拘留
外灘是上海人引以驕傲的象征之一，它是沿著黃浦江岸邊貫通南北的一條寬廣地帶的總稱。舊稱‘十裏洋場’如今依舊繁華的南京路、遠近聞名的北京路、寬闊的延安路都由西向東筆直地通往外灘。沿著外灘矗立著一棟一棟各具風格的高樓大廈，俗稱萬國建築，是解放前外國銀行和商行的所在地。如今，這些樓宇成了政府機關的辦公樓，上海市委和軍管會就設在這些巍峨大樓裏。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外灘著名的海關大鍾改奏了‘東方紅’，那時是毛澤東思想大放光彩的年代。江岸邊寬闊的馬路通到與蘇州河會合的外白渡橋，那裏有個黃浦公園，門口曾掛著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江岸這邊是繁華的市區，對岸是浦東，這時還是一片水稻田。在十六鋪的擺渡口，十五年前我第一次看到躺在民警巡邏艇甲板上七竅流血的死屍。那年頭不幸選擇了死亡的人們一定沒想到中國還會有改革開放的一天。
誰知道呢？也許他們也相信有一天曆史會改寫，但心靈的羞辱和肉體的痛苦使他們給自己的生命劃上一個句點。
在外灘的第一天晚上小有收獲。我們攔截了兩個結伴來中國旅遊的西德大學生。她們的英語水平也不齊。那個棕黃色長發的姑娘比我略強一些，而另一個金發女孩則說得十分流利。聊起來才知道，金發姑娘的父母曾被西德公司派駐美國工作多年，她本人在加利福尼亞出生，念小學時才回到德國。我和蕭杭聽得多說得少，而李維則侃侃而談。從紐約的洋基棒球隊，芝加哥的比薩餅，一直聊到舊金山的金門大橋，李維簡直是一個美國通。李維告訴了她們我們來外灘練習英語的目的。她們說，祝你們好運，還寫下了她們在德國的電話號碼，讓我們到美國後給她們打電話，假期去德國玩 。要是我們能通過CUSBEA麵試的話！金發姑娘在糾正我們發音的同時，注意不使我們發窘，還不時送上鼓勵的笑容。聊到天空灑下毛毛細雨時，我們說了再見，她們就跑回旅館去了。
回去的路上我們異常興奮。雖然隻有一個晚上，我已經能感到麵對麵的談話效果與聽收音機的差別。臉部表情，手勢，和字句中簡單的間歇和停頓，這一切都大大有助於對語言的理解。這些日常生活用語我大多學過，隻是需要把發音和單詞在腦子裏的聽覺皮層建立聯係而已。
李維說的不錯。要是天天這樣練習，幾個星期後麵試應該沒問題！
第二天晚上天氣異常好。我們先攔下了幾對藍眼睛高鼻子的夫婦，但他們趕時間，不能多談。於是我們沿著黃浦江岸向上海大廈走去。上海大廈是外賓集中的旅館，在旅館對街我們截住了一個正走下旅遊汽車，等著過街進旅館的旅行團。
旅行團裏大多是退休的美國老人，其中兩對夫妻停了下來和我們對話。通過談話我們知道他們都是密執根州來的，明天一早要坐飛機飛去舊金山。話語中，一個銀發老太太比我們還興奮。她說，在中國旅行了十幾天，除了中國旅行社指派的導遊外，她還沒和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說上話。她的話像打機槍一樣，又多又快。我驚異地悟到，今晚聽懂的內容已經比昨天多了不少。李維對於密執根當然也很了解，特別是底特律汽車城。我也鼓起勇氣，有機會就插進去說話。我發現，用外語說話，自信心十分重要。發音準不準不怕，基本溝通不像我想像的那麽難。
過了一會兒，我們四周圍上了一圈看熱鬧的人。我注意到李維的神態變得不太自然了。他一麵說話，一麵轉眼掃描圍觀者。再過了一會兒，他唐突地向老外說了再見，結束了我們的對話。
美國老夫妻們過馬路進了旅館，周圍的圍觀者也開始散去。我們正想抽身離開時，有人拉了拉我的衣袖。
“你們在說些什麽啊？” 問我的是一個退休工人打扮的老年人。
“沒什麽啦，練習英語。” 我回答。
他還不甘罷休。問話的語氣加重了一層：“你們到底在說什麽？”
我覺察出情況有些不對，就不搭腔，轉身想走。
“等一等！” 背後另一個人大叫了一聲。
隨著這聲叫嚷，我們三人的六支手臂都被人牢牢地抓住了。這時周圍的大批人都已走散，剩下了七八個人顯然是不準備離開的。
“跟阿拉走一趟！”
上海人管‘我們’叫‘阿拉’。說這話的是叫我們等一等的那個穿褪色了的藍布工作服的人。他顯然是這群人的首領。
我問他 ：“你們是什麽人？要做啥？”
他把他的右胳膊伸上前來，把卷得高高的袖子翻下幾道，露出藏在裏麵的紅袖章。上麵寫著‘上海市退休工人治安執勤’。
“跟阿拉走！”他的態度變得十分凶悍。
這些退了休沒事做的工人們擔負著維護裏弄街道的治安工作。他們的職責是防偷防盜，製止打群架，另外也在街坊中充當政府的耳目。我這時意識到，在外灘的這些退休工人還擔負著一重特殊任務。
這些人興奮和得意的神態，猶如一群獵狗圍著擒獲的獵物打轉。在夜晚的路燈光下，他們興衝衝地擁著我們三人穿過大街，走進一條支路，然後進入一條曲曲彎彎的小巷。幾分鍾後，我們就從繁華的外灘到了一條燈光昏暗的小弄堂裏。周圍的舊民房讓我覺得很奇怪。不去派出所，來這住宅區幹什麽？我看了看我的兩個同伴。蕭杭顯得鎮靜，而李維則很緊張。蕭杭有社會經驗，而李維的經曆則單純得很。
我問領頭的工人要帶我們去哪裏？
他說，過一會兒就曉得了。
我們一行人在一棟不起眼的民房門前停了下來。門邊的窗子黑洞洞的，裏麵好像沒有人。領頭的老工人掏出鑰匙打開了門鎖。一推開房門，裏麵燈光通明。原來，玻璃窗從裏麵用厚牛皮紙糊得嚴嚴實實。
大房間裏空空蕩蕩，隻在另一頭有一張寫字桌和兩張椅子。兩個穿製服的民警翹著腳，歪著身子，半坐半躺地靠在椅背上，手裏各夾著一根香煙。他們的風紀扣解開著，桌上的煙灰缸裏堆滿了煙蒂。煙蒂整整齊齊地堆成了一個小金字塔，顯然他們在這兒無所事事已經很久了。
看到我們進來，他們掐了煙，坐正了身子。年紀大的那個警察看了看領頭的老工人，再掃了一下那個年輕民警，不客氣地問老工人：“怎麽回事？”
老工人收起剛才那副神氣的姿態，畢恭畢敬地報告：
“和外國人說話。”
老警員對工人那不屑一顧的態度讓我驚詫。顯然，他一點也看不起這些走狗。老工人那恭敬的態度又讓我聯想起魯迅筆下那些對奴才變成主人後時不時露出奴性的描寫。
“我們還沒查他們的證件，”老工人又補充了一句。
看到警察對工人們的嫌棄表情，我心裏產生了一線希望。希望這隻是一場小誤會，應該不難解釋清楚的。這些工人邀功心切，我們並不是他們要抓的對象。我真希望工人們把我們和外國人的談話錄了音，這就不難證明我們的談話並沒涉及政治，或泄露什麽國家機密。
老警察用下巴指了指門口，示意他們可以離開了。
退休工人們打開了門，一個個魚貫而出。最後一人出去後把門帶上了。
老警察站起身來，兩手背在身後，踱步站到了我們麵前。
我想他會問我們要證件，大學學生證和中科院圖書館臨時借書證應該可以給我們提供解釋。臨時借書證上注明我們是研究生。
但這個警察一聲不出，兩手背著，兩眼看著地板，在我們前麵一步一步地來回走動。走上幾步後，他會突然停在我們其中一人麵前，抬起頭注視幾秒鍾，然後又低下頭繼續踱步。
很明顯，他在用沉默來製造緊張氣氛。我覺得這未免太有些小兒科。我想，你這一招能玩多久呢？於是我靜靜地站在那兒，等待他開口。
我注意到，工人們離開之前沒有多說一句話，也沒有留下任何物證。那今晚全憑我們的嘴巴來替自己答辯了。
年長的民警終於開口了：“說說你們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說我們是中科院的新生；我們到外灘來，是想和外賓練習英語；我們將要參加出國英語麵試，不得已才找這條捷徑。
我加上一句：“我們是科學院推薦出國的。”
我這麽說是想給我們的行為加上一些官方色彩。我也知道這個策略有點冒險，不過我覺得值得冒這個險。另外，這也是事實。
我在說話時，老警察站在李維跟前，臉湊得離李維的鼻子隻有幾公分遠，目不轉睛地研究著他。一聽到我的最後一句話，他馬上轉過臉來，對我說：
“出國？先不要高興得這麽早！”
我不確定是我的話觸犯了他，還是已經到了下一幕戲開場的時間。我裝著沒聽出他話裏的刺兒，繼續解釋：
“我沒有高興。我們還不知道能不能出國。我們因為對口試沒信心才來外灘練口語。”
他又回頭去盯看李維。李維臉上緊張的表情一定讓他覺得會是一個突破口。
他眼睛向我這邊掃了一下：“你們有沒有單位證明？”
我說：“證明？我不知道和外賓說話要證明。”
我說的是老實話。雖然人人都知道與外賓交談要小心，但我從未聽說國家有明文規定禁止與外國人說話。憲法裏保證公民的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應該並不局限在中國人內部。
他這回走到我麵前來了。
“你是大學生。你們學校難道沒有傳達中央文件，禁止在街上攔下外國人說話嗎？！”
“我真的不知道。”
“不可能！”
他的嗓門提得很高，語音裏充滿著帶有戲劇色彩的怒氣：
“上海所有的大學都傳達了這個文件！”
“噢…我不是在上海讀大學的。”
“你在哪裡上的大學？！你有上海口音！”
“我下鄉去了黑龍江，後來就在佳木斯讀大學。我們那個小城市裏沒有外國人，學校大概就沒傳達這個文件了。”
他看了看我，沒搭腔，轉而問李維和蕭杭：
“你們兩個也不知道嗎？你們的大學在哪裏？”
“我們是杭州的。”
“哈！杭州的！杭州是風景區，外國人遊山玩水去的地方。你們不會不知道這個規定。”
李維脹紅著臉說：“我們傳達過這個文件。”
李維你這個傻瓜！幹嘛承認？明知故犯罪加一等。裝糊塗呀！
我插進去幫李維：“我覺得對我們這樣的特殊情況應該考慮。黨和政府要是派我們出國，我想黨和政府也不會不容許我們和外國人說話的。”
“黨和政府？我就是黨和政府！”
說到這時，這個警察徹底失去了他一直保有的冷靜。他的臉漲得通紅，流著汗，聲音接近了喊叫。
他指著桌上的電話，對我們說：
“我拿起這個電話撥到科學院，你們這一輩子做夢也別想出國了！”
他用手掌擦了擦前額上的汗珠，繼續說：
“你們是哪個研究所的？你們以為當了研究生就高人一等了？就可以不遵守國家法律了？”
接著他用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在我鼻子前清脆地打了個響，輕蔑地說：
“我要取消你們的學籍就這麽簡單！”
這時我決定保持沉默。我知道，要是一開口，我的口氣也一定會升級，因為我已經有了被屈辱的感覺。也許這就是他耍的伎倆。
這時蕭杭插了進來：“這沒有必要吧。我們隻是學英語嘛。”
警察沒拿起電話，而開始向我們說教。他滔滔不絕的說道，你們知識分子的毛病就是自大；文化大革命剛結束，尾巴又翹到天上去了；以為會說英文就了不起，文革的教訓忘了嗎？你們以為有了知識，會說幾句外語，你們就特殊了？你們能保證這些外國人中間沒有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我怎麽能肯定你們沒塞情報給他們？你們對國家安全有沒有一點概念？你們以為讀了幾天書就淩駕於法律之上了？
到底是誰淩駕於法律之上？
到此刻，我已經確信我沒有觸犯法律，隻是違反了某些不成文的規定。即使他給中科院打電話，也不會有他威脅我們的結局。不過，這場近乎鬧劇的麻煩必須收場，而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說完要說的話。
我決定不再打斷他。
聽著他充滿羞辱語氣的訓斥，我的思緒又把我帶回了童年。此刻我眼睛注視著他的臉，心卻早已離開了這間屋子。我那短短一生中自認不公的遭遇，此刻像放幻燈一樣，一幕幕在我眼前閃過：低下頭匆匆地從爸爸名字上打著叉叉的大字報下進入家門；冬夜裏給爸爸送香煙時看到的眼色；遇到別人爸爸遊街時恐惶的聯想；講西遊記惹下的禍，和站在全班麵前作檢討時心中的羞辱…
這樣的日子早該過去了！文化大革命這場人間悲劇已經收場；我已經長大成人，也學著把命運推了回去；我誌願報名去北大荒，付出了我的代價；我也親眼目睹並用雙手推開過死亡。我為祖國貢獻的自我，絕不亞於你這個穿著的確良警服抽著前門煙的上海民警。不但不少，高過百倍。可是，在這個矮小的警察麵前，我隻能束手挨訓，接受這種近乎屈辱的訓斥，隻是因為我還想出國，想深造。而他，手裏把握著至上的權力，祖國交給他的權力。他可以用這個權力隨心所欲地毀掉我們的一生。祖國，我父母為之奮鬥了一生的祖國，我們稱為偉大母親的祖國，賦予他這樣的權力，讓他來監視我們。
是的，祖國母親靠著這些凶惡的走狗來監視自己的子女，這個烹調子女的母親。
於是，我一句話也沒說，靜靜地站在那兒，聽著他的數落，等待著他收場。
看來他隻滿足於給我們上課，滿足於聽到自己滔滔不絕的演說，他連我們到底是什麽人並不真正感興趣。自始至終，他都沒查看我們的證件。
他一口氣說了一二十分鍾後，突然失去了興致。他對我們說，下次要是再在外灘抓住我們，他今天說的話就當真了。
說完，他告訴我們可以離開了。
我從外灘坐20路無軌電車回家。車上人不多，有許多空著的座位。我坐在窗前，看著南京路上手拉手的情侶，路邊燈光下下棋的人們，嬉鬧的孩子們，這一切都那麽熟悉，又那麽陌生。
難道這是我的國家嗎？這是我從小就立誌要保衛和效忠的祖國嗎？我一下醒悟了。在這片遼闊的國土上，我從來就是一個陌生人，一個自作多情的傻子。我的一生到今天為止，不過是一場夢。沒有任何意義，沒有任何價值。我們自作多情，我們從小相信，祖國母親在期待著我們接班，而這部國家機器的運轉，靠的不是這些大大小小的走狗在維護著嗎？像我這樣的一個青年算什麽。那跟黨奮鬥的千千萬萬老革命，在解放後的一場場政治運動中還不是被送進了絞肉機。把油擠出來，當作潤滑劑，一切都是為了這部機器的運行。
當電車駛到靜安寺時，我心裏突然冒出一個問題：
要是我能出國，我還要回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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