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結婚，有一個選項就是；在市政廳注冊結婚。而注冊費，就是二十塊錢。下筆寫文的時候，我上網查了一下，現在漲到三十五了，而且各州不同，加州漲到八十七。
我年輕時候很窮，缺的不僅是錢，還缺時間，忙著用時間換金錢。
結婚那天並沒有請假，繁忙的工作中抽會兒空，出來結個婚，然後跑回去繼續幹活兒了。記得好像要趕一個什麽實驗，中途不能停工太久。
選好了良辰吉日，我們各自請好假，開車來到了市政廳大廈前。我當時開一輛破舊的五手豐田車，不超過三千塊錢。但那是我最貴重的私有財產了，我外出一般都帶著，怕丟了。
從車裏出來，我換上一雙帶來的高跟鞋。
我是從實驗室直接過來的。當時的老板周扒皮，是個意大利籍的美國人，因為經常尅扣手下人，我給他取了個外號叫“周扒皮”。周扒皮開另一輛車同時出發，來做我的證婚人。
當他扔下手裏的活兒，大嗓門在實驗室裏對我喊，“那誰，到時間了，咱們趕緊去登記結婚吧，別遲到了”。聽到此話的所有人，下巴磕都掉了，張大著嘴，驚恐萬狀地看著我們倆。有人反應快，臉上露出無限憐憫的神情，齊刷刷轉身，望著也在同實驗室工作的周扒皮的日本籍太太。
都以為不靠譜的周扒皮，離婚要娶我了。
不等我解釋，周扒皮奔過來，緊摟我的肩膀，在人們一片驚愕的混亂中，頭也不回地拉著我絕塵而去。
開車來到市政廳，老遠看見我即將晉升的隊友，已經西裝革履站在寒風裏等我了。
那是個深秋的日子，雪已經下過一場，風像哨子一樣嗚嗚地叫著。我臨時換上的一條旗袍薄如蟬翼，一點兒不擋寒。那是我從亞特蘭大買的婚禮服，說是緞子的，減價以後87塊錢。後來時興“裸婚”的時候，我暗自慶幸自己當年穿了旗袍，雖然薄，但沒有造成事實“裸婚”。總算沒有愧對江東父老。
我頂著寒風，腳下踩著不常穿的高跟鞋，踉踉蹌蹌，瑟瑟發抖，磨磨唧唧地走向我的新生活。
心裏想，這麽冷的天跑出來嫁人，真欠揍，我是不是得要點彩禮才對得起自己呀？馬上就結束單身了，過了這村兒可就沒這店兒了。
還沒等我開口，隻聽見我的他說，“掐我一下吧，證明這不是夢？”
我於是毫不猶豫舉起手，打算下狠手掐一下。他卻接住我伸過來的手，拉著我往樓裏走，邊走邊說，“在你改變主意之前，趕緊登了記”。
進入市政大廳，他的征婚人已在廳裏等候了，是他的同事。
周扒皮也過來了。我們一起走向預約好的法官辦公室。前台看了看預約登記，就開門讓我們進到法官巨大的辦公室內等著。
我們剛坐下來不久，法官從另一個門，通往法庭的門，進來了。
那是我頭一回見到真人法官。他穿著出庭穿的工作服，黑色的大長袍，飄飄逸逸又很莊嚴肅穆。法官說他正在出庭，庭審的中間十分鍾休息時間，抽空出來給我們結結婚。
像電影上一樣，我們麵對法官排隊站好，各自跟著法官念了一遍結婚誓詞，互相帶上戒指，征婚人和法官在結婚證書上簽字，這婚，就算結完了。
法官祝福了我們，大聲問，“誰出那二十塊錢”？然後接過新郎遞過來的一張票子，就匆匆趕回去，接著審犯人去了。
交換戒指的時候，我家隊友掏出一個，上麵有一排小鑽的戒指。他的征婚人說，“嘿，錯了哥們兒，這是結婚紀念戒指，婚戒應該是一個鑽，大鑽。”
隊友說，“兩種戒指價錢差不多，我看這個鑽比較多，劃算。而且，以後結婚紀念日也省得再買了。”
法官問我，“你介意嗎？”。我說，“一排鑽比一個多好幾個，不介意”。
輪到我了。我掏出39塊錢買來的婚戒，上麵的一顆鑽石，小得必須用顯微鏡才能看到，還不見得是真的。
法官看見笑了笑，說，“你們倆天作之合呀”。
結完婚，走出市政廳，隊友對著停車場的一片車，大聲宣布，“從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但是，在後來的二十多年婚姻中，我們總是忘掉結婚紀念日。那個結婚紀念戒指，也再沒有派上過用場。事實上除了結婚那一天，我再沒有帶過。因為我做實驗總戴手套，戒指會劃破手套，不安全。
所以他一戒多用的陰謀，也沒機會得逞。
有一個周六的早晨，我醒來時發現，跟隨自己多年的單眼皮突然變成了雙眼皮。覺得千載難逢的機會不能錯過，趕緊跑去顯擺。
我問，“你看我今天哪裏不一樣？” 他看我呲著牙咧著嘴，就說，“你洗牙了？牙挺白”。
我翻了一下眼皮，說，“看我的眼睛，雙眼皮了，我今天補要彩禮，聽說雙眼皮彩禮加倍。”
他想了一下，跑到樓下捯飭了捯飭，又跑上來。
我看他一臉賤兮兮的笑，就問，“你去華山論了個賤？”
隻見他腰裏捆了一根紅帶子，聖誕節捆禮物用過的，還費心在腰間胡亂打了蝴蝶結。
然後對我說，“我把我自己送給你怎麽樣，這個彩禮足夠大吧？”
就這樣，花了二十塊錢，就把自己嫁了，而且至今都沒有要到彩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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