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上了中央公園
“做咩FBI？”我自嘲地說，“那件事讓我意識到自己幾斤幾兩，夜店這行終究是幹不長久的。剛好趕上疫情‘三年自然災害’，對我們這些非剛需的服務業來說打擊是致命的。街對麵紅火了二十多年的天津包子鋪關了門，老板夫婦搬回天津老家了。連家樂福那種大財團到現在也沒緩過勁來，貨架上的東西比疫情前少了一半。”
今天應當是采訪的最後一日。反正都混熟了，泰德打電話從樓下叫了兩個盒飯上來，我倆就在他的工作室匆匆吃了午飯。
“都是因為疫情？”泰德皺眉不解地問，“美國的餐飲業早就複蘇了。”
這個問題我決定不回答。疫情結束後街邊賣竹簽菠蘿和糯米糍荔枝的小商販都被趕走，這當中的道道我一個平頭百姓既不清楚，也不敢妄議。
“那薛姨現在做什麽生意？”
“我和老公搬來廣州，在暨南大學附近開了家奶茶店，”我舒心地說。
“為何是奶茶店？”泰德打趣地問，“賣手機、電玩不行嗎？而且薛姨你應當懂酒，怎麽不專門賣酒？”
關於賣什麽的問題，我老公家世代經商，自然是經過深思熟慮過的。“因為目前但凡能在網上買到的產品，實體店所受的衝擊都不可估量。比如手機，頭些年你的店隻要加盟移動、聯通那些大運營商，就能保證賺錢。現在不同了，網商們的價格都很透明，服務也到位，很多人寧願從網上購買。電玩、酒這些都是一樣的，實體店在價格上沒法同他們競爭。”
“可奶茶就必須有人親自做！”泰德恍然地用筆敲了下本子，“也就是說，還是要靠賣‘服務’。”
“對的，尤其是學生這個群體，更多的錢他們也拿不出來，奶茶還是買得起的。”所以我的店鋪自開業以來，每天下午都排著長隊。
泰德思考了一下，“那薛姨同原先的員工們還有聯係嗎？”
我搖了下頭，“她們都是外來打工的女孩子，四處漂泊，很快就失去聯係。隻有華月在出國前和我通過電話，她哥哥後來去紐約城市大學什麽皇後分校讀書，為她辦了探親簽證。雖然沒在電話裏明說，但我感覺她是不會再回來了。”
希望她還好吧，我在心裏說。我對那些逾期滯留美國的華人生活並不了解，但想來不會輕鬆，除了謀生之外還要時刻擔心自己的身份。“也不知她現在是否一切安好，”我添了句。
對麵的泰德雙手捂在筆記本上，頭低得有些僵硬。過了會兒收起筆記，抬手將桌上的錄音機關掉，對我說了三個字：“我知道。”
什麽？泰德這三個字立刻驅散了我午後的倦意。本以為采訪就快結束了，冷不丁炸了顆響雷。原來泰德早就認識華月，也就是說他這次采訪並非隨機找上的我，而是另有隱情？
“薛姨，原諒我沒有一上來就和你說實情，”泰德帶著真誠的歉意望著我，“這些天來我從你身上學到了好多，十分感激你知無不言、傾囊相授。現在不知你可願聽聽我這頭的故事？”
當然，我點頭，在椅子裏換了個坐姿。
“想必你也清楚，華月的哥哥雖然拿到獎學金去美國讀書，他們一家子都不寬裕，同在一個國家的哥哥沒法接濟妹妹。所以華月去到紐約後，先到新澤西一家華人農場主家做住家保姆。那家給的報酬還不賴，隻是孩子早產了兩個半月，白天黑夜地哭。華月雖是能吃苦的女孩，十來天後也扛不住了。”
這我同意，畢竟隻是個二十出頭的大姑娘。
“之後她去法拉盛一家美甲店做小工，當然是黑工了，每周隻休息星期日，那天她會去中央公園門口的街上賣畫。薛姨你可能不了解，中央公園附近有不少賣人像的藝人，通常都是畫些奧巴馬、川普、赫本之類的名人。我那天帶著兒子去玩……哦，我忘記說了，我離過婚，孩子我和前妻共同撫養，通常會在周末送來我這裏。”
原來是這樣，我大概能猜到接下來發生的事。
“……經過一個亞洲女孩的畫攤前，我隨意掃了眼她的畫，眼睛一亮。她畫的那些人物與別家不同，孔子我認得，還有些穿袍子穿軍裝的華人我不認得，剩下的像是普通中國民眾。當中有幅畫讓我印象十分深刻，是位五十歲上下的大媽，畫得生動傳神。大媽的臉上雖然寫著苦難，但眼睛裏閃爍著智慧與樂觀，嘴角抿得很堅強。於是我便駐足，用中文向她詢問畫中人，滿以為會是她的母親或姨媽誰的。你猜她是怎麽跟我說的？”
泰德說最後這話時，目光炯炯地注視著我。又一個驚雷在我頭頂炸響，難道畫的竟然是我？也就是說，我這張一輩子沒去過西方世界的老臉，也登上了紐約中央公園？
第20章 露水夫妻
“她說，”泰德藍灰色的眼睛裏閃動著水波，“這人叫薛姨，做過很多人的‘媽咪’。這個稱呼不是她的職業決定的，是因為她待那些年輕人都跟自己的孩子一樣。”
真的？我咬著嘴唇，華月不僅記得我的樣子，還在心裏把我當成長輩。不過華月這麽講，豈不是暴露了她自己在KTV做小姐的經曆？
泰德像是清楚我在想什麽，“華月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我隱瞞她的經曆，現在我明白了，那是因為她潔身自愛，問心無愧。我當時正在辦一個墨西哥移民專欄，本想拍張照片放上去，靈機一動，請她幫我畫個典型的墨西哥勞動人民像。她答應了，我倆約好下個星期交貨。然而等一周後我來她攤前取貨的時候……”
泰德說到這裏垂下目光，胸口像是囫圇吞了個粽子堵在那裏。“一見到她我就很驚訝，才幾天就變了個人，精神不振，眼窩深陷像嚴重缺覺。看到我來，她說抱歉她交不了貨，因為最近幾天晚上下班後都不敢回家。”
“出什麽事了？”我緊張地問。
據泰德說，大部分黑身份的華人住在法拉盛的一些固定社區。華月因為打黑工掙錢少，同另外三個無合法身份的華人租了一棟破爛的四臥室小樓。本來是三女一男，她和當中一個差不多年齡的女孩關係不錯。另外一男一女四十多歲的年紀，在國內都是有配偶孩子的，七八年沒回國了——因為非法逾居者一旦出了美國就不可能再拿到簽證。
那一男一女就在這裏“搭夥”過日子。意思就是沒有任何金錢和法律上的責任與約定，隻不過同為天涯淪落人，在寂寞的異鄉互相做個伴吧。據說這種現象在黑身份移民中挺普遍的，如果某天其中有一人的配偶或子女來美國，另一個就當什麽事都沒發生，不會泄密也不會糾纏。當然了——我在心裏暗忖——那些人的配偶在國內恐怕也不會閑著。
“本來住得好好的，”泰德接著說，“不久前另個女孩走了，搬進來一個三十來歲的壯漢，也是在當地的華人裝修隊裏做黑工。婚姻狀況不明，一來就看上了華月，非要跟她‘搭夥’。華月明確地拒絕了他，一點用都沒有。晚上下班後就無休止地騷擾她，華月嚇得一回家就躲進自己臥室，可總不能不吃喝不上廁所吧？
“隻要被他撞上就動手動腳，另倆男女本來也不是正經夫妻，都不想攬禍上身，裝看不見。晚上等那倆人睡著了，男人趴在她門上說些不堪入耳的話，還、還在她的廚具和漱口杯裏小便。最後她不得不把自己那套鍋碗瓢盆都收進臥室裏。”
“流氓啊！”我氣得一拍椅子扶手，差點把泰德的椅子打散架。“為什麽不報警？”
“他們都是沒身份的人，”泰德無奈地說，“平常開車都小心翼翼，就怕被警察捉到。聽到風就是雨，有些人連電話都不敢跟家人打，總覺得會被監聽。其實除非是大毒梟，誰有空監聽他們？紐約作為庇護城市，那裏的警察沒出事不會查身份的。我有個朋友就在警局，他說警察和移民局是獨立的，法律規定警察不能代替或幫助移民局執法。而且都知道黑下來的太多了，沒法管。即便這樣，除非是刑事大案，怕被遣返的恐懼讓這個群體受害後很少會選擇報警。”
“那、那為什麽不搬家呢？”
“合同還差三個月到期，華月辛苦攢了那點兒錢，不舍得拿來交違約金。於是隻能早出晚歸，覺都睡不好，更不用說畫畫了。”
這下輪到我著急了。“那可怎麽辦？賀先生你急死我了！”
泰德臉上露出靦腆的笑，“於是我提出，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
我一怔，隨即想明白了。華月住的那地方估計幾十年都沒進來過體麵人。泰德身為紐約時報記者，一米八五的個子，西裝革履，親自把華月送回家，別人定會以為那是華月找的靠山，小流氓怎麽敢跟泰德這樣的人硬杠？活生生一出英雄救美啊！
“這還不算完，”泰德的眼中閃爍著頑皮，“我叫了外賣帶去華月的家，並打電話給警局那個朋友，說請你今晚來這個地址幫我一個忙。什麽都不要問、不要理，進客廳裏吃點東西、喝杯飲料就可以。朋友其實也心知肚明。”
“媽呀！”我忍不住叫出聲。作為一個局外人想象著當時的場景，我的頭發都快豎起來了，當事人還不嚇尿了？“後來呢？”
“兩天後，那個男人搬走了，”泰德欣慰地說。
注：做保姆、搭夥夫妻和性騷擾這些是真事改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