱、劉偉都是恢複高考製度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魏傑生於1952年10月,是一位極普通的農家子弟。1977年,魏傑考取了西北大學管理學院(或稱經濟係),兩年後參加了研究生考試,被著名經濟學家何煉成招至麾下,1982年研究生畢業後留西北大學任教。1984年底,魏傑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博士生,成為著名經濟學家衛興華的門徒。1988年,魏傑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並破格晉升為經濟學副教授;1990年破格晉升為教授,調任經濟係擔任係主任;1991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樊綱1954年出生於北京,上大學前是一名上山下鄉知青。恢複高考的第一年,樊綱考取河北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又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經濟學碩士;碩士畢業後被公派美國國民經濟研究院及哈佛大學作訪問研究;回國後,1988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93年成為博士生導師。樊綱現擔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經濟研究》雜誌主編。樊綱在經濟學研究領域著作頗豐,觀點又往往有驚人之處,再加上他年齡的優勢以及他所擔任的職務的重要性,所以被視為經濟學界的一顆新星,一匹驚世駭俗的經濟學“黑馬”。劉偉生於1957年,是軍人的後代。劉偉當年填寫報考誌願時,並沒有想到會考上北京大學經濟係,甚至連經濟係到底是學什麽,都不太清楚。從中國恢複高考製度的首屆大學生,到1992年成為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1994年成為北京大學及全國最年輕的博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前後花了十七年的時間。短短十幾年就已獲得學術最高職稱及榮譽,達到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需要奮鬥終生才能實現的目標。劉偉及其一代學人,是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誕生的專業人才,在現行體製不變的條件下,會長期受到政府的扶植和關照。鴻運當頭,命途燦爛。因為這一代經濟學家,本身就是經濟改革的成果象征,同時,也是一定發展階段的既得利益者群體。

時至今日,許多“新三級”的學子們,在登上學術或事業的一定高度後,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憶及當年,感恩高考製度恢複這個偉大的曆史機遇,慶幸自己的人生命運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從而能夠領略人生的許多良辰與美景。每每回憶,這些人都會百感交集,豪情澎湃,沉浸在昨日脫離苦海的幸運和這之後成為社會名流的輝煌中。這一切,都因為一個上大學讓他們自己有了天壤之別的變化。“新三級”這個群體是輝煌的,他們填補了“文革”後的知識分子青黃不接的空白,也因為恢複高考的幸運,成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人才短缺的應急力量,以至於在這之後成了社會中堅力量。

在特定的曆史時代,在非正常的社會人文環境之中,芸芸眾生,不論是普通百姓,還是上層精英分子,大多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走向,掌握自己的命運狀態,甚至無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幹什麽,不幹什麽,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想要什麽,不想要什麽。不少人對那一段被選擇的人生經曆,至今仍有一番複雜滋味在心頭。曾被打成“右派”的那批人,他們的人生經曆基本如此。“老三屆”那個群體,大多亦如此。還有哪些樹為各種典型的先進人物,以及各領域的拔尖人物,他們的身上也有很多被選擇的鮮紅印記。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全國著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典型邢燕子,1958年初中畢業後回鄉務農,組織“燕子突擊隊”。1960年,《河北日報》、《人民日報》報道了邢燕子生產自救的事跡,全國形成規模浩大的學習邢燕子的熱潮。毛澤東主席5次、周恩來總理13次接見過她。她先後當選為共青團九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執行主席,中共九大代表,中共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代表。邢燕子現在的家在天津北辰區,客廳陳設簡單,牆上懸掛的放大的老照片格外惹眼。這些照片記錄了年輕的邢燕子受到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的光榮時刻。邢燕子說:“我這一生,就跟說笑話似的,一會這樣一會兒那樣,全是急轉彎。我沒想出名,卻出名了,還鬧到中央去了;我沒想當官,卻有了一大堆職務;可是等我想繼續革命工作的時候,卻突然什麽也不讓我幹了……你說是笑話不是?”邢燕子的一生都是被黨選擇的,無論經曆多大的政治風波,從來沒有違背過黨的意誌。邢燕子最早從天津回鄉,目的很簡單,就是“回老家跟爺爺作伴”。她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成為一個全國知名人物,成為一個時代的偶像。她所在的天津市寶坻縣大鍾莊公社司家莊大隊是個窮隊,村裏勞動力少,為了解放婦女勞動力,她先是辦了個幼兒園,後來幹脆帶著女團員組成了“燕子突擊隊”。“燕子突擊隊”很快從7個人擴大到16個人,這樣一來,婦女就在這個村幹起來了。邢燕子帶著突擊隊冬天砸開三尺厚的冰窟窿結網打魚,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葦簾子,三個月就給村裏掙了3600多元錢。那是1960年,正值農村最困難的年頭,許多回鄉知識青年與農民紛紛流入城市躲避饑荒,國家正需要樹立一個“發奮圖強,紮根農村,大辦農業”的青年典型。邢燕子的事跡被發現後,立刻在全國造成一個空前的宣傳聲勢,各大報刊、電台紛紛報道,邢燕子還被邀請到福建前線和各地學校作報告。郭沫若專門為邢燕子寫了首題為《邢燕子歌》的詩。“一出名來信的就多了,成麻袋成麻袋地裝。”這些信裏自然有不少表達愛慕之情的,其中不少還是部隊的幹部。這下驚動了當地領導。要知道,邢燕子是紮根農村的典型,萬一她要對外麵的人動了心,離開了農村,那影響可大了!“黨對我的婚事就開始重視了,特意從唐山地區調來一個副書記,專門對我加強培養。最後替我選了村裏的生產小隊長王學芝。”王學芝是村裏的困難戶,兄弟四個,家裏隻有四間房,但他1956年就入黨了,是個老黨員,思想好,政治可靠,是“黨認為最合適的人選”。可邢燕子不同意,不是嫌他家窮,而是覺得對方年齡太大了。“他歲數比我大六七歲呢”。可爺爺喜歡。爺爺認為王學芝老實厚道,將來不會出問題。“我聽黨的話,也聽爺爺的話,我就這麽著同意了”。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氣越來越大,職務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從村、公社、縣、市到省,從婦聯、共青團到貧代會,大大小小16個職務,“經常半夜三更從被窩裏掏出來去開會。”後來邢燕子反映到周總理那裏,說每天開會脫離群眾,才讓她隻保留了上一職(天津市委書記)、下一職(司家莊村委書記)。丈夫一個人在家不會做飯,熬的鹹粥就著饃饃吃都鹹。孩子出生以後,他又承擔起了原本該是媽媽的任務。“我們兩人從結婚到現在從來也沒吵過一次嘴,可是也沒說過貼心話,更不像一般的夫妻那樣一起去逛個馬路什麽的,看電視也是這些日子才看到一塊兒。”兩個人都內向,不愛表達,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邢燕子頭幾十年太忙了,先是沒有機會說,後來是習慣不說了。她感歎自己這一輩子“值”,卻分明又透著些隱痛。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一刊物介紹她是“文革幹部”,她說自己是1960年出來的,和“文化大革命”沒有什麽關係。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她受到巨大的衝擊。在一個悶熱的小屋裏被關了一個月,接受清查,要她說明和“四人幫”的牽連。讓她做檢討的時候,她拒絕了:“要從‘文化大革命’說起我說不著,因為我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批劉少奇那也是統一安排,我有什麽可檢討的呢?我是共產黨員,是老老實實帶著群眾勞動的,沒有停過一天生產去造反鬧事,天天在地裏拉沙、治堿、弄莊稼、搞綠化,幹活吃苦有什麽錯?”那些日子裏,邢燕子被貼了無數的大字報,她傷心得吃不下飯,關在屋子裏哭。而這些委屈她沒有和任何人談起過,直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說了一句話:“邢燕子是黨培養起來的,不是‘四人幫’培養的。”她的問題才算清楚了。1981年,四十多歲的她突然被調到一個知青農場。那是一個生活條件比她的村莊更差的地方,雜草叢生,蚊子成群,雖然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職務,她仍然要去拾柴打井挑水,去養豬場幹活。1983年,她被解除了天津市市委書記的職務,1987年又被解除了天津市政協副主席的職務,1989年黨的十三大召開,新的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名單裏也沒有她的名字。此時邢燕子已經明白,自己的曆史使命從此結束了。邢燕子真正退休是在2001年,退休前的崗位是北辰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切聽黨的,黨需要當就當,黨不需要當就不當。”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背景,人們有著不同的命運狀況。處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背景之中,他們的命運底色大致相似,但他們的命運境遇及狀態,則各有不同,甚至也有天上地下之差。這裏有個能否“識時務”的問題。所謂“識時務”,就是了解形勢動態,順從時代洪流,適應變革或正在變革的社會環境。“識時務者為俊傑”,自古以來備愛追捧與推崇,成為能否建功立業開創人生命運新天地的頭等才智。事實上,命運格局恢宏,命途通達順暢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識時務”的高手;那些命途多舛,命運格局糟糕的人,在變化了的時代和社會環境麵前,往往表現得麻木不仁,甚至是與之相對抗。以1977年恢複高考為例,作一簡單剖析。據統計,當時全國有3000多萬符合報考條件的初、高中畢業生,參加報考的570多萬人,報名參考的人數還不到符合報考條件人數的五分之一。盡管這些沒有報名參考的人,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沒有認識到高考是改變人生命運的重大機遇,難能可貴的機遇!假如那些沒有報名參考的人都報名參考,假如參考之後又有人考上了,那麽這些人的人生際遇與未參考而擁有的實際命運狀態,肯定迥然不同。在“時務”麵前,“識”與“不識”,給人帶來的是命運的兩極現象。譬如說,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萬名知識分子,雖然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的前期經曆也大致相同,但他們的後期經曆,以及平反改正之後的經曆,則各有不同,甚至天上地下:有的人受不了這種冤屈,憤然自殺身亡;有的人始終不低頭,不認輸,愈遭打壓愈反叛,最終身心兩殘;有的人(即大部分)默默忍受,圖存求變;還有的人不與暫時出現的惡劣環境爭峰,堅守心中的信念與理想,盡可能地暗中準備和創造條件,以求來日大展身手……王蒙、叢維熙、劉紹崇、張賢亮等一批“右派”作家在摘帽平反之後,其創作激情如岩熔噴濺,其優秀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為我國文學藝術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他們的人生價值也得到最大的彰顯,他們的人生命運也驟然升騰。王蒙還以作家身份從政,擔任國家文化部部長職務。如此種種,難道不能給我們以寶貴的啟迪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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