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劉達談往事
五十年前的訪談謝文梁（6566）
1966年11月，我們656的幾位同學步行去延安串聯，於12月上旬回到北京科大校園。當時，學校裏空空蕩蕩，學生大多去了外地，完全沒有了文革初期那番熱鬧勁。不過，那時學校裏還沒有形成兩派（形成兩派是 1967 年所謂“一月革命”以後的事），所有師生之間，可以自由地討論對學校領導的評價以及從全國各地帶回來的新舊消息等等。我與班上的徐明貴討論學校形勢，認為學校黨委書記劉達好像沒有什麽問題，但從種種跡象看，劉達跟北京市委劉仁關係確實不錯，尤其是到順義搞“四清”，劉仁任團長，劉達任副團長，關係親密。我們覺得，劉達要是跟“彭羅陸楊反黨集團”掛上鉤，問題就嚴重了。終於有一次，我們突發奇想，要當麵去找劉達談談。
那時的劉達，雖然屬於被審查對象，但實際上處於無人管的狀態。我跟徐明貴兩人，跟劉達進行了兩三天的竟日長談，聽劉達詳細介紹了自己的身世，以及他參加革命的經曆，知道了許多聞所未聞的往事。因為時間隔久了，這些往事已經難以詳細敘述，但主要的梗概，至今仍然記得清清楚楚——
劉達原名劉成棟，生於1911年，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地區肇源縣人，是一個地主家庭的獨子。“九一八”事變以後，東三省陸續陷入日軍的鐵蹄之下，劉成棟作為一個愛國的熱血青年，決定逃入關內，到北平讀書。到北平以後，他首先進入張學良創辦的一個專收東北流亡學生的中學，隨後又考入輔仁大學。麵臨日寇向華北步步進逼，學生中抗日救亡運動高漲，他成為中共外圍組織中的積極分子。在“一二·九” 運動中，劉成棟是輔仁大學學生參加“一二·九”、“一二·一六”遊行活動的主要組織者，在“一二·九”以後，即被學校當局開除。
此後，劉成棟成為中共黨員，並經組織安排，準備參加 “民先隊”（抗日民族先鋒隊）南下宣傳抗日。在籌備南下期間，他接到黨組織通知，改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經過兩個多月的輾轉跋涉，他終於進入了延安。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時，他改名劉達，跟後來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中南局第一書記王任重、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成為同班同學，其中，柯慶施既是同學又是老師，因為柯還兼講一門課程。從黨校畢業後，劉達被分配去抗日前線晉察冀一分區任地委組織部長。晉察冀一分區地委書記是王國權，司令員是楊成武，初始轄地為北平西南麵的易縣、淶源、涿縣一帶，活躍在該地區的野戰部隊是王震所部359旅。當時，地方工作除了打遊擊和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外，主要任務是發動群眾、籌募軍餉、擴軍等。為了粉碎日寇對我根據地的掃蕩，王國權、劉達率領一分區地方武裝，全力以赴配合楊成武、王震同誌領導的主力部隊，粉碎了日寇向我抗日根據地的瘋狂進攻。著名的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就發生在一分區，中國軍人第一次擊斃日軍中將（日本“名將之花”阿部規秀）的黃土嶺戰鬥也發生在一分區。由於一分區工作出色，地域麵積迅速擴大，後劃分為兩個分區，劉達任新成立的五分區（主要活動範圍是雁北地區）地委書記。五分區工作同樣出色，劉達提拔的屬下山西繁峙縣縣委書記馬天水，文革中是上海市主管經濟工作的重要領導人。在長年鬥爭考驗中，劉達成為王震同誌一輩子最信任的知識分子朋友。解放後，王震任農墾部長期間出國考察，就提議劉達以副團長身份同行。王國權也是劉達的朋友，曾接替王炳南任駐波蘭大使和中美華沙會談首席代表。1965年初，王國權從華沙回國時向劉達透露：“劉少奇過去被認為是一貫正確的，但最近聽說他搞的四清運動十條（指‘前十條’）受到毛主席批評了。”
抗戰勝利前夕，劉達改任晉察冀城工部長。中國的行政關係，講究條條和塊塊，從條條關係來說，中央城工部長康生是他的上級，而北平市地下工作負責人劉仁是他的同級。當然，那隻是短暫的工作關係，因為1945年秋，蘇聯出兵東北，消滅了日本關東軍，國共兩黨爭相派軍隊和幹部進入東北。中央從全國各地（包括延安、晉察冀、山東等地）抽調大批幹部，組成強大的陣容，前往東北開辟工作。劉達作為東北人，自然是開展東北地方工作的合適人選。
劉達到了東北，為了工作方便，恢複了用劉成棟名字。當時，陳雲同誌任東北局北滿分局書記（北滿工作打開局麵後並入東北局），劉成棟任陳雲同誌的秘書。北滿分局的工作任務，就是解放哈爾濱，從日偽殘餘手中，接管哈爾濱市政權，並逐步擴大政權範圍，組織力量，支援前線，使哈爾濱和北滿地區成為東北解放戰爭的可靠後方基地。經過陳雲為首的一批軍隊和地方幹部的艱苦努力，哈爾濱成為當時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第一個省會級城市。1946年年中，鍾子雲任哈爾濱市市委書記，劉達任市長。鍾子雲與劉達在工作中互相支持，建立了終生的戰友情誼。
1948 年，因為反對高崗關於城市工作的一些極左意見（高崗要組織農民進城，對城市工商業者“挖浮財”，遭到劉達和鍾子雲一致反對），劉達和鍾子雲被雙雙免去職務降為副職。隨後，劉達改行搞教育工作，去創辦東北農學院。從此，劉達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嘔心瀝血，貢獻了他整個的下半生。後來，東北農學院分成東北農學院和東北林學院兩個大學。1955年，劉達被任命為林業部副部長，依舊兼任東北農學院和東北林學院兩個學院的院長。
劉達還跟我們說過他 1959 年被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1962年被平反的情況，講了他被整過程中的許多事情。例如，在一次會議上（當時劉達仍是省委常委），他以火柴為例，批評輕工業生產抓得不得力，沒有能滿足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求，說“我們黑龍江不缺做火柴的木材”（大意）。結果，此言論被作為反對“大躍進”的右傾言論受到批判。又例如，在講到劃為右傾機會主義過程時說到，某日，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打電話給他，說康生要到林學院視察，要求林學院組織一萬張大字報，貼滿整個學院。第二天，歐陽欽陪著康生來了，劉達對康生說：“昨天歐陽書記要我準備一萬張大字報，迎接你的視察。我不想造假，所以一張也沒有”。康生忙說：“不要造假，不要造假，我要看真實的情況”。弄得歐陽欽下不來台……
根據劉達的建議和指點，我還曾經在 1966 年 12 月和1967年1月，先後拜訪過王震同誌和鍾子雲同誌。
拜訪王震，我是和同班徐明貴同學一起去的。記得，那天在西單西麵一個胡同內，貼著一幅特大標語，每個字有一人多高，上書“王震家奴撕毀革命群眾大標語罪該萬死”。
顯然，這是農墾部造反派貼到王震家門口的。到了王震的家中，當我們問及劉達與彭真關係時，王震做出有點生氣的樣子說：“你們革命小將的造反精神很好，但不能把不是黑幫的人打成黑幫。”王震對劉達有極高的評價，說“彭真把北京市搞成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我就是要插一根針進來，要潑一點水進來，所以我把劉達搞到北京來了。”
再說拜訪鍾子雲。鍾子雲時任煤炭工業部部長。煤炭部和紡織部合用北京飯店對麵的一棟大樓。我去拜訪那天，他正在挨批鬥。煤炭部的造反派聽說我是科大學生，倒也客氣，讓我等候。批鬥會到下午一點左右才散場。鍾子雲被鬥完後，聽說是劉達要我去找他的，也不顧被鬥後的一身疲態，餓著肚子同我談了近半個小時。鍾子雲說，現在全國有很多煤礦因為群眾搞運動而停產了，總理幾次電話找他，要他設法恢複煤炭工業的正常生產，他必須馬上去工作了。他又說，我要了解的當年東北的情況，其艱苦和複雜程度，是三言兩語說不清楚的，因此，鍾子雲隻簡要地對我說，劉達政策水平高，全心全意為黨工作，是焦裕祿式的好幹部。
我從鍾子雲的談話中，深深體會到當時國民經濟形勢的嚴峻。他的話給我的印象極為深刻，至今難忘。
此後的半年左右時間裏，由於我參加“東方紅公社”資料組的工作，所以，同劉達仍有頻密的接觸和交談，並成為鐵杆的“保劉達”分子。而在科大形成兩派，並且兩派的矛盾變得越來越激烈以後，我就不再活躍於文革運動。但我對劉達的關注、惦念和支持，一直沒有改變。
同劉達的交往和交談，轉眼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劉達的音容笑貌，始終留在我的記憶中。如今，在母校建校60周年的前夕，我決定把劉達的談話，盡量回憶和寫出來，作為對劉達書記永久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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