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
2001年9月11日清早，我照例第一個到達洛克菲勒大學的實驗室。我喜歡早來實驗室。我們這個實驗室規模不小，有近二十人。早晨七點到十點鍾是實驗室裏最安靜的時候，也是我做實驗效率最高的時段。過了十點鍾以後，年輕的研究生和博士後研究員一個個地出現，人聲開始喧雜，公用儀器也開始擁擠，做實驗的速度明顯減慢。這些小青年慢悠悠地作實驗，往往搞到晚上十一二點才離開。我今天要做細胞培養，再提取核蛋白，然後設定免疫沉澱的試管。我把這些步驟在一早搞定後，今天一天的實驗進度就能保證了。
來美國已經18年了。這些年基本是在紐約曼哈頓度過的。紐約已經成了我的家。我住在這個城市的年頭已經超過了其他任何地方，包括我的出生地上海。1988年我在紐約大學醫學院拿了博士學位後，去同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讀了一年的工商管理碩士班，想畢業後回國搞經濟建設。暑期在紐約花旗銀行實習，發現我對商界並不喜歡，於是又回到科研領域，去了華盛頓市郊的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當了一年半博士後研究員。之後又回到紐約市，在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和諾貝爾生物醫學獎得主大衛·巴爾地摩的實驗室當了三年博士後研究員。從研究生到博士後，我發表了20多篇研究論文，也率先克隆了人體的兩個未知基因。到這時，我開始感到成年累月在實驗室關起門來做研究太單調，於是接受了一個朋友的建議去參加美國醫師執照統考。通過了兩級考試後，我又一次回到紐約大學醫學院，作了三年臨床住院醫師，然後進入了紐約史隆·凱特林紀念醫院接受腫瘤專科醫師的訓練。在專科訓練期間，我回到在醫院對街的洛克菲勒大學參加染色體終端結構的研究。三年腫瘤專科畢業後，我被聘留在史隆·凱特林醫學中心當乳腺腫瘤科的主治醫師，同時也被聘為洛克菲勒大學的客座研究員，使我能繼續進行基礎研究項目。這時我和其他同事一樣，天天擔心我的競爭對手會在研究進展上領先於我，或者來年國家的研究資金會被繼續削減；我和所有紐約市民一樣，經常抱怨曼哈頓的天價房地產市場；也和很多同事一樣，我天天作夢，夢想有一天我的實驗會導致革命性的突破，會闡明人類衰老和腫瘤發病之間的神秘關聯。
當我坐在無箘操作台前分離細胞時，一個奧地利的博士後研究員走進了細胞培養室，問道：“你聽到新聞了嗎？”
“什麽新聞？”
“一架客機撞到了世界貿易中心的北塔！”
“什麽？！”我不由聯想到幾年之前，恐怖分子在世貿中心地下停車場引爆汽車炸彈的事件。
我說：“一定是恐怖分子襲擊！”
他想了一下，說：“不大可能吧？”
“大白天，即使飛機出了故障，稍微偏一下就讓開大樓了。哪有這麽湊巧的事？”
我們到實驗室的大房間裏，打開了他的收音機。他平時喜歡一邊聽音樂一邊作實驗，我往常老覺得他在製造噪音。這會兒，這台收音機管上了用。
整個曼哈頓陷入了一片混亂，警車，救火車還有救護車連接不斷的通過我們實驗室周圍的路段，方向都是一個: 曼哈頓島的頂端下城金融區，那裏有華爾街和世界貿易中心的雙子塔。
我妻子在曼哈頓北麵的布朗科斯區當老師，這時我們倆的手機都不通了。我們8歲的女兒在東32街上的市立116小學讀書。她的小學正位於中城洛克菲勒大學和下城燃燒著的世貿中心之間。我不斷嚐試，十幾分鍾後終於打通了116小學的電話。學校說，老師會和學生一起留在學校裏。家長可以把小孩留在學校裏，也可以接走。
等到第二架飛機撞進了世貿中心的南塔後，我決定離開實驗室，步行去學校接我女兒。一路上，除了拉著警笛的警車和消防救護車外，曼哈頓的交通己經全麵中斷。我沿著寬廣的第一大道往下城方向走去。街心和人行道上擠滿著成千上萬在下城金融區上班的男女老少，這時麵無表情默默地迎麵走來。人流把寬廣的大街擠得密密麻麻，其中有許多滿身滿臉覆蓋著白灰的人。我猜想，當兩幢高塔倒塌時，他們一定還沒走離世貿中心多遠。這天，素以冷漠和自傲聞名的紐約人身上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而這種變化隻有老紐約人才能感覺到。譬如，陌生人眼光相遇時會微微點一下頭；偶而出現的公共汽車停下時，年輕的人們會自覺地躲開，繼續步行，讓年老體弱的上車；街角的韓國雜貨店也掛出了告示牌，免費向行人供應咖啡。
把女兒從學校接回家後，我們倆在電視機前坐了一天。傍晚上到我們住的東河岸邊公寓樓頂，去看下城升起的煙柱。這煙柱一連燒了十幾天，空氣中都能聞到甜甜的屍焦味，讓我回想起小時候路過上海龍華火葬場門前的氣味。晚飯時，我太太還是進不了曼哈頓，我就和女兒兩人一起吃飯。我不知道，年幼的孩子是否理解今天這事件的意義。我想從她能感受到的角度來對她解釋，於是在飯桌上對她說：今天晚上，紐約會有許許多多小孩在等爸爸媽媽回家吃飯，但是，他們再也等不到他們的爸爸媽媽了。
她點了點頭，似乎明白了，但她什麽也沒說。
之後的那幾個星期裏，我們逐漸了解到，那些劫機者都是一些年輕而狂熱的宗教信徒。我們也知道了，這些以身殉教的自殺者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正被人們尊崇為英雄。就在昨天，紐約市還和‘真正的’美國格格不入，其紙醉金迷被中西部的‘愛國者’罵作道德敗壞。一夜之間，紐約變成了美國的象征，一座英雄城市，使我們受寵若驚。和我一起工作的女護士凱倫對我說，這些劫機者一定是對我們美國的自由體製和生活水準妒忌，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我說，我不覺得是這麽簡單，但也不知如何才能向她解釋清楚。
在布什總統準備入侵伊拉克的前夕，我和我妻子帶著女兒一起穿過充滿敵意的警察設置的層層防暴封鎖線，步行到了曼哈頓中心的時代廣場去參加數十萬人舉行的反戰聚會。我知道，即使這場無謂的戰爭打贏了，美國和世界也不會因此而更加安全。相反，仇恨隻會換來更多的仇恨，殘忍和瘋狂不會創造出有希望的明天。
在過去的十八年裏，我把童年的記憶一直深深地埋在心底。慢慢地，這些故事也不再回來打擾我。九·一一事件之後，看著電視屏幕裏阿拉伯劫機者的年輕麵孔，和狂熱的基地戰士搖動在空中的衝鋒槍，我不由地想起了件件往事。紅衛兵手中揮動的寶書，黃浦江裏漂流的死屍，混在雨水中流向陰溝裏的血水，西遊記裏闖禍的孫悟空，和在另一塊土地上，另一個時代裏，另一場革命中，那千百萬年輕人被誤導的熱忱和他們那荒謬的犧牲。
（全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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