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每個人都處於一個特定的空間位置，生活在某一片地域上，並受到這片土地上的自然地理與資源狀況的影響與製約。地域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盡管地域本身並不完全決定人生命運，但在某個地域上生成、演變的種種社會格局與重大事件，無不多方式、多渠道地作用於在此地域生存的人們。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有著不同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也就有著不同的命運狀態。
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存在著多方麵的差異。其一，山川地理，氣候環境，資源分布等方麵存在著差異。也就是有些國家氣候良好，土地肥沃，礦產、森林等資源豐富，而另一些國家則氣候常年惡劣，缺水少雨，沙漠化嚴重，或資源貧乏，過多地依賴於國外。這種差異，導致不同地域上的國家在經濟開發、財政收入、國民就業及整體物質生產水平等方麵的較大差異，亦直接影響和製約著不同國家的人們生存與發展的狀態。其二，國家間的經濟存在差異。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態與水平，是屬於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是物質文明程度、科技水平處於世界領先，還是正在躍升或仍處於相當原始的狀態，都極大地影響著生活在哪裏的人們的命運。人們常提到南北貧富差距的擴大，當今美國人均年收入4萬美元以上，而第三世界的窮國，如蘇丹、毛裏塔尼亞、索馬裏等國人均年收入才幾百美元，不到美國的百分之一，人們的命運差異可見一斑。其三，國家之間的政治製度、社會性質存在的差異，對人生命運的導向與展開，也有著深刻的影響。人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是生活在宗教性國家還是非宗教國家，是生存於真正尊重人權，維護民生的國家，還是生存在專製橫行、民無權益的國家，如此等等，都會以各種方式製約或促進人們命運的形成與變化。此外，人們所生活的國家和地區，是處於戰爭、恐怖狀態，還是和平建設階段，對個人命運品質與格局的影響更是不可忽略。
我國地域遼闊，地區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製約影響人們命運的角度去考量，主要有地域自然條件的差別、地域經濟狀況的差別、地域文化風俗的差別，以及城鄉差別等。地域自然條件有優劣之分，有的地方山青水秀，成魚米之鄉；有的地方草幹水枯，成不毛之地。出生在前一種環境的人，命運狀態自然好得多。出生在後一種環境的人，其命運狀態自然差得遠。地域經濟狀況有貧富之分，東南部地區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程度較高；西北部地區經濟欠發達，生活水平相對貧困。富裕地區的人，所擁有的經濟資源較多，命運境遇及造化就好些；貧困地區的人，所能獲得的經濟資源較少，命運境遇及造化就差些。地域文化風俗的差別，則主要表現為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性格氣質等方麵的差別。不同地域的人會有不同的文化氣質，或剛，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獷，或細密，或耿直，或油滑。曾有民諺雲：“廣東人什麽都敢吃，上海人什麽都敢穿，北京人什麽都敢說，遼寧人什麽都敢幹。”我們常說“人傑地靈”，這個地之靈氣，就是具體環境中物質元素和地貌形神聚合而成的一種自然氣質。它對人的先天命質有著直接影響，特別是在智愚和性情方麵。水土缺鈣的地方，人的骨質和大腦的發育就有欠缺；水土養分充裕而純淨的地方，人的心靈和智力就比較聰慧。生活在荒漠草原上的馬背民族，其剽悍驍勇的精神必然相對濃烈一些；生活在農業大平原上的人群，其胸襟和視野又相對開闊一些。就拿我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來比較，一般來說，南方人黝黑、瘦小，北方人高大、白皙；南方人細膩、多思、聰慧；北方人豪放、耿直、豁達。南方人與北方人之間的種種差異，既有不同的文化傳統習俗的影響，又與地域因素關係極大。南北方不同的地理、氣候和曆史環境，塑造了南方人與北方人不同的性情和體態。另外，城鄉之間的差別，也是最大的地域差別，是一個帶有綜合性質的差別。在城市裏生活的人，居住條件、醫療條件、交通條件等等相對優越，收入固定且相對水平較高。特別是接受正規係統學習教育的條件便利。因此，人生命運的起點、層次就高，變化發展的空間和舞台就大；而生活在農村裏的人，其各種情形則與之恰恰相反。例如，我國排名前十位的大學，學生絕大部分來自城市，農家子弟所占比例則很小，這裏有經濟的原因，而更多的則是教育資源的差異所致。當然，城市又有大小之分，相對地說，大城市各方麵好於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各方麵又好於小城市；鄉村則有城市近郊與偏遠山區之分，靠近城市，尤其是靠近大城市的農村，各方麵又都比偏遠山區要好得多。
地域環境條件的惡劣與經濟貧困，是一對苦難的孿生姐妹。自然地理條件惡劣，是導致經濟貧困之根。經濟的貧困無疑又是環境惡劣之果。人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大多被苦難的陰影所籠罩，或多或少地與苦難相伴前行。甚至不少人大多的經曆是苦難，直到最終為苦難所吞噬！這世上有些人，一天隻有一美元的收入，卻因為買不起二美元的藥治病而喪命。他們可能很年輕，年輕到來不及實現自己的夢想，看不清楚世間的模樣便離去。明明有藥可醫可救，卻因貧窮而死的人，時時刻刻，無所不在。一位記者朋友曾去非洲索馬裏難民營采訪，在那裏，他摸到了兒童們瘦如雞爪的手，聽到了老人們臨終時的哀號和呻吟，看到婦女們驚恐的眼神……這些都在他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那裏，一次小小的感冒引發的高燒就會將人推下生命的懸崖。死亡就像一堆篝火的熄滅一樣，平常得已經不能讓人感到傷痛了。
一位在黃土地上支教的青年誌願者，多次向人講述過那雙明亮的大眼睛。那天，那位支教的女青年到縣裏去看病，進門的時候，迎麵走來一個小女孩，讓人覺得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她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閃著忽隱忽現的靈氣。“真是個漂亮的女孩子呢！”她向醫生這樣誇讚著。“可是再過兩個星期，她的眼睛就要瞎了。”得到的回答卻是這樣出人意料。醫生告訴她，女孩患的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結膜炎，隻要兩百元就可以完全根治，可就是這區區兩百元，也難住了女孩一家。於是，她隻能選擇離開，去默默承受這命運的安排。這位女青年聽完醫生的講述，立刻追了出來，她心裏隻有一個念頭：追上她，用自己的錢，去換取她一生的光明。可是，太晚了，一次錯失，就足以誤了終身。以後的兩個星期，她輾轉托了無數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發動起來了。然而方圓幾十裏，全是茫茫的山區，又叫他們如何尋起。兩周過去了，那天早晨，當她踏上講台，麵對那一屋子求知若渴的眼睛時，她第一次明白了什麽叫做無能為力。這區區二百元，竟要了那雙水汪汪明晃晃的大眼睛！這個失明的山區女孩，命運的坎坷與淒苦，將在山區的某個角落裏無奈地上演……
一位在監獄做管教的朋友，講述過犯人老K的故事。老K生活在一個極其普通的鄉村，就貧窮而言，它是中國農村千千萬萬個村子中的一個。老K出生時並不是瘸子，童年玩耍時不慎從一處石坎上跌落，摔折了腳踝。起初是紅腫，以為敷上一些草藥躺幾天就會好的，但不曾想半個月之後，紅腫不僅沒有消退，而且還出現了潰爛，等到送去醫院，已錯過了治療的時機，炎症雖然消除了，但卻落下了殘疾。在老K的弟弟出生時，他母親因難產出血過多昏厥在產床上，不久便拋下四歲的老K和出生半月的弟弟而命歸黃泉。此後，他幫助父親養育弟弟，做些家務。他讀到小學畢業就輟學了，父親供不起兩個孩子上學的費用。老K成年後，由於殘疾，也因為家貧，總是說不上媳婦，他焦急，但又無奈，隻能逆來順受。後來弟弟結婚了，分家單過。老K娶親的心也慢慢地冷了。三十五歲那年，有一天他在地裏摘番茄，一個女人挨近了他，並柔聲地叫他的小名。他覺得這女人好麵熟，仔細端詳，認出是同村姑娘阿珍。他與阿珍是小學同學，幼年時常在一起玩耍，雖談不上青梅竹馬，倒也兩小無猜。阿珍多年前嫁到外村，丈夫在石礦裏幹活，後來不幸被炸死，不久阿珍也瘋了。老K聽到阿珍叫他的小名，頗受感動，挑了一個又紅又大的番茄遞給阿珍。這天以後，阿珍天天都來找老K，總是傻傻地笑。老K從傻笑裏看到了真誠與信任。老K決定娶阿珍為妻。他把阿珍領到家，占有了阿珍的身子，他看出阿珍是願意的。如此結合持續了半個月之後，老K向父親提出要娶阿珍為妻，父親搖搖頭。幾天後，阿珍不見了。阿珍的哥哥警告老K，不準再與阿珍往來。老K倔強地說：“我喜歡阿珍，阿珍也喜歡我。我一定要娶阿珍為妻！”幾個月後，來了兩個警察把老K帶走了。村裏人很快知道，瘸子老K要吃官司了，他睡大了阿珍的肚子。老K按強奸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老K不服，反反複複地陳述理由，甚至跪地苦苦哀求，結果還是絲毫未變。老K領教了法律的無情，悲憤地仰天長吼：“老天爺啊，你為何如此不公！”他在監獄裏神情木木的，每天除了勞動、吃飯，沒有一句話說，總是低頭獨自悶坐，好像是魂出了竅。幾個月後，他父親來探監，告訴兒子說阿珍快生孩子了，阿珍的父母、哥哥也同意阿珍生下孩子，因為他們一家覺得虧欠了老K。像一縷陽光透過雲層，照進老K的心房，他喃喃地說：“我有兒子啦，我有兒子啦……”。老K又“活”過來了，臉上有了表情，偶爾還有笑意。兩個月後，老K父子又見麵了，老K驚訝地發現父親突然老了十歲。父親異常痛苦地告訴他：上個月阿珍難產，孩子沒保住。孩子沒了，阿珍瘋得更厲害，一天到晚在野外狂走，四處尋找她和老K的孩子。一天傍晚，阿珍在高坎上一腳踏空，摔死了！老K不知道父親是怎樣走的，心是空空的，腳下軟綿綿的，每邁一步都覺得好難、好難……三天後，老K吊死在浴室的鐵窗上。對於老K的自殺，這位管教朋友既懊惱又愧疚。如果老K不知道生命中最壞的消息，老K是不會去死的。隻要哪怕有一點點期盼借以承受生活重負，老K也不會輕易選擇自殺。他事後分析認為，在老K的命運發展過程中，其實早已潛伏了自殺的因果邏輯。
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著一種“人才簇團”的現象。某地是武術之鄉、商賈之鄉、狀元之鄉、將軍之鄉等等。難道天降人才也如同雨落一方那樣，有地理上的選擇？地理環境對人的體能、性格、氣質確有一定的影響，但在人才類型的定型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則是該地域人文環境的影響。多年來，我國科學桂冠上的“江浙現象”一直引人熱議。出生於浙江寧波的屠呦呦獲得2011年拉斯克獎臨床醫學獎，這是迄今中國生物醫學界獲得的最高大獎。2011年初，出生於江蘇省興化市的王振義院士，因其在白血病治療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誘導分化療法”，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項設立於2000年的獎項，每年度不超過兩位獲獎者，過去十餘年，吳文俊、穀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這些獲獎者，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按照籍貫統計，18位獲獎者中，來自江浙滬地區的人數最多。其中江蘇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總數的約四成。如果說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人數尚少，不足以說明江浙地區人才輩出的話，那麽兩院院士的籍貫分布則更具統計學意義。《2009年中國兩院院士調查報告》顯示：在1955年至2009年間當選的中科院與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計算，江蘇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這三地總共占兩院院士總人數的四成以上，達百分之四十一點九。實際上，早在1948年，考古學家夏鼐就發表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文中指出，以出生地來計算，第一屆院士以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最多，均為17人，二者共占全體院士的百分之四十二。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高級人才中江浙藉人士獨占鼇頭，乃至於直到如今，在人們的印象中，帶有吳儂軟語“腔調”的普通話還是科學、人文大家的另一種“標識”。江浙地區學風濃厚，自南宋以來就是有名的“才子之鄉”。明代時期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發達，文風昌盛，出現了很多著名才子和學問大家，他們中的姣姣者，不少人在科場拔籌奪魁，成為狀元。明代江南地區的狀元，數量遠遠多於北方，占有絕對優勢。而就江南來說，占有明顯優勢的是江浙兩省，特別是浙江，浙江在明代共產生20名狀元，占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明代共有89名狀元），位列各省之首，並因而享有“狀元之鄉”的美譽。清代共有114名狀元，江浙兩省就占去69名，超過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而其中江蘇一省就有49名，占狀元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江蘇又以蘇州為最，蘇州一府就出了26名狀元。在明代洪武年間，甚至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南北榜事件”，整榜錄取的考生（進士）竟然都是南方人，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出於穩固統治的需要，為了籠絡北方士子，他不惜殺掉主考官，重新出題親自考選，並全部錄用北方人。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人才的巨大差異性，說明人才特別是頂級精英狀元的產生與多寡，與地理因素以及經濟背景等有著密切的關係。江南自南宋以來，就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其發達的經濟以及文化都遠遠超過北方地區，為人才的成長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使江南成為文風昌盛、人才薈萃的狀元高產地區，全國人才的淵藪。另外，進士考試是以文學取士，由於各地風俗習性不同，造成對其領悟上也有差異。如南北士人就生性特質而言，南方人相對機巧而長於文學，而北方人則較為質樸而短於文學，這也是南方狀元多於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時至今日，文化型人才仍密集於江南地區，並且以江浙兩省為主，所以有人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不取消科舉製度，江南人才摘奪絕大多數狀元桂冠的趨勢，可能到現在也不會改變。
浙江學者沈登苗曾經撰文論述這一問題，他說：“江浙從經濟中心過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數百年，這樣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續周期也很長，仍能釋放百年的熱量。”這一現象讓人們開始追問：人才與地域之間，真是那麽密不可分嗎？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葉忠海說：“這個‘地’不僅僅指自然地理，還有經濟形態，民風民俗，甚至是家族傳統。無論書香門第的沒落，還是商幫望族的發家，都有‘地’的影響”。他將人地關係分為小環境和大環境，“小”即家庭與社交環境，“大”則為地區和國家環境。地區環境則是抽象的因素，人們多以藉貫為例。同一籍貫的人，由於地區經濟、文化傳統、教育環境相似，其行為氣質也頗為相近。剛、柔、憨、狡等詞被用來形容不同的個性氣質，它們也將人們引向了迥異的術業傾向。民間有言：中原多俠客，江南多文人，嶺南則多術士。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出現了幾個百名將軍同一縣的盛況，如湖北黃安、河南新縣等，這在古今中外是很罕見的奇例。一個小小縣境之內，怎麽會一下子誕生百名將軍，這是何等驚人的概率！其實，通過簡單地分析歸納，“將軍之鄉”的成因與上麵所說的科學桂冠上的“江浙現象”大致相似。同一縣境的人，習性相近，風俗相同。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爆發革命戰爭之時，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無數窮苦子弟紛紛舉起刀槍，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革命道路。他們是同鄉跟著同鄉，親戚領著親戚。由於存在著這樣特殊的情感關係，他們相互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殘酷的戰鬥歲月裏，相互勉勵督促，相互關心照應，相互配合默契。一人進步，帶動多人進步；一人提升，勢必帶動多人提升。如此良性循環，走上各級不同領導崗位的人數越來越多，戰爭結束了，其中一部分人就成了光榮的人民解放軍將軍。
我國晚清時期的湘軍，是一個很特殊的團隊。湘軍的“湘”，最初是指湘鄉縣。營建湘軍之初，曾國藩便對清廷國家軍隊綠營軍“勝則相忌，敗不相救”的陋習深惡痛絕。而招募親友、鄰裏，士兵們在戰爭中往往同心協力，相互照應。這樣的部隊上下一氣貫通，將領指揮下屬如臂使指，其戰鬥力不言自明。創建湘軍水師時，曾國藩曾對下屬朱堯階交待：“水兵須招至4000人，皆須湘鄉人，不參用外縣的，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故也。”在湘鄉，也許遇到的隨便一個人都是湘軍後裔。當地有一份《湘鄉錢氏六修族譜》，族譜中說：鹹豐二年，賊竄擾楚境，東南諸省糜爛。裏人羅忠節、王壯武訓練鄉勇，四出征剿。大父心存君國，命諸子應募從戎……文中提到的“諸子”有四位，除了三子過繼給堂兄之外，其餘三位都響應了父親“應募從戎”的號召。老大錢永菖，為藍翎守備。老二錢永康，性剛猛，以膽略自許，鹹豐七年（1857年）投軍，臨敵無不衝鋒陷陣，曾追隨曾國荃參與了天京之役，戰功赫赫，後賜號“碩勇巴圖魯”（滿族語，意為勇士），衣錦還鄉。而他的四弟錢永穰，軀幹修偉，是一位須髯落落、文質彬彬的人，看到長兄和二哥凱旋，深受鼓舞，於同治三年（1864年）隨湘軍將領劉錦棠遠征新疆。據統計，在這份錢氏族譜中，參與過湘軍的錢氏族人前後竟達17人，其中6人陣亡。這也透露了湘軍的一個重要特質，湘軍將士多為湖南老鄉，有的是親友、同窗、朋友,甚至兄弟父子同時入伍者不勝枚舉。湘軍的另一個特質，就是書生帶兵，滲入這些湘籍書生們靈魂的湖湘文化成為湘軍的文化基因。曾國藩隨身攜帶數十箱書籍，行進於漫漫而險惡的征程中，常常苦讀至深夜。湘軍名將羅澤南，本為湘中宿儒，許多湘軍名將都是他的弟子，他所帶之兵讀書氣氛最為濃厚，“朝出鏖兵，暮歸講道。”羅澤南的弟子，同為名將的王鑫，繼承了先生的特點，白天打仗操練，夜晚閑暇時則緊閉營門，指導兵勇誦讀《孝經》、《四書》等儒家經典，讀書聲傳出戰壕外甚遠。更為誇張的是，王鑫還是個天才演說家，他跟士兵宣講忠孝倫理，聽者往往痛哭流涕。一個團隊裏最堅定、最基本的力量，一定是具有情感認同的力量，這種力量如果是來自親情的話，並兼有共同的文化價值理念取向，那就最有保障了。曾國藩用親誼（親戚）、鄉誼（同鄉）與年誼（同學）作為情感紐帶，以家人子弟兵之法帶兵，把整個湘軍帶成一個家族的模式，大家共患難也共享福。在湘軍不斷取得戰爭勝利的過程中，湘軍中的許多將官得到提拔重用，甚至多地督撫道大員也由湘軍功勳將官擔任，當時號稱“天下督撫，半出曾幕”。據同治時期的《湘鄉縣誌》記載，湘軍中，湘鄉籍文武官員近8000人，其中有32人在《清史稿》中有傳。
地域的自然地理條件、經濟狀況和人文環境作為人生命運的背景，對人和事物發展變化的作用和影響是普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處於相同背景下的人和事物必須發生相同的變化，因為每個具體的人和事物所處的獨特的、局部的、微觀的環境對其發展變化的影響和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在環境麵前，人既有受其控製、影響的一麵，也有適應與選擇它的一麵。“人挪活，樹挪死”，“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選擇環境，選擇適宜自己的環境，實質上是選擇一種命運狀態。“走西口”，“闖關東”，是通過求生存來改變命運。“跳槽”、“出國”、“移民”則是尋求更適合自己的發展舞台，從而提升命運的層次和格局。貧窮落後的山區青年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學技術，學管理，積累資金，然後創業辦廠，由此開創命運新天地的成功事例，也是屢見不鮮。
黃貴銀是山區農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貧寒，家裏10個兄弟姐妹，他是老小。黃貴銀很早就幫著父母操持家務，但主要任務還是放羊。十七歲那年，他覺得一輩子放羊沒有什麽出路，於是就跟隨著一個在沈陽家具廠工作的親戚，第一次離開了生他養他的大山溝。他在沈陽打工，從沙廠的篩沙工到小店鋪的雜貨工，不管多累多重的活，他都搶著幹。當時盛行國庫券，黃貴銀憑著敏銳的商業頭腦，開始做起炒國庫券的的生意。不到兩年，黃貴銀就賺到了他有生以來最多的一筆錢兩萬元。他有了原始資金就開始做代理生意。剛開始，他隻是做些機械產品的代理，像麵條機、壓餃子皮機之類的產品。1995年，他通過一位老鄉，試著做代理推銷濟南東風製藥廠的新膚蟎靈霜。沒想到，他做得順風順水，市場一下子就打開了。1996年，黃貴銀正式創辦九鑫實業公司，注冊資金100萬元，並拿下了新膚蟎靈霜的全國代理權。從公司注冊成立之日起，九鑫公司的銷售額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速度遞增。10年之後，九鑫實業公司已成為國內藥品營銷行業的知名企業，黃貴銀本人也擁有過億的資產。
王寶強，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孩子，其貌不揚，資曆平平，不善言談，更沒有學曆。然而，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夥子卻成了2007年度中國最耀眼的明星，2008年又爬上福布斯的榜單，新出的自傳《向前進》成了各大媒體爭相追捧的對象。他在書中寫道：2005年和2006年，我曾是“傻根”、“阿炳”；2007年，我的名字從“傻根”變成了“許三多”、“許木木”。第一次看到《士兵突擊》的劇本時，我幾乎哭了，每一句台詞，似乎都是摸著我的心寫的。“許三多”說“不拋棄，不放棄”，“要好好活，做有意義的事”。那些漂在北京、飯都吃不上的日子，有多少次，我就是這樣對自己說，才一步步扛了過來。我根本沒有去演，因為從進劇組的第一天起，我已經一遍一遍告訴自己，“許三多”就是我，我就是“許三多”。我告訴過所有的人，我八歲那年就想拍電影。為了拍電影，我才去少林寺。如果當時家裏隻有我一個孩子，如果我的父母是城裏人，是工人，或者不用那麽奢侈，如果他們每年的收入稍微多一點點，我還會希望去少林寺嗎？我去少林寺，是為了拍電影，但我拍電影，是真的熱愛這一我完全一無所知的事物，還是僅僅為了離開？我又為什麽要離開？離開我的父親、祖父及世代耕耘的土地？離開我善良的母親？離開我的家？如果當初我不離開，今天的王寶強和城市裏街頭上任何一個衣著平凡的人，又會有什麽不一樣？或許沒有什麽為什麽。在我當初離開家登上開往他鄉的火車時，我就已經作出了選擇。而我今天的一切，都隻不過是選擇的結果。人最終都會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不是嗎？如果我一個13億人裏最不起眼的農民的兒子，一個走過你身邊你都不會注意的農民工，都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成為一個“明星”，那麽你，任何一個“其他人”，還有什麽做不到的呢？
人可以通過選擇地域環境，來改善或改變自己的命運狀態。選擇一個城市，選擇一種職業，都是選擇在哪裏演繹命運過程，在哪裏安築命運之窩。其實，人人都希望自己把窩挪到大樹上去，從灌木叢中喬遷到參天大樹上去！不過，對一般人來說，通過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遠比變換環境適應自己容易得多，因為人最容易把握的還是自己。人不能要求環境適應自己，隻能讓自己適應環境。“適者生存”，這是前人的偉大發現。隻有先適應環境，才能談生存，講發展。埋怨環境不好，常常是我們自己不好；埋怨別人太狹隘，常常是我們自己不豁達；埋怨別人難相處，常常是我們自己人緣差。這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換個方式來思考問題。適應且善於利用與之相處的小環境，與自己相處的獨特的、局部的、微觀的環境“情景交融”。這個“交融”的過程，以及“交融”的背後，你不難發現命運的一部分秘密，甚至你會明顯地感覺到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牽引推動著你避禍趨福求福得福，使個人或家庭命運進程順暢、通達，不斷上升，從而使命運精彩迭出。1901年，美國曆史上產生了第一個年薪百萬美金的高級打工仔，他就是施瓦伯。施瓦伯出生在美國鄉村，隻受過很短的學校教育。十八歲那年，家中一貧如洗，他來到鋼鐵大王卡內基所屬的一個建築工地打工。當其他人都在抱怨工作辛苦、薪水低而怠工的時候，施瓦伯卻默默地勤奮地工作著，一邊積累工作經驗，一邊自學建築知識，決心要做同事中最優秀的人。夏天的一個晚上，在同事們打牌閑聊的時候，施瓦伯又像往常一樣躲在角落裏看書，正好被到工地檢查工作的公司經理發現。經理看了看施瓦伯手中的書，又翻開他的筆記本，驚訝地看著眼前這個人。第二天，經理把施瓦伯叫到辦公室，問：“你學這些東西幹什麽？”施瓦伯說：“我想我們公司並不缺少打工仔，缺少的是既有工作經驗、又有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或管理人員，對嗎？”經理點了點頭。不久，施瓦伯就升任為技師。後來，又一步步升到總工程師的職位上。二十五歲那年，施瓦伯就做了這家建築公司的總經理。施瓦伯的故事生動地告訴我們：當你無法讓全世界變成你想象中的模樣時，你可以將自己變成你想要的模樣。隻要你願意改變自己，你就能很好地適應環境，在適應的過程中使平凡的人生不斷出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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