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院的宿舍與校園中隔著一個小公園。除了雨天外，每天早上走去學校的路程都讓人心情舒暢。下雨天就不同了。公園中泥路返漿，回到宿舍時，褲管和膠鞋都浸透了泥漿。而且，第二天往往要穿著濕透的鞋子上學，因為大部分同學隻有一雙鞋子。在村裡我們可以用取暖的爐頭來烤乾鞋襪，而現在隻剩下我們37度的體溫。雨季裡，公園中的通道被學生踩得一片坑濘，使得區政府幾次想要在雨天時關閉公園，這樣會迫使我們上學繞路多走30分鍾。醫學院於是去市裡申訴，來來回回，公園始終也沒關閉。
入冬後白雪覆蓋大地，公園裡的那條小河也要凍上整整一冬。早上上學時，在雪中走過小橋穿過公園，空中地麵一片潔白，常常使人感到步入仙境。不過今天早上我走過小橋時，在幾十米外的冰河表麵，又看到了一個枕頭大小深灰色的布卷。不用問我就知道,這個布卷裡裹著一個凍僵了的新生女嬰。我也知道，這個女嬰的父母多半是農村來的，剛在小河對岸的醫學院附屬醫院生下了女兒。他們回村前把女嬰丟棄，然後會對村民說孩子難產死亡，這樣就會再得到一次懷孕和生兒子的機會。在農村，生兒子不但對傳宗接代至關重要，還直接影響到父母養老的前景。
這不是我第一次在公園裡看到被丟棄的嬰兒。我入學後不久，國家的一孩政策開始全麵實行。我在附屬醫院婦產科見習時，馬上感受到了這個政策對社會的急遽衝擊。門診手術室裡，早期流產病例大大增多；住院部的手術室裡也不時地見到大肚子的農村婦女被村幹部或民警押送來作晚期流產術。也就在這時候，附屬醫院開始出現了遺棄女嬰問題。那時沒人（起碼沒人公開地）從人道角度去質疑國家的一孩政策。政府的統計數字表明，如果不迅速減低嬰兒出生率，國家經濟最終會被龐大的人口壓垮。在這個前提下，強製計劃生育的高壓手段就變成了另一個大眾日常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冷酷現實。被押送入院的要麽是已有子女不應懷孕的婦女，更多的是想要兒子的媽媽。她們在懷孕後，常常藏在親戚家裡直到生產。不過，社會的眼睛比比皆是。這時誰家要是住進了一個挺著大肚子的婦女，馬上就會引起注意，觸發調查機製。要是發現是非法妊娠，就會被遞解回村，強製流產。
我在產科見習的一天早上，一個孕婦被推進手術室作晚期引產。她的腹圍看上去已經接近預產期，不過病曆上標明這是一個流產手術。主刀的主治醫師脾氣頓時變得很壞，開始不斷地熊這個一直在哭泣的孕婦。安靜的護士們則有條不紊地作著手術準備，沒有一人開口，手術室裡隻有外科器械的碰撞聲。不久，隨著催產素的點滴，孕婦的子宮開始有節律地收縮。
我開始緊張起來，因為我不知道胎兒出來後會如何處理。主治醫師的臉色讓我閉上嘴巴，問不出我心裡的問題。在上胚胎學時，我看過大大小小泡在福爾馬林玻璃瓶裡的胚胎，不過我還沒見過一個臨近產期的活嬰。等到孕婦的宮頸逐步打開時，嬰兒的顱頂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粉紅的嬰兒頭皮上覆蓋著一層薄薄的細髮，其間分佈著一條條細細的淡藍色的靜脈血管。我的想像力這時已經能讓我看到一個活著的嬰兒，有臉有脖子，有軀幹有四肢，就像新生兒區域裡見到的新生兒一模一樣。我的思緒已經凍結，心裡突然充滿了恐慌。正當我在考慮是否離開時，主治醫師已經把一個細針頭熟練地紮進嬰兒頭皮下的一根血管裡。隨後，他站起身來脫下手套，囑咐護士長“開始上藥”。說完後，主治醫師走了出去，我也跟著他到了院子裡。
他站在空曠的院子裡一言不發，點上了一枝香菸。他的眼睛眺望著遠方陰冷的天空，陷入了沉思。他靜靜地噴著煙霧，似乎大院裡除他之外別無一人，我們身後的外科大樓也不複存在。
周圍的死寂讓我覺得不自在，不過我還是安靜地站著。
突然，他開口回答了還停留在我腦子裡的問題：“嬰兒沒離開母體前，沒有法律上的問題。”
我懂了，這一定不是他第一次作這個手術，也不是護士團隊的第一次。而我也不是第一個在心裡窩著問題的新手。
過了一會兒，一個年輕護士來到院子裡，招呼他回手術室。他把煙蒂扔在地上，使勁地用腳踩滅，和護士一起進了外科大樓。他沒招呼我跟他進去。 我鬆下了一口氣，獨自離開了醫院。
第二天見到產科護士長時，我問起了那個媽媽的情況。
“喔，她哭成那樣！你知道，那是個男孩兒！”
一星期後，和我一塊兒見習的一個男同學跑來，問我要不要看一個脊柱裂的新生兒。脊柱裂是胎兒發育過程中的先天性障礙，源於神經管關閉不全，可以是遺傳因素引起，或由於母親妊娠期葉酸攝入不足導致。我跟著他走進一個空蕩蕩的產房。這時醫生護士都離開了，房間裡隻剩下淩亂置放著的器具和幾個點滴架。在屋角的淺黃色水門汀地上躺著一個麵朝下的新手兒，這時不斷地發出響亮而孤零零的哭聲。他的背部下端有一條4-5釐米長的裂縫，下麵的軟組織鼓出了一個橢圓形的包囊。這個同學剛剛觀察了他的生產過程，告訴我家長已經決定不要這個孩子了。
我出了產房後找到了護士長，詢問下一步怎麽辦。她告訴我，目前隻能等到小孩沒氣了才能處理。主治醫師已經囑咐把這間產房關閉了。
“別再進去了，恐怕要等七八個小時。”
我到值班室找到了當天的主治醫師。這時他正在吃飯盒裡帶來的午餐。
我問：“為什麽我們不打電話給神經外科？這個嬰兒哭得很響，看上去情況不錯。”
“我和父母談了已經不隻半小時了，”他話裡沒有一點不耐煩地語氣。“你一定已經學過脊柱裂了，應該知道這個發育障礙常常伴隨智力發育不全和其他神經係統疾病，特別是這麽大的一個脊柱裂。修複不難，不過作手術不會解決智力和其他問題。他的父母已經考慮成熟，決定放棄，這是合理的決定。他們是農村來的，留下這麽一個孩子全家就毀了。”
他意味深長地看著我，問道：“當他們老了後，誰來照顧這個孩子？我和你嗎？”
我成長過程中，目睹了無數可以質疑但無法改變的現實。在無數關口上，我選擇了把自己的疑問鎖入腦中的黑盒子裡，或者把記憶清零。我也習慣了在自己的思考列車行進旅途中不斷煞車以免撞山，或者誤入一條反社會的不歸之旅，踏進那片人人都扭過頭去、視而不見、或者乾脆拒絕承認其存在的那一片黑暗的原野。
千百萬生靈塗炭隻為建造一個“純潔”社會，無辜年輕人可以任意犧牲以實現偉大理想，無數生命成為一波波社會實驗的樣品。隨著年齡的增長，雖然心裡的疑問日積月累，但從小形成並賴之生存的邏輯模式一直還能支持我的正向思維。這以前，我已經接受了家裡在文革中的痛苦是社會大變革的花絮（幸好我們都存活了下來），千百萬知青的命運也可以忽略不咎（因為人類史上類似事件不計其數）；我也開始崇拜個人奮鬥，相信命運失敗者不值得同情。直到今天，直到我目睹了這些新生兒的命運，因為所有這些理念都無法用到這些新生兒身上。晚期流產的病例還可以歸罪於母親，是她的自私迫使醫生作出與治病救人相反的行為；而那些公園裡的棄嬰和患脊柱裂不治而亡的新生兒，使我無法不究責與黨和政府的政策之上。盡管我早已厭倦了改變社會的想法，但我永遠無法知道的是：那天在見習晚期流產時，要是我提出了無效的質疑，今天我的內心是否會多一點安寧？
醫學院的課程本來就塞得滿滿的，77級排得更緊。我們春季入學，比常規晚了半年，但要按時畢業，損失的半年時間靠壓縮課程來彌補，搞得更緊張。我們年級內像我這樣一心要考研究生的為數不少。在全年級共用的大階梯教室裏走過，看見某某人到了三年級還在反複看生理生化基礎教科書，不說也知道用意何在。慢慢的，這些埋頭準備研究生考試的同學也都熟了。77和78兩級學生大多有社會經曆，埋頭讀書。那時指定要學交際舞，黨員團員帶頭，我們這些人趕鴨子也不上架，被攆到了禮堂後站一會就走，不像79級以後的大學生，愛玩又會玩，跳舞，溜冰，樣樣不落後。我們這些想考研究生的，連看場電影都要作一番心理鬥爭。
在大階梯教室裏，下課後留下來的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位子。我喜歡坐在教室後麵高處靠窗的角上，居高臨下，看累了，向落地玻璃窗外的遠方眺望一會兒，是最有效率的休息方法。要是有一個新人坐到你的附近，你很快就會注意到。最近我就注意到前座老是坐著同一個女生。她不是我們班上的，我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看上去是中學生直接升上來的，梳著流行的長頭發。看到我在注視她，會靦腆地笑一笑。
我很少和女生說話，這時也不打算交女朋友。大學生按規定不能談戀愛。但這條規定學校並不強製執行，隻是醜話在先，畢業分配時別以男女朋友的關係給學校出難題。那時候，大學畢業生由國家統一分配，學校不會保證你倆分配到一個地方。儘管有這樣的規定，到了三年級時，男女同學成雙成對的已經不稀奇。我是早作了決定，大學不想這個問題。我沒時間浪費在這種小事上，絆住了手腳，將來麻煩。不過，同性的朋友代替不了異性的友情，內心的孤獨就靠遠方的憧憬來驅走。
當我們的眼光相遇時那女生照例送來一個微笑，我也笑一笑，但還是堅決不開口。一天，鄰班的老大姐坐到了我的邊上。我知道她是那女生班上的班長，她的男朋友老曲也在準備考研究生。
“小葉，”她話音裏帶著一點小心又神秘的語調。“你有沒有注意到經常坐在你前麵的女同學？”她指了指我前麵今天空著的座位。
我打馬虎眼：“嗯…我不認識她。”
“哎，她叫張靈靈。和我關係不錯。她心地好，人又漂亮。你覺得呢？”
我禮貌地答道：“是不錯。”
那位大姐一步不放：“想不想認識她？”
“呃…”
“跟你說實話，她也覺得你不錯。你要是請她去看場電影或者吃個飯什麽的，她一定會答應的。”
我進大學兩三年大概一共看了四五場電影吧，都是在學校的大禮堂放的。
我想不直說也不行了：“我是覺得她不錯。不過，我現在不想談朋友。”
“為什麽呢？”
“考研究生。我要考回上海去。”
她想了想，說：“你認識老曲。我和老曲處關係已經一年多了。我們倆不但沒影響學習，相反，還互相照顧，心裏有個支持。你可以問老曲。”
我正想著怎麽回答，她又說：“靈靈很體貼人的。她自己也喜歡學習，不會老拉著你去踩街。實際上，經常散散心，學習效率會更高。”
她說的都不錯。張靈靈大概才二十出頭，看上去單純得很。我想，我心裏的壓力和負擔，我對自己過去的否定，我背水一戰近乎瘋狂的心理，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子能理解嗎？她向往的是我不能也不情願給出的。我隻能顧自己，自己救自己，除此之外，生活中任何拖泥帶水的東西都是我的敵人。
我沒選擇，隻能說不。
這天以後，張靈靈再也沒坐到我的前座來。我心裏有點歉疚。我想跟她解釋，我並沒拒絕她；我拒絕的是我自己。想了一下，決定什麽也不說。說上了話，搭上了腔，要是我真喜歡上了她怎麽辦？
我也不能確定我的意誌力有沒有我自己想像的那麽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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