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天一覽樓》1部4章(1）崔哥的外號

04章 中學畢業 崔錫麟初探社會(1）崔哥的外號

 

在高郵方言中，“崔”和“吹”的讀音竟然相同，都念作“chui”。因此，您大概不難猜到，崔哥從上小學到高中畢業，被同學叫過的綽號無非便是“吹大牛”或是“吹老牛”之類而無其它。我於1967年進入小學，1977年高中畢業，這十年也是中國的 “文化大革命” 年代。那時學生的學業極其輕鬆，有點兒作業，三下五除二即得。於是就生出了海量的課餘閑暇，尤其是進入高郵中學以後，百無聊賴的一幫子少年，每天一放學就會聚在一起，變著花樣地瘋玩。玩累了，也會找個土坡，坐下來輪番亂侃。等到每個人所能講的故事都講完了，總會有人提議，讓 “吹大牛” 再講一個。

因隨父母“幹部下放勞動”，崔哥的小學三年級至初中一年級是在高郵縣城往北九公裏外的東溝公社度過。實在是無處可去，也沒東西玩，從那時起，我突然對閱讀上了癮。至小學畢業前，別說家裏爸媽的藏書，全公社所有下放幹部家的書，幾乎都被我借來吞下肚。沒得挑，隻要是書都看，當然以小說為多。白天坐在山牆下的草堆邊，晚上在煤油燈旁，不停地讀。媽媽老是說我，這樣看下去，眼睛一定會看壞的。媽媽一貫正確，到了初中二年級，因近視加散光，我鼻梁上多了一副眼鏡，但肚子裏多出一堆故事。中國的、外國的、古時的、現代的，琳琅滿目。

也是在鄉下的那段時間，大姑媽從新疆，叔叔從山西同時來探望我們。他們和父親談到許許多多他們共同的往事。也許他們並未在意，我在一旁聽得有多麽認真，並且第一次得知，原來我們的家族居然有這麽多迷人的故事。

那天在奎樓的石階上，幾個同學聊過三國演義和三國誌的異同之處後，要求崔哥再講個不一樣的故事。我問要不要聽我老爸家的故事？大家都來了興致，說好哇！那時候，我所聽到的關於自己家族的往事，尚未連貫成體係，更不全麵，可我還是講起了我聽來的、斷續的故事。講著講著，晚霞已經爬滿天際，大家散夥回家，約好明天繼續。

幾天後，我的故事講完了。大家夥意猶未盡，讓我接著講。我說沒有了，我知道的都講完了。

“怎麽可能？接著編不就行了嘛。”

“可我不會編呀。我講的都是真實的事情。而且就知道這些了。”我解釋道。

沒有人相信我的話。不奇怪，對於一直生活在高郵這種小地方的中學生來說，這些故事太過於戲劇化。用當時的話說，太象吹大牛了。好在我的一幫老友心善，忙告訴我：“雖然明知是吹牛，但我們愛聽，接著吹就是了。上學期全縣的語文統考，你是第一名，編故事對你來說應該不難吧？”

我能怎麽辦呢？他們斷不信我。我有些沮喪，當時就想，假如我把這些故事前前後後的來龍去脈全都搞清楚，並寫成一部書，還會有人說是我吹出來的嗎？這是少年時關於寫書的最初想法。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想證明自己不是吹牛的念頭，早成了超幼稚的笑話。雖然寫作的心願沒有斷過，但目標導向卻徹底改變，變成了想寫一部書來證明自己真是個會吹牛的人。

人的一輩子裏有太多的想法，很正常，將想法付諸於行動就不容易了。

崔哥也是一樣，對寫作的事，其實從未認真過，直到我五十歲生日那一天，忽然發現我的這個念頭不但沒淡忘，反而變得有點迫切了。

那晚即將收工，台灣來的琦美和她香港籍的先生CN，加上北京人譚家姐妹倆和她們的丈夫，劉博士和周博士，共三家人一起送來了一個驚喜。他們帶著生日蛋糕，一起來到我們店裏，慶祝我的五十大壽。我們旋即關了店門，煎牛排、倒啤酒、切蛋糕，歡喜快樂。在這群人裏，我是第一個進入五十歲的人。席間，我被問到對將來退休生活可有規劃。我說我興趣廣泛，閑不下來，想做的事情還很多。不知怎麽就說到，自己長期以來一直有一個寫書的想法，就不知什麽時候才真開始動筆。聽一個職業大廚說要寫作，大家非但沒有過於驚訝，反倒對我說，以你平時講故事的才華，弄不好，你寫的書一不留神就成了世界名著了。

一陣歡笑。

我便趁勢編了個段子：“要這麽說，我倒想出一個笑話。說的是一千年後，有位小學老師問學生們一個問題：‘小朋友們，誰能說出一位我們中國曆史上享有盛名的文學家？’有一位女同學舉手說：‘我知道一位，曹雪芹。’‘對！還有嗎？’這時，有個小男孩也舉起手說道：‘我還知道一位，他，他，他好像姓崔。’老師說：‘都說對了。你們真棒！’”

又一陣歡笑。

笑聲散去，我忽然發現，我吹牛的本事看漲。看來時候已到，我該為寫作做一些準備了。

不久，寫書的想法逐漸形成了一個清晰的概念，可是真要開始行動，談何容易？先不說寫得好壞，寫作所需的時間就是第一難題。一直到9年以後，機會才最終出現。

2019年底開始，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我們被迫在2020年的三月停止工作、關了店門、留在家中躲病毒。家中門裏門外的雜事都幹完了，平身第一次發覺，時間還需要打發方能不感無聊。美國國慶節前後，正在我無事可做、閑得發慌的時候，猛然想到，現在有的是時間，何不就此開動呢？

說做就做，打開電腦，開始寫提綱。寫了好幾種不同的大綱，卻發現自己的能力對於複雜的文學結構根本罩不住。算啦，還是老實點，按著時間線把我的故事一一講來。還別說，這麽一來，事情變得容易多了。我隻是想象著，還是那個秋天的午後，還是在安靜的奎樓下，給要好的朋友們講起了我的故事。

起初的三個章節很順利就寫好了。我嚐試性地將這三章的初稿發給姐姐評判，也發給了幾位好朋友，他們將會是我的《湖天一覽樓》第二、三部書中的重要人物。很快就收到意見反饋，總的來說，反應好過預料。有位姓許的老友是位教授，在揚州的一所大學裏教英文寫作，他也給出了非常正麵的評價，讓我信心倍增。

五個月的疫情高峰期一過，我們就恢複工作了，每天又要從上午9點工作至晚9點。我隻好暫時封筆，打算等退休以後，有了閑暇再接著往下寫。想不到的是，此後的每一天，我心中總是不安寧。躺在電腦裏那前三章的文字，怎麽總讓我無法忘懷？把它們扔在那裏不再問津，為何讓我心生愧疚？就在昨天我忽然想明白，我已經把自己放在這些文字之中，不時地喚醒它們，不時地經曆它們，都變成了我自身的一種渴望。

今天是複活節，所有商店停業一天，沒地方可去。從今天起，我開始嚐試著不再擱置，隻要有時間就隨手寫一點，因此就有了第四章的第一節。

這一節寫到此，我忽然想到，我曾有兩次和文學活動沾上邊。一次是在我的大女兒出生的1988年，我寫的一篇短小說在揚州當地的報紙上刊登。另外一次更早，是在1971年早春的一個星期天，我們一家四口從高郵城步行回東溝的家。途徑邵家溝時，曾是作家的父親指著路邊剛發嫩芽的柳樹念出一句詩： “柳樹枝被抹上了一層新綠，春天來了。”

巧了，第二天到學校，老師要求寫一篇作文，題目是：記清明節掃烈士墓。我想都不用想，第一句就有了： “路邊的樹枝抹上了一層新綠，清明節到了”。這篇作文後來被選入揚州地區中小學生優秀作文集，刊印成冊。同在東溝下放的單校長是母親的好友，她得到一冊，看後告訴了母親。媽媽回家在飯桌上說起來，大家都笑我偷爸爸的句子。那時我讀小學四年級，現在想起來一算，這已經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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