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BEA項目
一進上海的家門，媽媽氣衝衝地問我：“你上哪兒去了？我們打電話到處找不著你！“
我摸不著頭腦。不是說好了我要一路慢慢地玩回家嗎？玩過了哈爾濱，長春，天津，濟南，又轉去山東黃海邊的勝利油田去看了一個剛從大學畢業分配到那裏的表妹。在我去勝利油田時，家裏失去了我的蹤跡。
媽媽解釋說：“你差點要喪失一個機會。”
奇怪；我的機會不是已經在鐵板上釘釘了嗎？
聽媽媽繼續說下去，我才知道她談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媽媽指的不是國內研究生考試，而是一個出國計劃，叫‘中美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考試及申請計劃’，簡稱CUSBEA。
我從一開始準備研究生考試時就打定主意不考出國研究生。出國生的誘惑力並不是沒有，但是大興安嶺的幾年經曆早已給我的血管裏注入了現實的血液。每年，教育部把有限的公費出國生的名額分到各重點院校的導師名下，叫‘代培生’。報考有代培生名額的導師，競爭異常激烈。我的策略是避開這些熱門實驗室。先學會走路再跑，不指望一步登天 。遲教授不招出國生，正合我的意。
可是我不知道從前一年起，美國的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聯手，與北京大學一起籌辦了一個獨立與教育部之外的研究生項目，即CUSBEA (China-United States 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這個生物學項目是康奈爾大學的華裔教授吳瑞先生參照已經辦了三年的CUSPEA項目的模式辦的。CUSPEA是李政道教授組織的交換項目，從中國招收學生到美國的大學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參加生物學CUSBEA項目的有將近五十所美國頂尖院校。從1981年起，即77級剛畢業時，由哈佛大學和康奈爾大學的幾名教授組成的招生委員會和北大生物係合作，到中國的重點大學和中科院當年招收的碩士班新生裏，經過筆試和麵試，挑選五十多名學生進入美國這些院校讀博士學位。我雖是77級，但讀的是醫學院，比本科大學多念一年。當我考研究生時，我的競爭對手已經是生物係四年製的78級畢業生，CUSBEA項目也進入了第二年。
今年CUSBEA錄取數額將是59名。
這個項目是美國各大學自籌經費，因而中美雙方政府都不掏腰包。在國家還急需外匯的1980年代，為了最大限度地增派留學生，教育部特許這兩個（物理和生物學）交換計劃到中國頂尖大學和研究所裏，根據美方標準來任意挑選剛入學的碩士班新生。不久又有了類似的化學出國項目。當時，台灣留美學生在美國學術界已經有了成功的先例，因此美國大學對剛開放一絲大門的中國大陸頗有興趣，但不知如何入手。同時，中國學生除了劇烈競爭教育部有限的出國代培生名額外，對如何直接報考國外研究生也是一無所知。因此，這兩個由美籍華人教授挑頭的項目對中美科技人才交流開辟了一條捷徑。當然，說是交流，人員流動是單向的。
教育部指定國內哪些院校和研究機構可以推選CUSBEA考生，而挑選標準則由美方製訂。第一，考生在國內碩士生入學考試的各科平均成績要在60分以上；第二，生物化學科目考分要在80分以上；第三，英語考分要在80分以上。三條標準看上去簡單，但因為國內重點學校和研究所考題難度偏大，篩選下來，能參加CUSBEA考試的新生並不多。今年藥物所錄取的研究生中隻有我夠資格參選。我的平均成績是83分，在中科院上海分院考生中列為第二。據藥物所研究生辦公室的老師說，生理所的批卷教授在我的神經生理考卷上寫道：要是你所不收這個考生，我們會錄取到我們所裏。同時，我的生物化學分數也高於生化所生化專業的所有考生。遲教授本來不想放我去考CUSBEA，而想把我留在他的實驗室。但研究生辦的老師對他說，如若我所沒人參選，分院裏會覺得藥物所今年考生質量太差。這樣，身兼上海分院副院長的遲教授，從大局出發就同意所裏把我推薦給北大的CUSBEA委員會。當所裏發第二封電報到佳木斯，讓我回滬準備CUSBEA考試的時候，我人已經在路上。於是，所裏通過我哥哥找我，但我音信全無，把全家在上海急得不行。這時，離CUSBEA的筆試隻剩下了幾個星期。
我回到上海後去見了遲教授。遲教授讓我別擔心CUSBEA的考試。要是通不過，他的實驗室裏一定有我的位置。他告訴我，為保證他今年一定能招到學生，他已經錄取了另一位浙江醫科大學藥理係的畢業生。如果我出不了國，分院已經保證給實驗室增加一個名額留下我。談話中，他列舉了幾個我可以選擇的論文課題。同時我又了解到，遲教授在50年代莫斯科大學留學時，和我在北京的一個表姨是同學。
CUSBEA考試分兩步。第一關是筆試，用英語考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兩科。第二步是麵試，由哈佛的兩個教授及他們的太太飛到北京和上海來逐個甄選。我對生物化學很有把握：國內國外的大學和研究生教科書我都很熟，但我對分子生物學毫無概念。幾乎我讀過的所有生化課本開篇就說，生物化學是從分子水平來研究生物的學科。由此推斷，生物化學就等於分子生物學。現在從哪兒又殺出一門獨立的‘分子生物學’？不過要是這兩門課分開考，那生物化學一定又不等於分子生物學了。
美國人不會犯這樣的低級錯誤；我在大學自學的過程中一定遺漏了一個重要的學科！
我此時的困擾反映了80年代中國科技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的現實。在毛澤東晚年全國內亂的十年期間，歐美大陸靜悄悄地開始了一場沒有槍炮聲的技術革命。對DNA的理解和隨之而來的基因技術成長不但使人類第一次能在分子水平上認識生命，並開始設計如何改變生物細胞的特性。這時一些有遠見的科學家已經看出了基因工程對農業，醫藥，和人類健康將會帶來根本性的影響，因此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遺傳學和生物化學的交界處誕生了一門新興學科，即是以分子遺傳工程為基礎的分子生物學。這門學科出生在我國和世界交流全麵終止的年代裏，難怪我國科學家大多對它一無所知，別說我一個醫學生了。
我請藥物所開了一張證明，去上海分院圖書館提前辦了一張研究生借書證。之後幾星期裏，我天天埋在圖書館，尋找一切帶有‘分子生物學’字樣的英文雜誌和書刊。當時，以分子生物學為標題的書籍基本上都是論文集，沒有一本是教科書，而且大部分研究是以細菌和病毒為對象的。盡管讀得半通不通，很快我對分子生物學還是形成了基本概念。我發現，分子生物學中用到的生化原理和基因技術我並不生疏，如DNA，RNA，限製性內切酶，基因組合，等等。作為醫學生，我所欠缺的是經典遺傳學和實驗微生物學。在大學裡，我們隻學了一點人類遺傳學和醫學微生物學的基本原理。作為理解遺傳病種和治療臨床感染，這些知識還可以對付；但什麽病毒重組，顯性基因交換，摩爾根定律，孟德爾交換律，等等，對我就像天書一般。
既然搞清楚了問題所在，下一步的目標就很明確了。分院圖書館裏經典遺傳學和實驗微生物學的教科書比比皆是。讀了幾年醫學院的一大收獲就是能快速填鴨式地吸收大量知識。不一定要深鑽：隻要掌握到考試過關的水平就行！
當我一人在圖書館探索時，我不知道我的一舉一動對圖書館裏另兩名CUSBEA考生產生了很大的心理壓力。一天，他們上來自我介紹，一個叫蕭杭，一個叫李維，兩人都是浙江大學生物係畢業生。他們都考上了細胞所，都和我一樣被推薦考CUSBEA。這幾星期裏他們也都和我一樣，一頭栽在分院圖書館裏。認識之後，他倆告訴我，之前他們默默注視我在圖書館的書架上，隨意挑出一本書，翻了翻又放回書架上那勁頭，他們惶恐得很。他們想，我一定什麽都懂，沒有一本書能讓我吃飽；進而推論，CUSBEA考生中像我這樣水平的人一定很多，於是對他們自己的信心大減。沒想到，我的舉動正反映我對分子生物學的無知！三人忍不住大笑，引來了外文期刊閱覽室裏人們的一片白眼。此後我們天天一起準備，交換心得。
CUSBEA的初試比我想象的要容易多了。生物化學沒有一題出了我的知識範圍，而心裏一直沒底的分子生物學的題目也沒離譜。我的短促出擊效果佷好，既概括了分子生物學的大部分內容，也沒鑽牛角尖，搞得太專以致失去大方向。全國參加初試的140多個考生中，有近70人通過。蕭杭，李維，我，和我剛認識的幾個複旦大學和上海一醫的考生，人人都過了關。
下一步將是麵試，要用英文對話的方式與美國教授交談。兩位美國教授們這時已經在趕來中國的飛機上。他們先麵試北京考點的學生，兩星期後再來上海。其中有一個教授還帶著他的妻子。那位女士是哈佛的一個心理學教授，會通過與我們的麵談來評判每個考生是否具備文化轉型的心理素質。
短短幾個月內一係列事件的飛速發展讓我感到頭腦眩暈。不久前我還擔心要是考不上研究生，我恐怕到縣醫院當醫生都會砸鍋，因為在醫學院的最後兩年我曠課太多了。此外，我還擔心我的醫學院背景會使我遭到美國教授的歧視：我連一個較真的實驗都沒做過，光有書本知識能行嗎？不同的是，現在這些重點大學尖子學生已經不是我的敵人，而在我和一起拚搏。我們目標已經轉為美國博士學位，而且這次麵試的機率是從70人中挑選59人。
我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競爭情況：成功不需要在金字塔頂端，隻要不在最底層就行。
我覺得我的運氣實在不錯。走到這一步，我確實付出了代價，一份耕耘一份收獲，沒人把今天的局麵送到我的手上。但我心裏明白，這世界上有無數人比我付出了高得多的代價，最終受到的是命運的擺布和玩弄。看著CUSBEA考場上那些充滿自信的年輕人，言談之中大有天之驕子的氣概，使我不由想起那些隻比他們大上幾歲的返城知青。此時，他們之中有多少人，論才華論素質，絕不比你我差。此刻他們正在飯店食堂洗碟洗碗，腳下連一席棲身之地都沒有。更有那些躺在北大荒凍土裏，連一片墓碑都沒有的人們，有誰知道他們的理想與抱負？
是有人在玩弄我們的人生，還是人生在開我們的玩笑？
我的當務之急是盡快把英文口語搞上去。我可以結結巴巴地閱讀英文科技文獻和時事報章。隻要手裏有英漢字典，速度慢，並不影響理解。但我一碰上口語對話，就完全吃癟了。報考國內研究生沒有外語口試，所以我這幾年就沒有分散精力去學口語。誰料到，今天可能在口語這一關摔跤呢？在大學裏我很快就作出了放棄口語的決定。這個決定現在看來是短視了。
於是，在離開大興安嶺五年後，我又開始每天收聽美國之音。我先聽上一遍美國之音的中文節目，以便對當天廣播的新聞內容有所了解。然後聽它的英語節目，逐字逐句連矇帶猜。要是能聽懂一句完整的句子，心裏就會一陣興奮，覺得麵試還有希望。我請了一個在讀英語係的鄰居女孩與我對話。無奈我的水平無法與她相比，她說了半天我仍不知所雲。我還找了另一個鄰居老太太，解放前是在外國銀行當秘書的，她的水平較小鄰居要低，反而更適合我。可是有一天當我想請她教我英文打字時，她很不以為然。她說，你出國去讀博士，將來會作人上人；打字是你秘書的事兒，你不應該降低身份去學。因此，她拒絕教我打字。
我在中科院圖書館交的朋友蕭杭和李維這時也在發狂似地準備英文麵試。李維是從中學直接升大學的，英語不錯，此時信心很足。蕭杭和我年齡相仿，進過工廠，口語也不行。李維提議我們一起去黃浦江畔的外灘找外國人練對話。他說，浙江大學想出國的學生經常去西湖邊上找老外對話，他已經這麽幹了好幾年了。
“要不然我哪能說這樣的英語？”
我想，我這個佳木斯的老土，難怪到今天還開不了口。於是，我們約好晚飯後在分院圖書館門口碰頭，一起兒去外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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