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3 血壯山河之隨棗會戰 “和平運動 ”3

來源: 匝瑜 2023-09-08 05:06:19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59020 by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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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汪精衛“求和”過於心切,沒有把這個事情想清楚,或者自己本身就是糊塗——此時在日本的扶持下成立“新政府”,如果兩年後日軍撤兵,難道“新政府”和重慶政府能“和平共處”?如果不能“和平共處”,日軍如何能撤兵?

或者汪精衛認為日軍兩年內可以完全消滅重慶政府可以撤兵,但是你可以保證日本可以一直贏下去嗎?如果日本可以一直贏下去,那麽“新政府”就不可能擺脫日本的控製,隻能是日本政府的傀儡,而如果日本輸了,那麽“新政府”就隻能是日本的陪葬。

所以講,汪精衛所想象的“新政府”隻能是鏡中花、水中月。汪精衛降日的思想基礎是認為日本會贏得侵華戰爭,但是對於將來“新政府”與日本政府的“關係”還存在擔心,於是要求日本政府在其脫離重慶之後發表一個聲明,然後汪精衛再回應一個聲明就算雙方互相承諾。

原計劃12月8日飛離重慶抵達昆明再轉機河內,不過由於蔣介石的日程安排改變使得汪精衛的行動不得不推遲,而日本首相近衛文麿預定在12月11日在大阪發表聲明也隻好假裝稱病推遲至14日。到了14日日本方麵還是沒有得到汪精衛的消息,於是對汪精衛的這次行動產生了懷疑,隻好暫停這一行動,再等一等看一看,近衛文麿返回東京。

汪精衛終於在18日找到機會飛到昆明,19日抵達河內。消息確實之後,22日近衛文麿發表聲明,也就是“第三次近衛聲明”,承諾日本對中國沒有領土要求、沒有軍費賠償,而要求是承認“滿洲國”、防共以及華北經濟特權,不過沒有明確兩年內撤軍,據說聲明中原有這一條,而且軍部也已同意,但是發表前夜臨時刪去這一條,原因不詳,不過這就是變化。

29日汪精衛在河內發出“和平建議”作為對“第三次近衛聲明”的回應,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豔電》,日本報紙在12月31日全文刊登這個“和平建議”,而重慶方麵的回應是罷免汪精衛的公職和開除黨籍。

被開除黨籍是汪精衛預料當中的,大不了自己再成立“國民黨”開除他們就是了。可是出乎汪精衛的意料是日本方麵,近衛內閣以“事態進入新階段”為由在幾天後的1月4日總辭職了!

日本人和中國人在這方麵有些類似,真實的理由往往並不直接說出來,可是這個“事態進入新階段”也確實無法讓人理解,即便是日本政界自己也有些稀裏糊塗,比較靠譜的猜測是,“對於他的辭職既可以說是由於他被人嫌棄,也可以說是因為他本人感到領導能力已經到了極限,或者說是不負責任地不幹了。”反正不管怎麽說就是不幹了。

日本政府換首相實在是太勤了,有時候簡直是近似兒戲。在日本電影《山本五十六》中,在軍艦上山本一個人一邊玩兒紙牌一邊聽收音機,聽到又換首相了就順嘴問在一旁做清潔的勤務兵服務幾年了。勤務兵答道兩年,山本忍不住調侃你比首相幹的時間還長啊,這也是日本人的自嘲。

日本一直謀求徹底結束侵華戰爭,問題是達成什麽樣的目的才是合適的。1938年4月開始,參謀本部戰爭指導班就開始製定一個將來的“和平協議”。由於戰事發展及征求各界意見,到最後於11月30日提交禦前會議通過《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作為基本國策不再變動”。

《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在經濟、軍事和外交及其他領域都明確了日本的“特殊利益”,

“在長江中下遊地帶,劃定日華經濟上高度結合的地區”;

“在華南沿海的特定島嶼上,取得特殊地位”;

“日、滿、華三國應實行以相互合作為基本原則的外交政策,在同第三國的關係上,不采取違反上述原則的一切措施”;

 “日本向新政府派遣少數顧問,協助新的建設工作,特別是高度結合地帶或其他特定地區,應在必要的機關內配備顧問”;

“日本應在華北和蒙疆的重要地區,駐紮必要的軍隊”;

“在長江沿岸的特定地點,華南的特定島嶼以及以此有關的地點,應駐紮艦艇部隊”;

“締結日華防共軍事同盟”;

“日本對於中國軍隊和警察的建設方麵,以派遣顧問和供給武器等方式進行協助”

…… ……

《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就是赤裸裸的殖民條約,但是這個《方針》是經過長期醞釀、綜合陸、海、外務、大藏各省意見的產物,也是禦前會議批準的殖民中國的“基本國策”,而12月22日的近衛文麿的聲明隻是含糊提到了部分上述內容,可以推想近衛在爭取汪精衛的時候,對上述內容沒有做全部要求,結果遭到強烈反對,以至於不得不在1月4日辭職,而繼任的首相平沼騏一郎對“日汪合作”不感興趣、而是主張戰爭解決問題,這就符合“基本國策”了。

這下子汪精衛徹底坐蠟了,自己的《豔電》已經發布、而日本方麵卻再也沒了反應,這如何是好?

汪精衛進退失據,這種情況當然被重慶方麵所探知,2月中旬,蔣介石委派原改組派成員、汪精衛舊部穀正鼎前去河內專訪汪精衛轉達蔣介石的意思,“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五十萬元,以後隨時籌寄。但是,切不要在上海、南京另搞組織,免得被敵人利用,造成嚴重後果。”

蔣介石的這個意思非常和緩,“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表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蔣介石意圖將汪精衛《豔電》的意義降到僅僅是一個文字性的東西,而不是一個準備與日本合作的宣言。現在情況是重慶肯定不能立刻就回去了,而日本方麵又變了政策,值此進退無路之際,放洋出遊也是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而且以前自己也這樣幹過,過些日子風頭一過再回重慶也不是不可能。

蔣介石的意思汪精衛應該體會得到,於是一時間沉吟不語。穀正鼎見狀又勸,“一失足成千古恨,事關名節毀譽,汪先生應當三思而後行。和戰問題並非不可談,但不能再有進一步行動。留一點餘地,今後還可以與蔣先生取得諒解。”

穀正鼎的話完全沒有超出蔣介石的意圖,隻不過是推心置腹說得更明白了一些。有些事情就是這樣,稀裏糊塗就過去了,講明白反倒讓人覺得有點難堪。放洋出遊總要回來的,回來之後蔣介石不諒解也就諒解了,這個無需再說,可是現在讓穀正鼎講了出來,結果刺激了汪精衛,竟然暴跳起來,“以前因為蔣介石凶殘、暴虐、自私,我反對他,他用盡各種方式來危害我、槍傷我,下流至要綁我和碧君的票。我被他苦逼出海,亡命海外,——我何嚐要過他什麽護照?!他現在要我拿了他的護照,憑照拿人,使人侮辱我、拘禁我、送回給他安排?!……”

“槍傷我”是指1935年11月1日,汪精衛在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後,與中央委員在會議廳前合影,被“記者”孫鳳鳴射傷。

此事當時即已查明,主使者為李濟深、陳銘樞,行動指揮王亞樵指派華克之潛入南京具體操作。孫鳳鳴原為第19路軍代理連長,第19路軍 “福建事變”之後被改編調到江西剿共,孫鳳鳴於是脫離軍隊。孫鳳鳴在揚州安宜偶遇華克之,二人愛國誌趣相投,遂成好友。1934年11月華克之創辦的“晨光通訊社”,孫鳳鳴來到上海進入“晨光通訊社”成為一名記者,現在到了1935年10月,那麽這次刺殺國民黨賣國賊的任務就交給了孫鳳鳴。

原本目標是蔣介石,因為幕後老板李濟深、陳銘樞反蔣並不反汪,但是華克之給孫鳳鳴交代任務當然不能說是李濟深、陳銘樞反蔣、所以要殺蔣,而是隻能說為了鏟除賣國賊所以要刺蔣。可巧合影時蔣介石並未出現,孫鳳鳴於是改變目標刺汪——蔣汪二人在孫鳳鳴眼裏都是賣國賊——第19路軍在上海的抗日就是被這二人出賣的。

汪精衛身中三槍並未致命,但是在後背的那顆子彈因為緊貼脊髓而無法取出,這也是後來汪精衛的死因。孫鳳鳴當即被警衛擊傷,傷勢極其危重,每小時注射10次強心劑,孫鳳鳴堅不吐實,總共打了150劑強心針,掙紮半夜最後亡命。

不過刺客是來自“晨光通訊社”的,這個跑不了,於是和“晨光通訊社”有關的人員全部被抓,當然“社長”華克之是抓不著的——人家和你“風蕭蕭兮易水寒”“撒由那拉”之後自然是一轉身腳底抹油了不是?華克之後來輾轉進入延安,成了潘漢年的助手,建國後任內務部副部長,1955年受潘漢年案牽連,入獄20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1998年1月7日在北京去世。

華克之

當時槍一響,蔣介石、陳碧君立刻從禮堂內奔出。蔣介石從血泊中扶起汪精衛,而陳璧君則向蔣介石大喊,“你不叫汪先生幹、汪先生就不幹,為什麽要派人下此毒手?”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於公於私,蔣介石都必需要查明此案。這樣一來牽連極廣,先後100多人被抓、基本上全部被殺,別說孫鳳鳴的妻子被殺,甚至連17歲的妻妹一個小姑娘也被殺。

雖然沒有查實,但是這樣折騰也有一些影子,主使王亞樵漸漸明晰。1933年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發動“福建事變”,王亞樵赴福州參加。“福建事變”失敗後,王亞樵與李濟深、陳銘樞一同逃亡香港。1935年7月25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了“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王亞樵自然也積極參加。王亞樵還在反蔣組織“西南政務委員會”月支3000元,王亞樵是明明白白反蔣組織的人,很明顯這次“刺汪”原本就是“刺蔣”,跟蔣介石沒有一丁點兒關係,而王亞樵則在1936年10月被戴笠部下所殺。

對於汪精衛來說,這些國民黨的派係鬥爭自然是一清二楚,況且案子搞得牽涉這麽大,汪精衛也沒有不明白的道理,可是到了現在卻說蔣介石“槍傷我”,明顯帶有胡攪蠻纏的女性思維了,不能不說受了陳碧君的影響。

“下流至要綁我和碧君的票”是指1927年“寧漢分流”後,蔣介石命令白崇禧指揮部隊與漢方作戰,而桂係卻欲借此機會奪權,於是白崇禧公開抗命,導致蔣介石下野。漢方也決定分共之後的9月11日與桂係聯合“西山會議派”,成立了一個由桂係主導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此會當然要排斥名頭最大的汪精衛、桂係才可能上位,於是汪精衛也不得不下野,這樣李宗仁、白崇禧所領導的桂係竟然搞得蔣介石、汪精衛都下了台。

汪精衛雖然下野,但仍然聯絡漢方的唐生智、程潛反對桂係,同時還鼓動漢方的張發奎在廣州另立中央,以對抗桂係。蔣介石11月初訪日歸來之後就立即給汪精衛拍“負荊請罪”的電報,“此後黨國重任,惟兄是賴。凡能於黨國有益,則弟必盡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圖,不渝始終,以盡區區之意。若兄能來滬晤商一切,勝幸焉……”蔣介石意圖與汪精衛合作,也就是鷸蚌聯手驅逐漁翁桂係。

汪精衛自然也有此意,就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蔣介石談判國民黨各派的聯合問題。汪精衛前腳走,張發奎就將桂係在廣州的部隊繳械,向桂軍駐粵部隊進攻。桂軍潰敗撤出廣東,爾後張發奎指揮的粵軍在梧州一帶和桂軍相持。而在12月11日,葉挺、葉劍英等人趁廣州空虛之時發動“廣州起義”,張發奎第4軍自然回師“平暴”,雙方在廣州城內亂戰。

“廣州起義”時市民均被迫以紅巾係頸以表示擁護紅軍,否則格殺勿論;而張發奎第4軍也隻認紅巾,凡見頸係紅巾的,即格殺勿論。人民分不出孰為紅軍、孰為第4軍,隻知有紅巾亦死,沒有紅巾亦死。一時廣州全市鬼哭神嚎,無辜人民被殺的不計其數,大火數日不絕,精華悉被焚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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