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陳寅恪學問之“不古不今”》 其一

 

            三年前在紀念陳寅恪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年之際，國內學界和媒體推波了一股“陳寅恪”熱，這也促成了當代重新仰慕民國學者以及學界對先生研究領域的再度審視而至今不衰。前幾年陸鍵東先生所著《陳寅恪的最後20年》很熱銷，因為作者從事文藝寫作專業，對於陳先生晚年在中山大學完成《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也隻是膚淺敘述而已，其實這兩篇著作即便今天放在京滬高校的學研“領頭羊”的書桌上也隻有擦汗的份。我們在提到陳先生時一般冠以“國學大師”這一籠統稱號，至於“國學”的感念至今依然含糊其辭。其實絕大多數人未必了解陳先生的專業領域，學術成就，甚至當代是否已經超越先生？還是“高山仰止”仰慕先生也全然無知。
 

             首先我們從陳先生的學習經曆逐次分析，陳寅恪先生的少年時代在他父親主辦的私塾裏打下了紮實的漢學功底，1902年隨兄長留學日本考入私立名校慶應大學預備課，1909年由親友資助留學於德國柏林漢堡大學，後轉學於瑞士蘇黎世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在這五年裏他主攻印度語和梵文。這裏有個史料需要提一下，他於1912年末至1914年秋就讀於巴黎大學期間，與著名的漢學家伯希和有過交往。伯希和最讓歐洲漢學界轟動的是在1908年2月從敦煌千佛洞裏取走了六千餘卷極其珍貴的手抄卷子。法國政府特為他在法蘭西學院設了一個中亞語言，考古教授席位。1911年他正式就職講授敦煌文獻。陳寅恪第二年與伯希和結識，有機會接觸到敦煌文獻，引發他進一步了解西洋東方學的欲望。但是歐洲一戰爆發中斷了陳先生留學也結束了與伯希和的交往。1919年1月受官方資助留學於美國哈佛大學隨蘭曼教授學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再次轉往德國柏林漢堡大學亞洲研究院，隨路德施教授攻讀東方古文字學，同時向穆勒學習中亞古文字，向黑尼士學習蒙古語，在這期間他通過對於德國所謂的考察團其實就是掠奪敦煌，新疆吐魯番佛教梵文殘本文獻的考證，成為梵文文獻的研究專家。陳先生在漫長的留學時代從沒有把學位和完成畢業論文放在第一位，這樣的結果是他本人在世界學術界缺乏應有的地位但同時他能騰出更多的時間用在學習和研究。嚴格的說他學習的專業是中亞語言學,研究的領域是中世佛教梵文的考證。而他給後人留下的足以奠定他學術地位的《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和《柳如是別傳》等這些著作和他專攻學科又是格格不入的，陳先生本人對自己的研究有過自評，收入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之中：
            “ 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
            “ 湘鄉南皮”是晚清的曾國藩和張之洞的出生地，後輩學者對陳先生的“不古不今”的意思爭論很大，也可歎後來先生對此也不多說一個字加以解釋。筆者經過多年的閱讀，大致梳理出“不古不今之學”的三層意思，其一之治學的曆史時段。其二之治學方法。其三之治學的對象及其開拓性。以下分段加以分析討論。
            

              其一，陳寅恪先生對國史的研究主要立足於隋唐史，他不碰古代史也不碰近代史謂“不古不今”。中國近代史學家汪榮祖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解釋了陳先生不碰古代史的原因：因為古史資料每多殘缺，難有定論；而清末民初以來，疑古之風甚熾，學者不免常憑己意臆測武斷。陳先生當時讚同“整理國故”但反對“整理”的方法，1931年陳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中寫道：
              “此種同情之態度，最易流於穿鑿附會之惡習…… 今日之墨學者，任何古書古字，絕無依據，亦可隨其一時偶然興會，而為之改移，幾若善博者能呼盧成盧，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國號稱整理國故之普通狀況，誠可為長歎息者也。”
 

             這段話暗批的就是胡適先生所著《中國哲學史大綱》。陳先生在這裏提到的“穿鑿附會”，舉出的證據是“今日之墨學者”也指胡適先生。梁啟超曾有公開評價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胡適治墨子多褒揚，對胡適談孔孟多商榷。在當時學界影響很大，陳先生不可能不知。他認為“今日之墨學者”未免“穿鑿附會”，是暗示胡適在談墨子時用當時西方流行的觀點來附會墨子。可是1965年晚年的陳寅恪先生《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附記中寫道：“今日馮君尚健在，而劉胡並登鬼錄，思之不禁惘然！是更一遊園驚夢矣。”可見陳先生對胡適就事論事含有“惜才”之意，前者體現的是陳先生的“華夏文化本位論”,後者體現的則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先生不碰近代史和他的家庭不無幹係，祖父陳寶箴是可以寫在清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太平天國事件時期曾以曾國藩的幕僚振濟災民籌備軍需後勤，甲午戰爭期間陳寶箴官授直隸布政使在京商討兵略，李鴻章簽下《馬關條約》割地賠款後，陳對李害怕朝中議論畏罪塞責大為不滿。之後受兵部尚書榮祿舉薦陳寶箴詔授湖南巡撫，官場生涯達到頂峰，陳在湖南任官多年，熟知地方民情百姓愛戴，功績名聲昭赫鄉裏。戊戌變法時期，陳在湖南位上全力推動維新，後因變法失敗而革職。陳寅恪先生的父親陳三立是光緒進士，是江西詩派傳統意義上的最後一代詩人，因戊戌變法受家族避禍牽連很少參與政治，自謂“憑欄一片風雲氣，來做神州袖手人。”陳寅恪先生晚年關注明末清初的大詩人錢謙益而著出《柳如是別傳》多少是受他父親影響，他熱衷推誠的“以詩證史”的錢謙益思想也有他的一脈傳承。1924年陳三立隱居杭州會見了印度詩人泰戈爾，當時徐誌摩是他們的會見翻譯，可見當時陳三立作為舊體詩代表在文壇的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因好友鄭孝胥投靠日本去滿洲國輔佐溥儀稱帝而痛罵鄭斷然與之絕交。七七盧溝橋事變後陳三立拒絕逃難，眼見國土淪喪，陳三立悲憤交加，在淞滬抗戰爆發的一個月後絕食離世。陳寅恪先生受聘於清華國學院“四導師”是1925年，在之後的短暫而難得的學院研究期後的抗戰爆發，陳先生經曆了失父之痛和顛沛流離地逃亡生活，1938年的“失書事件”徹底改變了他的研究領域。陳先生悲慟過度和右眼幾乎失明使他放棄了應聘英國牛津大學中國史教授一職，1941年在香港大學被聘客座教授後因淪陷而受辱於日本占領軍和傀儡政府，直到1948年國共戰爭的北平危機而南下廣州，最後陳先生是在文革的洪流將他珍藏多年的大量書籍、詩文稿洗劫一盡的悲憤絕望中離開人世。從陳寅恪祖輩和父輩的經曆不難看到，陳氏家族和中國近代史的千絲萬縷，尤其是祖父更是晚清大事件的參與者，而他又活生生地經曆了1949年前後的“大曆史”。陳先生始終認為帶有個人情感來研究曆史是偏離曆史本質的，他說到也做到。同時1930年他自稱“寅恪平生為不古不今之學”而直到1938年後才涉足隋唐研究，簡單地判斷似乎這裏的“不古不今”和隋唐沒有關係？其實應當指出陳寅恪先生隋唐研究的論文發表在之後，而陳先生的史觀是一以貫之的，陳先生從不對近代史作任何批評或立書，不留任何語言或文字，這也是他對曆史公正的最好維護和一個史學家難得的良心。

                                        <    待   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