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大瞬間】特刊
《我們心中的科大》--建校60周年慶
案始末與我的遭遇
周平（643）
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瞎子摸象”，它告訴人們，每個人都從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觀察世界，對於同一事件的看法和觀點截然不同。最近看到薑文先生描寫文革的大作《陽光燦爛的日子》，他說的不錯，對於軍區大院的紅五類，文化大革命的確是“陽光燦爛的日子”，那是他的觀點和感受，但是，如果年青的朋友看了這部電影後，認為文化大革命很好玩，“陽光燦爛”，那倒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我借用薑先生的題目作引子，講一段發生在很久以前，幾乎被人們遺忘的故事。
１９６４年，我懷著當居裏夫人的夢想跨進了科大的校門，正是風華正茂的年歲，作為名牌大學的學生，我是多麽自負、自傲和自信。“這世界是我們的！”
然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當科學家的美夢，而且一下子把我從天上摔進了無底的黑洞，連我自己還沒搞清楚怎麽回事，一夜之間就成了“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份子。”
１９６７年元月一日出現在西單牆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園裏的署名“科大雄師戰鬥隊”題為“中央文革向何處去？”的大字報，曾經是轟動北京城的大新聞。它就象一顆小小的流星，在黑暗的天空中閃爍了瞬間，就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中。而我和我的同伴卻為此付出了十年的青春，從二十歲到三十歲，這如花似錦的歲月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而我的青春剛剛開始，就被扼殺了，被摧殘了。
１９６６年十二月初，我從外地串聯回到北京，聽說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學的學生被抓起來了，因為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林副主席和江青同誌。我看了那些“大毒草”，象伊林·滌西的“給林彪同誌的公開信”，北大“虎山行”的“給江青同誌的一封信”等等。覺得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們的大字報講得挺有道理，十六條規定學生的問題一律不整，抓學生是違反十六條的。我把這些想法和一些同學討論，大家觀點都比較一致，就商量著要寫一張大字報闡明我們的觀點。
“中央文革向何處去？”這張大字報是由近代物理係青年教師朱棟培（當時叫朱軍）、近代物理係學生馮正永和我共同起草的，後來在雄師全體會議上討論修改後於１９６７年元月一日在西單牆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園裏貼出。因為多次抄家，這張大字報的原稿我已經找不到了，我記得這張大字報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點：１．講話風：中央文革以無產階級司令部自居，每到一處就表態，支持一派，打擊一派，造成群眾組織的對立，２．抓人風：中央文革叫群眾火燒這個，炮打那個，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見給他們貼大字報的群眾抓起來，開創了文化大革命中用專政的辦法處理不同意見的先例，這是不符合十六條精神的。元月五日，我們又貼出了雄師的第二張大字報“分歧在哪裏”，這張大字報是由我起草，在雄師全體會議上討論修改後發表的。因為我們的大字報調子比較低，講得又比較切合實際，校內外有相當一部分群眾同情支持我們的觀點。
我那時真是太天真幼稚，也是太狂了。真不知自己有幾斤幾兩。我們這群書呆子，裝了一腦袋數理化，讀了一肚子古今中外名著，可對於政治鬥爭的知識卻連幼兒園都沒有畢業。在我那科學家的頭腦裏，文化大革命就象解一道數學方程，按照一定的邏輯和原理推下去，就會找到唯一的解。後來我才認識到，這個方程不但不能按照常規的邏輯和原理求解，而且它跟本就沒有解。
元月十日，學校的東方紅公社抄了我們幾個人的家。
元月十四日，北京市公安局將雄師主要成員朱軍，馮正永，我，江曉東（原名江明德），黃曉光逮捕。科大雄師戰鬥隊隻有半個月的壽命就垮台了。 據說當時公安局抓我們是看我們的大字報口氣那麽大，以為我們有很硬的後台，要把我們的後台揪出來，審查來審查去，才發現我們隻不過是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學生，雄師骨幹成員都是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子女，大字報是我們自己起草的，是我們自己幹起來的，沒有什麽人指使我們，也沒有後台。這就叫作初生牛犢不怕虎。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我被關押的是哪個監獄，但我知道裏麵關的全是文革中的政治犯，而且我不是最年青的。那個把我帶到女牢的女警察看著我挺惋惜地說：“這年紀輕輕的大學生就蹲了大牢，這輩子可惜了。”她這話當時我根本不明白，我還沒有想將來的事，我想的是要當江姐。
那個女警察把一間牢門打開對一個中學生模樣的女孩說：“小兵，我給你找個人作伴。”我一看就知道她是個中學紅衛兵，一身軍裝，紮兩個小辮，她床上放著一件很高級的軍呢大衣，看來還是個來頭不小的高幹子弟。她告訴我，她是八一中學紅衛兵的頭，也是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聯動）成員，今年十七歲，爸爸是總參的，中將。我告訴她我是職員出身，爸爸是教師。“是知識份子？”她有些輕視地說。但當她聽說我是雄師的，馬上和我“哥們”起來。她說，你們膽子還真大，還敢寫“中央文革向何處去？”我說，我現在也覺得這個標題有些不合適。 公安局的人第一次審訊我的時候，我一直堅持，我沒有反對誰，隻是貼了張大字報提了點意見，是符合十六條的。按照科學的邏輯和思維方法，既然他們可以給國家主席和老帥們貼大字報，我們給中央文革貼一張大字報有什麽了不起？(多麽幼稚可笑！)
審訊人員問我是否說過“毛澤東思想可以一分為二”，我說不一分為二就不會有發展。他們問我是否說過林副主席講的“毛澤東思想是頂峰，毛主席比馬恩列斯都高”是不對的。” 我說任何事物都要發展，沒有頂峰，任何真理都是一個曆史階段的相對真理，馬恩列斯毛都是一個曆史時期的偉大人物，不能說誰比誰高。他們還問我是否講過“江青是小資產階級感情，愛哭。” 這是我寫在日記上的。
現在的年青人看了一定會覺得這都是大實話，沒有什麽了不起。我當時也是這麽想的，所以就都承認了。我看到審訊人員在不停的記，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我的狂妄和幼稚已經毀了自己。我那時真傻。
監獄的生活漫長而單調，每天都吃一樣的東西，早晚各一個窩頭一碗菜湯，中午兩個窩頭一碗菜。除了毛選和當天的人民日報，別的什麽都不能看。每天看著太陽升起落下，想到青春在漸漸消磨掉，饑餓、孤獨、寂寞和恐懼動搖了我的勇氣。我受不了了，我害怕了，我怕一輩子呆在這裏。我投降了。我學會了說謊，違心地寫檢查交代，自我批判，希望能得到寬大處理，早日出獄。
半年後，公安局把我們送回學校，交給東方紅公社的專政隊，接受群眾監督批判。從監獄裏出來的我完全變了個人。我從名牌大學生變成了“一小撮”，從科學的殿堂沉到了社會的最底層。我迷茫，我想不通。我不知道我怎麽錯了？為什麽錯？今後該怎麽辦？我找不到答案，覺得好委屈，我想躺在爸爸媽媽的懷裏大哭一場，但他們遠在天邊，自身難保，那時除了我，我的一家都在新疆農場，爸爸在農場被監督勞動，剛剛動過乳腺癌手術的媽媽還要下地去割稻子，兩個初中剛畢業的妹妹也下到農場勞動。我不能告訴他們我在這裏所發生的事情，我不能讓他們再為我擔憂了。
我曾經想到過死，僅僅有一次。那是在馬鞍山一鐵廠，１９７０年，科大從北京下遷到安徽，分散在淮南，合肥，白湖和馬鞍山。化學係是在馬鞍山。一打三反運動開始後，在淮南煤礦，在合肥，在馬鞍山，科大已經有幾個老師和同學因承受不了壓力自殺了，有的臥軌，有的上吊，有的服毒……。我因為是“雄師頭目”自然是批判重點，經常在夜裏被拉出去提審，白天站在台上受批判，還要沒完沒了的寫檢查，交代。
一天早晨，煉焦廠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６４３５班的韓光增也自殺了，我大吃一驚，她是我們同年級的同學，大家相處了五年，這麽年輕的生命一下子就消失了。我心裏一驚，很想到煉焦廠去看她最後一眼，但工宣隊講，誰也不許去。那天早上，張隊長在大會上講，她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她的家屬是反革命家屬。那天上午的批判會就是讓他們班上的人發言批判她，我聽了半天，也沒聽出她有什麽了不起的大問題，隻不過平常聊天時，說了江青幾句話。而且說她在１９６６年十二月黑風中，支持雄師觀點，同情雄師份子。當我聽到有人在呼“罪該萬死，死有餘辜”的口號時，我實在承受不了了。人都死了，還要怎麽樣呢？幾年前當我們滿懷著美好的理想一起跨進科大校門的時候，誰會想到有這樣的悲劇發生呢？
那天下午，工宣隊找我談話，問我有什麽想法，我說我的問題比她嚴重得多，張隊長說，你們的性質都一樣，都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你們這些大學生簡直是太狂妄了，國家花那麽多錢培養你們，你們還膽敢把毛澤東思想一分為二，膽敢反對林彪同誌和江青同誌。我說，我沒有反對誰，隻是貼了張大字報提了點意見。張隊長大叫著說：“隻是”，你還“隻是”！象你這樣的問題，要不是黨的政策寬大，要不是看你們是青年學生，你早就該坐大牢判刑了，你還嘴硬，你還想翻案，你真是死不悔改。今天晚上寫一份檢查，明天準備接受批判。你要是再不老實，我們就再把你送進監獄專你的政。
晚上，其他同學都睡覺了，我還在昏暗的燈下寫檢查。那時我們住在一鐵廠煉鐵爐旁的一個工棚裏。七月的馬鞍山，夜裏，還有三十六、七度，但我還得穿著長褲和長衣，套上雨鞋，因為蚊子太多了。我的臉被蚊子盯了好幾個大包，內衣都濕透了，我拿著筆楞楞地坐著，一個字也寫不出來。那個聰明文靜的孩子的影子一直在我的眼前晃動。我想起了陶淵明的挽歌：“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這是我一生頭一次遇到我熟悉的人死去，而且死得這麽慘，我聽說她是從二樓跳下來的，頭朝下，血和腦漿流了一地……。我簡直不敢想象那可怕的場麵，昨天還是個活生生的人，今天怎麽就什麽都不知道了？人生怎麽就這麽短？
我走到門外，看到那漆黑的夜幕上點綴著無數的星星。
我記得，安徒生的童話裏講，人死了後就升到天上，變成了一顆星星，我想她一定是那顆最亮的，因為她是多麽年輕美麗。她已經解脫了，而我還在沒完沒了的受煎熬，我不知到明天怎麽過關？更不知道我的未來，象我這樣有嚴重罪行的人，還會有什麽未來？工棚門口有一條鐵路是送原料到高爐去的，每天夜裏都有火車駛過。我閃過一個念頭，隻要我往鐵軌上一躺，火車一過，我就什麽也不知道了，我也解脫了。當這個念頭一閃過，我出了一身冷汗。趕緊跑到水龍頭，拿涼水把頭澆濕，讓自己清醒過來。我雙手緊緊抓住水管，生怕我不能控製自己。我想我不能死，我的生命是多麽渺小，微不足道，中國有九億人呢，我死了算什麽！我一死，工宣隊會宣布我是畏罪自殺，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死了還要批，我的家屬是反革命家屬，其他的人隻不過多了個飯後茶餘的話題，然後被人忘記。而我的親人，爸爸，媽媽，妹妹和我的祥會痛苦一生，我的生命對他們是多麽重要，他們是多麽愛我，他們不能失去我，而我在這個世界上最留戀的也就是他們了。隻要我活著，就是對他們的安慰，最壞的結果，把我分配到新疆農場，就在那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和親人們度過一生。
我回到工棚裏，鑽進蚊帳裏，汗水和著淚水，把枕頭和席子都打濕了，迷迷呼呼的，直到天亮才睡著。
第二天，太陽依舊升起來，人們依舊生活著，誰也不知道昨夜發生的事。而我卻為昨夜發生的事感到後怕。生命是多麽可貴。連動物，花草都留戀生命，更何況人，無論如何，我要活下去。活著就是為了愛你的人，也為了你愛的人。許多年後我讀到瓊瑤的小說，她說過同樣的話，我感到我的心和她是相通的。
為了活著，我必須學會保護自己，適應環境，我必需磨掉自己的任性和傲氣，我必須學會忍耐和服從。我知道，我的命運是掌握在工宣隊的手裏，今天他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會決定我一生的命運。我必須順著他們來。他們讓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我已經適應大批判了，我是一個活靶子，造反派組織曾給我編過一本“現行反革命份子周平三反言論集”，我象被人耍弄的猴子，脖子上掛著“現行反革命份子周平”的牌子，從一個批判會揪到另一個批判會。好象我活著就是讓人批判的，對於這些我已經麻木了，我已經對任何的批判沒有了感覺，反正說什麽都一樣。雖然我被迫講了許多謊言，但我這個人良知還在，我有一個基本原則，不管怎麽說，我不亂咬人，我不能無中生有。在整個過程中我沒有傷害任何人。這事至今回憶起來，我問心無愧。
我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人，又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人，因為我有我的祥，我那患難與共，生死不渝的親人，我那給了我生活希望，陪我走過人生坎途的伴侶。那時同情我的人不少，但隻有他有勇氣來接受我，和我一起麵對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情。為了我，他承受了巨大的壓力，作出了極大的犧牲。後來別人問他怎麽當時選擇了我，他回答得簡單而實在，他說，我真的覺得她很委屈，我不忍心看她一輩子受苦，我要保護她。在當時敢於選擇我的男人真是要有不平常的勇氣和不平常的膽量。他並不難找到一個賢妻良母型的姑娘過平平常常的日子，他沒有必要自找這個麻煩，自己背上這個包袱。勸他的人不少，但我們終於還是走到一起來了。我想這就是天意，這就是緣份。人生難得有一知己，有了他，我足矣。
畢業分配的時候，他被分到貴州，後來又到了安徽農場，而我被分到寧夏西吉縣。工宣隊故意這樣做，想把我們永遠分開，他們好殘忍，他們連我這唯一的愛也要奪去，在他們看來象我這樣的人根本就不配有愛。但我是人，是個年輕的女人，我是多麽需要愛。在這裏，我要特別感謝６４５的許小昆同學（許先生現在紐約某國際組織任職），在一打三反運動中，他因為和幾個朋友在一起議論過江青而被列為全校第一號批判對象。他當時也被分到了安徽農場。我懷著一線希望去找他，問他願不願意和我交換一下。當時他也被整得很慘。但仍然很同情我的遭遇，一口答應下來，後來他替我去了寧夏西吉縣，但工宣隊仍然沒有讓我去安徽而讓我去了河南。據說後來許小昆從寧夏調回了北京。如果有機會碰到他，我要謝謝他成全了我們一家人。
１９７０年分配在河南的大學生都到沉湖去勞動。在沉湖農場，所有的人都知道女生連有一個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份子，個子不高，思想反動。很少有人敢和我講話。我總是被派去幹最髒最累的活，我的床是在靠大門冷風直接吹進來的地方，演樣板戲時，總是讓我演欒平，我的綽號就是“欒平”，別人叫我欒平。在農場，我拚命幹活，很少講話，我想用勞動的汗水來洗刷自己的罪孽，求得人們的諒解。後來我明白了，我就象魯迅筆下的祥林嫂，我的罪孽已烙在我身上，一輩子也贖不了，洗不掉。運動一來，我就會被拉出來批鬥。我已經習慣了人們鄙視和冷漠的眼光。平時我總是忍讓不和別人爭吵，有一次我忍不住了和一個人吵起來，她不和我講理，反而大叫起來：“你算什麽東西，欒平。”我就再也不吭聲了，但我的心在流血。我是多麽謙卑，我沒有羞恥感，沒有自尊心。隻有一個強烈的欲望，我要活著。
從農場分配的時候，自然我是被分到那最差的別人不願去的地方。我的問題沒有結論，沒有帽子，但這比戴帽子更可怕，我的檔案裏塞滿了材料，我就象生活在屠刀下，任何人任何時候想要整我，都可以置我於死地。祥從安徽農場出來時，其他同學分到了城市，工廠和科研單位，而他因為我則被分到安徽省臨泉縣楊集公社中學當了司務長。
１９７２年元月，他聽說我要到駐馬店報到，就冒著大雪，從楊集步行了五十幾裏到新蔡縣乘汽車，比我先到了那裏。當我們又重新見麵時，我依偎在他那溫暖的懷抱裏痛哭了一大場，象要把這些年所受的委屈都傾泄出來。這些年來，我象一頭受了重傷而無家可歸的小羊，我是多麽需要愛，需要一個強有力的肩膀來保護我。我感到有了依靠，象回到了家。我們終於可以在一起了。經過了那些惡夢般的日子，我們是多麽渴望安安靜靜地生活，平平凡凡的幸福。
在古老遼闊的豫東平原上，有一個叫做西平的小縣。１９７２年元月我被分配到了這裏。 我生在重慶，長在北京，雖然也下鄉勞動過，但從來也沒有想到我要在農村安家。我們剛上大學的時候，科學院力學所的崔季平老師曾經向我們介紹過我們要學的專業：“物理力學”。他說，這門學科是錢學森教授在我國首次創立的。他的目標是要從物質的微觀結構去了解材料的宏觀性質，這是一門正在蓬勃發展的新學科，科大的學生是我國科學技術的生力軍，好好學吧，將來有許多工作等著你們呢。在我的夢想裏我們以後的去向不是研究所就是大學，或是原子彈，導彈基地。當我們歡送高年級同學畢業的時候，對於那些能到新疆原子彈基地或西昌火箭基地的大哥哥大姐姐們總懷著幾分神秘和敬意，隻有最優秀的人才能去從事那崇高而神聖的事業。
可眼下，祥在楊集公社中學當了司務長，我又來到這舉目無親的小縣城。從臨泉縣到西平縣直線距離不太遠，可沒有直達汽車，他要步行到新蔡縣乘汽車到駐馬店再轉火車到西平，當天都到不了。縣裏管分配的人說：你這科技大學的學生不去搞尖端到這小縣城來作什麽？縣裏剛建了個化肥廠，你是學化學的，就到化肥廠去吧？ 就這樣我到了化肥廠，一年後我們結了婚，祥也調到這個廠了，我們在這裏安了家。
如果四人幫一直不垮台，春天遲遲不來，我們會在西平的小屋裏平靜地渡過我們的一生。我再也不想當科學家了，再也不想當居裏夫人了。隻要再也不提雄師，隻要再也沒有階級鬥爭。
化肥廠的門外是莊稼地，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去，我常帶孩子到這裏來玩。我呆呆地看著那一望無際的青沙帳，回想著往事，象祥林嫂一樣自言自語，“我真傻，我當初幹嗎要到處亂講，幹嗎要把什麽都承認了，我真傻……”當我看到在野地裏玩泥巴的女兒，心裏湧出一股無可奈何的愁悵，難道我的孩子也要在這片莊稼地裏渡過他們的人生，難道他們再也沒有機會做科學家的夢？沒有機會見到外麵的世界？哎，都是我不好，拖累了祥，連累了孩子。
然而嚴冬終於過去，春天畢竟來的不算太遲。
１９７９年的某一天，我收到科大黨委的通知去參加平反大會。在會場上見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師，我大概算裏麵最年輕的了。看到他們我在想，我是不是很幸運呢？平反文件一個一個地念著，台下一片輕輕的抽泣聲。
在會上，我接到了中共中國科技大學黨委發出的兩份平反文件（分別是79年的第79號和第30號文件），一份是 “關於周平同誌平反的決定”，另一份是“關於‘雄師’群眾組織的平反決定”。
第一份文件之全文如下：
周平同誌，四川重慶市人，原我校６４３１班學生。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周平同誌參加“雄師” 群眾組織，並貼出了“中央文革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反對林彪、陳伯達、江青一夥破壞文化大革命、打擊老幹部。１９６７年元月，“雄師”被定為反動組織，周平同誌定為“雄師”骨幹成員，以攻擊中央文革的罪名於１９６７年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拘留，遭到批鬥。
經複查，周平同誌反對林彪、“四人幫”的大字報是完全正確的。現決定：予以平反，恢複名譽，消除影響，推倒一切不實之詞。
第二份文件之全文如下：
１９６６年底至１９６７年初，我校教師×××、學生周平、×××等二十多位同誌成立“雄師”群眾組織，在校內貼出了“中央文革向何處去？”的大字報。主要內容是反對林彪、陳伯達、江青一夥以中央文革名義破壞文化大革命，這本來是我國政治生活中正常的民主權利，由於林彪、“四人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幹擾和破壞，×××、周平、 ×××、×××、×××等五同誌遭到迫害，於１９６７年元月被拘留，批鬥，因參加過“雄師”群眾組織或同情“雄師”觀點的×××等二十四位同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遭到審查批判。現決定：對“雄師”群眾組織予以平反，對×××、周平等二十九位同誌予以恢複名譽，銷毀與此有關材料，撤銷因此事所作的結論。（因為沒有得到這些朋友的允許，我已將人名隱去。）看著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我的淚水把這張紙濕透了。我知道這每一個名字的後麵都有一個血淚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還有許多人的名字沒有列在這名單上。
看著這一個個熟悉的名字，十幾年前的往事又浮現在我的眼前。
１９６７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個多麽寒冷的夜。那天夜裏，一輛車子到科大校園裏逮捕了五個“雄師骨幹份子”，有人在寂靜的操場上大叫：“抓人了！”許多學生，老師，工人，家屬聞訊趕到了校東大門，車子被堵在離東大門的不遠處就挪不動了，憤怒的人群在車子外麵質問：“憑什麽抓學生？”“寫一張大字報就抓人？這不符合十六條！”這時我聽見車裏有人說：“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勢力太強，簡直成了反革命老窩了，太囂張了。”雙方僵持了大約兩個小時，最後是調來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驅開，車子才緩緩開出玉泉路科大校園，但仍然有上千人擁擠在道路兩旁和校門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凜冽的寒風中，默默地為我們送行……這是多麽悲壯的一幕！ 這不是小說，也不是電影劇本，明月為證，天地為證，
在場的幾千個科大人為證，這是１９６７年元月十四日發生在玉泉路科大校園的真實的一幕，這是民心，民意，這是曆史……。我拿著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辦公室，一個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說，我很高興校黨委對曆史作出了正確的結論，但我還有幾點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講我們的大字報是“反對”中央文革， “反對”這個詞不對，因為我們的大字報沒有反對任何人，對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的意見，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憲法的。不能認為有不同意見就是“反對”。我沒有先見之明，我也沒有那麽大的膽量去反對大人物。那個老人看我一本正經很認真的的樣子，覺得很好笑，就說，反正事情已經過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說，受雄師問題牽連而受到迫害遠遠不止這二十九人，有許多人雖然沒有參加雄師但因同情雄師觀點或者元月十四日去攔車也受到了迫害，校黨委也要為他們平反，我遞給他一份名單，上麵有我和祥所能回憶起來的人名單，我說據我了解，受“雄師”一案牽連，在科大，在清華，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專院校共有大約有上千人，他接過名單說，對於科大的人我們會盡快調查了解作出結論。對其他學校的人，他們自己會處理。
第三、受雄師一案牽連，我的八本日記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記本歸還給我。他說，事隔那麽多年，這些材料已經找不到了，很抱歉。這八本日記本是我從小學四年級到大學二年級的日記，是爸爸媽媽送給我的禮物，他們讓我把最重要的，有意義的和值得紀念的東西寫下來，長期地寫下去，將來就是你的生命史。這些日記記錄了我從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長足跡，記錄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夢，這日記沒有虛偽和掩飾，是我內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記卻被整頁整頁的抄在大字報上供人們批判，我從來也沒有想到我的內心世界會被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也沒有想到我的日記會成為我的罪狀，從那時起我就再也不寫日記了。現在我的日記再也找不回來了，我的青春，我的夢……都永遠地消失了。
來源：網刊《文革博物館通訊》5期，1996年5月12日 （原標題：“陽光燦爛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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