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suffering they were never wrong,
The Old Masters; how well, they understood
- Musee des Beaux Arts by W. H. Auden
月亮的背麵
——改革開放40年
今年回到北京，坐在公交車上行駛在這座我從小長大的城市，一切都變了。看著窗外過於寬闊的馬路和街道，氣勢誇張的高樓大廈，突然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不僅僅是陌生感，還有一種強烈的不真實的感覺。那是種感覺很怪，恍惚間卻又十分真切，它不是太好形容，好像不僅僅是對這座城市，而是外麵的整個的世界都是不真實的。這兩年偉大的黨越來越有文化了，創造出一些非常美妙的詞匯：正能量，人類命運共同體，獲得感。對，獲得感。這個說法好浪漫。想一想中國古代的詩歌詞賦到處流露的都是人生如夢的夢幻感，但現在我們偉大的黨要帶給人民獲得感。這真的好美妙。一轉眼，改革開放40年了。40年啊！時光也美妙。
這40年是我們這個民族追求財富的40年，可能也是我們每一個人追求財富的夢幻般的40年。追求財富即人生之大夢。而追求財富難免有得有失，但我們每個人都獲得了40年。所以，我總覺得真正的財富在每個人的身後。所以，且讓我們年終歲末稍作停歇，回首時光理一理時代留給我們的財富。時光美妙！走過的路上處處還留著生命曾經的閃光和尚未散去的餘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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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改革開放40年創造了人類曆史上的一個奇跡。人類曆史上有兩種奇跡，精神上的和物質上的。這一次中國的奇跡隻是一個物質上的奇跡。因為如果用傳統的眼光來看，在文化上這40年中國創造的是一片荒蕪。所以，中國的奇跡隻是一個關於財富的故事。它是一個有著悠久曆史但在近代苦難深重的衰落的大國在為擺脫貧困和重新崛起的欲望驅動下，在中國文革之後民族信仰破滅後，憑借對現代科技和西方市場的崇拜，狂瘋追求財富的故事。由此可知，這個故事必定是瘋狂的，荒誕的，和充滿苦難的血腥的。這不隻是民族性決定的，而是由人類對財富的貪婪所決定的。縱觀曆史人類所有關於財富的奇跡都是瘋狂的，荒誕的和充滿苦難的。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原始積累都是血淋淋的。這一次又被他言中。
言其不幸是因為有太多的事實可以讓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改革開放40年我們基本上放棄了公平、正義和人道，采取了一種野蠻的經濟原教旨主義的態度，不顧一切瘋狂發展追求財富。所以，我們的奇跡是以人民承受了極大的苦難和不公為代價的，是災難的奇跡。我們沒有先進的技術，沒有成熟的市場，因此理論上，如果其他國家有著同樣的人口可以忍受同樣的苦難，就可以取得同樣的奇跡。而這也基本上就是以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標準對中國奇跡的評價。但如果我們用曆史的眼光來比較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社會底層人們的生活狀況與唐宋時期文人記載描述的那時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相比，以及與西方工業革命後現代市場建立的初期那時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比較，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的苦難並不算特別深重，甚至我們過得還可以。那麽，是否我們在這場改革中的苦難是必須付出的代價，無法避免？或者，我們可能做的更好，兼顧發展和人道？這樣的假設在曆史上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隻能說人類的文明一直都是通過智慧和苦難而獲得的。關於苦難，我們從來沒有能避免過。苦難，是人類生活的屬性，是生活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它一直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動力。每一個生者都在享受著前人的苦難，而同時往往又在不自覺的製造著新的苦難。所以，苦難很多時候不一定是沒有智慧，而是不自知的盲目。
苦難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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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西方現代市場形成之初的情況，對理解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是有意義的。
西方現代市場形成的初期，資本家由於貪婪追求財富的最大化對工人進行了無情的壓榨剝削。這使得當時的工人變成了無產階級，生活在苦難之中。社會上的階級對立和矛盾十分嚴重。工人階級的不幸激起了當時一批知識分子的同情。他們開始對現代資本主義製度和市場進行反思和道德批判，他們提出了各種，或溫和或激進的，變革方案。其中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很快占據上風持續的風行起來。原因並不一定是當時沒有更好的、更合理的方案，而是當矛盾越尖銳時，往往就會有越多的人傾向接受激進的方案。因為，溫和的方案往往意味著要忍受痛苦和不公，而未來，溫和與激進相比，總會顯得更無保障。因為，在矛盾之中，你溫和了對立的一方可能就強硬了。很少有人意識到苦難往往是社會發展所必須的。問題隻是選擇何種方式承受苦難，但最終所有的人都要承受。當然，社會下層總是要承擔的更多。馬克思主義首先在歐洲的中心引發暴力革命但又被暴力鎮壓，結果共產主義的能量向歐洲以外的地區釋放。然而，共產主義運動的結果卻具有荒誕色彩。共產主義本來是針對西方市場經濟的道德危機和經濟危機提出的解決方案，結果引發的卻是世界上非市場經濟國家的革命成功，並隨後為他們來空前災難。（其實，從某種角度來說，工業革命開始直到今天，人類經曆的災難可能都是生產方式的改變，科技的革命，導致的人類社會結構的重構的結果。這樣來說，兩次世界大戰本質也是現代市場衝擊國家製度的結果。而這場重塑的結局是要由全球統一的市場取代國家。因此，今天我們仍然處在這場人類社會構建的大轉型的災難中。）而在這場共產主義的災難中，西方的市場經濟國家卻從中獲益。
因為隨後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展開了一場生死攸關的競賽。而社會主義開始一度攻城拔寨占盡上風。社會主義打出的口號是：建立人的尊嚴。確立勞動者的主人地位。由國家社會為勞動者提供福利。最終使每一個勞動者獲得幸福。這樣在競爭的壓力下，資本主義國家必須主動改善勞動者的待遇，建立人道保障和國家福利製度。結果卻是西方喚醒了一隻洪水猛獸，它使西方的市場突然間釋放出巨大的能量，隨後徹底打垮了社會主義國家。西方終於發現了現代市場的秘密。即市場發展的根本在於生產的能力，而關鍵的動力卻是消費。當市場中的生產者的生存狀況得到改善，成為了富有的有著強大消費能力的中產階級，這時就形成了一個自我驅動的正循環。所以市場的人道有一定的虛偽性。其關鍵是要小貓不停的追自己的尾巴。把消費變成生產的動力。但為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使消費不再是為了滿足需求，而是為了滿足對於財富的無窮無盡的貪婪。把有限的需求變成可以無限增長的浪費，而且要構建其道德正義性。即為了更好的生活是天賦人權，具有絕對的正確性。從那時起直到現在西方開始了係統的對於人類價值觀、自我觀念的重塑。（這裏當然也有人類的同情和悲憫的高尚的宗教情結，但更深刻的還是工業革命後，科技和市場的需要。所以就像《失去愛》裏講的，隻要情況惡化，人隨時可以重新吃人。）現代市場改變了傳統社會構建的人生的目的和對自我的認知。即承認個人的價值，生命的絕對的尊嚴，和強調人的自由和人的感官正義性，享受生命享受感覺享受更好生活，這就是人生的目的。人有過更好生活的權力。今天在我們聽來，這好像都是天經地義。但其內在的本質是：縱欲。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市場經濟的絕大部分價值觀其實是和人類幾千年來農耕文明中的價值觀有著深刻衝突的。在農耕時代的價值觀是以節儉為基本美德，它視奢侈、腐敗、浪費與縱欲都為不道德。在這樣的價值體係內，個人的欲望是應該克製的。（需要清醒的是，西方一些哲學家思想家對於現代市場和科技的批判可能並不是基於對其本質清醒的認知，而是傳統價值觀的影響，因此或許也有盲目性。這也是為什麽思想家對當代的道德批判總是帶著緬懷過去的色彩。從孔子即是如此。）同時，在國家體係內強調的是服從與犧牲。在國家體係內犧牲被賦予了崇高的道德價值，而個人生命的價值受到了否定。然而，實際情況還比這更加複雜。任何一個製度的轉型都要經曆巨大的震蕩，要承受巨大的苦難。西方之所以能建立起現代成熟的市場，不僅有社會主義國家為其承擔了部分苦難，它自身依然沒有幸免於難，最終依然經曆了巨大的災難性的震蕩。在共產主義運動過程中，西方過剩的生產力始終不能像今天的中國有效的向外輸出，從而以外需帶動發展，也不能像今天的中國這樣大規模盲目的重複開展一輪輪基礎建設，結果最後帶動西方經濟騰飛的卻是二戰的破壞導致的戰後重建。所以，今天西方和東方又都是在享受二戰的苦難。戰後大規模的基礎建設以及美國提供的資金支持有力的拉動起內需，使經濟快速發展，而在發展的過程中，西方終於完成了調整，完善了勞動者的人道保障，建立了西方現代的成熟市場。(二戰本身也把美國帶出了經濟危機。)由此來看，西方市場的發展經曆的苦難付出的代價，其程度遠遠超過了今天我們中國的改革開放。
西方市場化的這一過程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構成了一種奇妙的呼應。在改革開放之初，西方恰恰充當的是馬克思的角色，對中國進行道德批判，給出改革的設計方案和革命的鼓動。結果爆發了六四。六四就是中國版的巴黎公社運動。中國和當初的法國政府一樣對於運動給予武力鎮壓。最終中國對六四的評價很可能會類似今天法國對當年的這場運動的態度。六四之後，中國停止了政改。而在40年中，強勁的外需始終在緩解著中國的內部壓力，成為中國經濟的發動引擎之一，為避免中國體製的崩潰做出貢獻。中國對內壓榨勞動者的勞動得以向外輸出廉價產品，利用西方的貪婪而拿住西方。從此，中國製造在世界上攻城拔寨戰無不勝，這保證了中國融入世界的經濟體係，形成相互依賴的關係。中國製造的法寶是廉價，但不可戰勝的其實是人的貪婪。而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一輪輪包含巨大浪費的基礎建設的狂潮其實是和二戰對歐洲的破壞導致的戰後重建有相似之處，它們都持續強勁的拉動了國內經濟的發展，為發展中的內部調整做出了保障。當然所有這一切的前提是現代科技的革命性的進步和持續的革命性的進步。每一次科技的革命都給中國帶來了生機。中國是生逢其時。我們在經曆了百年一輪輪的苦難之後，這一次非常的幸運。我們雖然為改革付出了沉重代價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是我認為至少到目前為止，這是我們能夠得到的最好的結果，付出的最小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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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理解改革開放的40年還要理解，究竟是什麽促成了奇跡的發生，而不僅僅是奇跡發生的過程。對於這場改革的認知充滿了似是而非和具有悖論色彩的東西。在這裏簡單的道德批判和盲目的政治抒情都於事無補反而有害。道德衝動和政治抒情都很廉價。比如，我們說改革開放40年，這本身就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這40年裏隻有開放並無改革。而悖論之處在於，這40年，我認為又確屬於一個更大的體製改革，不僅是中國的而且是整個人類的製度的重塑的過程。因此，這並非一個主動自覺的改革。這對於理解這40年是重要的。（但我們這裏繼續沿用這個習以為常的提法。）從為什麽沒有改革卻還要叫改革開放分析下去，我們就會發現改革開放的真正的秘密，以及誰是改革開放的真正的設計師。
說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們自然會說是鄧小平。但這又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論斷。
鄧小平的確是改革開放的先行者。他對改革開放的理論設計是“貓論”。我們通常認為的貓論就是像鄧小平解釋的那樣，不爭論主義，先追求發展。但其實這種提法隻是鄧的一種策略性的提法。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領導人中隻有鄧小平是傳統的理想主義者。這是時代所決定的，他個人無法擺脫。他們那個時代的所有的革命者都具有濃重的理想主義色彩。但他本人又是一個在那個年代並不多見的實用主義者，既非常靈活又非常強硬是其個性。所以，鄧的改革並不是不講主義沒有理想的。他的理想是要把中國建成資本主義。他曾說過：不好的製度會把好人也變壞。顯然，他說的不好的製度就是過去中國的社會主義的製度。這樣，誠然“黑貓白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但在鄧的思想深處認為，隻有黑貓才能真的抓到耗子。所以，並不像鄧在六四之後所說的，其實從一開始他就是兩手都一直在抓，而且兩手抓的都很硬。現在回首去看六四之前中國的言論是相當自由的。今天看來甚至會有恍若隔世不敢相信的感覺。但是，結果是六四爆發。而六四之後鄧的改革開放的事業就已經失敗了。所以在本質上他是一個具有悲劇色彩的改革的先行者。那麽如何理解鄧在此之後的南巡呢？這裏既有他真誠的一麵，他迫切的希望中國人民能擺脫貧困。這時他仍然堅信回到毛的時代是不能救中國的，那個製度是不好的製度，中國仍然需要體製改革，隻不過需要更策略更有耐心的推進。但這次南巡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時的鄧已經與生命晚年的毛一樣不能接受自己一生最重要的偉大事業的失敗。毛那時隻能結束文革，但不容許否定文革。鄧不肯肯定文革，所以毛就又把他打倒。（由此也可以看出鄧的強硬的一麵，他是實用主義而非投機主義，他對社會主義的否定也是從根本上的，所以他還是要搞資本主義的。）而現在，鄧還要繼續推進他的改革。誰不改革就要讓他下台。對於鄧有一個獨特的優勢，即他不做形而上的思考，他非常實用主義，有一個方法論的法寶，那就是摸著石頭過河。可是，這時江澤民登上了中國曆史的舞台。他改變了改革開放的性質。江所做的是高舉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的旗號，而開始一場全新的他自己的改革，從而使得鄧小平的改革徹底失敗了。江的改革既是一場深刻的改革又是不改革的改革，他把中國帶了一條真正的新長征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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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其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他在毛之後的中國領導人中，文化最高，藝術修養最高。但他的身上同時又有著一種漢高祖的草根氣以及小市民的氣質。這對於理解他的一些行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他會在學生運動時，麵對學生用英文大段背誦林肯的演講，而又能說出“悶頭發大財”這令人哭笑不得又非常痛苦的話來。江的理論就是“悶頭發大財”，方法論就是開放和腐敗。
江澤民的智慧體現在他上台後主動放棄了體製改革，轉向世界全麵深入的開放。鄧小平的改革中，改革是本，開放隻是發展經濟的用。而江的思路則是改革阻力太大，於是把熱山芋扔給世界。（這就有些像當年歐洲向外輸出革命。）通過把中國融入到世界的經濟體中，讓這個體係來不可逆轉的改變中國。當然，江那時可能也低估了這個古老體製的強大性。但這是一個異常深遠明智的決策。而江澤民對此顯然是自覺的。這樣才會在之後的入世進程中，顯示出了巨大的勇氣和超人的決心，最終把中國推入到了世界的經濟體中。他使中國避免了強行的體製改革所帶來的崩潰，同時中國越是深入到世界的體係中就必然會越來越多的接受人類文明的影響，同時世界的體係和人類的文明有力的製約著中國，這是中國避免在專製的體製下走向極端和變態的一個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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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鄧小平的“貓論”到江澤民的“悶頭發大財”已經完全不同了。貓論放棄的是社會主義，而悶頭發大財放棄的是道德。即不管正義、公正與人道，隻管追逐個人的利益，而且不要發聲。這是一種非常低的境界，這已經低於一個傳統的正常社會的道德底線。所以這也是在傳統社會中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現代市場經濟體係中它真實的發生了，盡管在今天這也是讓人頗為驚訝的。不過，發生的都是有道理的。因為市場本身並沒有道德，這裏的道德一方麵是傳統的道德的延續，另一方麵是市場為了利益最大化而構建出的道德觀或價值觀。隻要有利於市場利益最大化的，市場就可以最終把它打造成美德。比如，今天的正能量，本質還是不管正義、公正與人道，隻管追逐個人的利益，不要抱怨，不要批判，不要懷疑。但是，這種提法就要高明漂亮的多，且具有極大的迷惑性，或曰，虛偽。但其實現代市場許多價值觀都有虛偽的一麵，比如自由甚至尊嚴。而正能量的提法也有進步，畢竟比悶頭發大財已經具有了一定的積極意義和尊嚴感。
而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瘋狂與荒誕，還有人性中的瘋狂的成分。就像中國的文革。而我們能發生文革，我們也就一定能完成改革開放中所有的瘋狂與荒誕。所以，這時江澤民放任腐敗的做法就已經成為了一種必然。然而，更為深刻之處在於，現在如果我們深入分析會發現，不這樣放任腐敗，那麽很可能改革最終要失敗。在進一步分析其中的道理之前，我們簡單定義一下腐敗。
這裏廣義的腐敗是指一種縱欲的生活方式，而非節儉、自律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見，從傳統的道德觀念來看，腐敗是負麵的。但從現代市場的立場來看，腐敗是正義的、合理的。可以說現代西方市場的本質就是腐敗。這裏的一切都是在腐敗著，並且趨向於更加腐敗。這裏的每個人都在向往著腐敗的生活。這也是為什麽和過去不同，中國在創造了財富的奇跡的同時，在文化上是一片荒蕪。因為，在現代市場中隻有能夠被消費並從中獲利進而推動生產的文化才有生命力。中國這40年裏，如果文化上有所創造那一定是在市場上能獲厚利的。現代市場的文化對傳統的精英文化帶來的是毀滅性的清掃。因為，傳統的精英文化的本質都是反對縱欲，重視精神的提升，它的目的不是為了獲利。狹義的腐敗就是官員利用職權獲得非法的或不道德的經濟收益。這裏我們要討論的是狹義的腐敗。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廣義上的腐敗是由於市場決定的。因此，廣義的腐敗一定有利於推動經濟的發展。而狹義的腐敗在理論上至少是可以避免或者被更嚴厲的控製的。而這裏正是江澤民放任了中國的官吏階層的集體腐敗。江澤民放任官員腐敗的原因很複雜，但結果是他無意間打開了阿裏巴巴的山洞的大門，他掀開一個魔力的盒子。
中國官員的製度性腐敗對於改革開放能成功的走到今天創造人間奇跡是至關重要的。
要想了解江澤民此舉的真正意義就要回顧一下為什麽過去中國曆史上的改革幾乎全部以失敗告終。比如，在宋朝曾經有過一次思想超前的著名的經濟改革，王安石的變法。但這次改革遭到了從上到下各級官員層層強烈的反對，最終以失敗告終。盡管失敗原因很多，但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是，王安石顯然沒有能調動起官員積極推行改革的熱情。難道反對改革的宋代的官員都有著比今天的共產黨官員更高尚的精神境界嗎？或者，王安石的改革是否沒有合理性，一定不能成功？這類似於中國當代的改革開放就一定能成功嗎？難道每個人每個官員都真的像宣傳中說的，有那麽高的精神境界，為了祖國為了民族而全心全意支持改革？那不可能。這裏的關鍵是改革都是異常艱辛，有成功的可能，但失敗的風險更大。所有改革的成功都要做出巨大的努力和犧牲，有著破釜沉舟百折不撓的意誌力。但參與改革的官員總是更多的傾向於守舊，因為守舊是一種更節能的穩定獲利的方式。即便支持改革的官員也不會普遍的持久的願意承擔為了改革而做出的個人犧牲。這樣，總的來說，官員普遍缺乏推行改革的堅定意誌。然後，如果他們普遍的缺乏堅定的意誌和持續的熱情，不願付出與犧牲，那麽改革就會更多的表現出弊端。這又使得官員獲得了道德上反對改革的正義感，傾向誇大改革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和不可行性。當大量的官員認為改革是一場災難是不可行的時候，改革也就無法克服困難進行下去了。這才是中國曆史上所有改革的失敗一個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改革不一定是不好，不一定是不可行，重要的是舊的官僚集團不能從改革中獲利並將這種獲利持續的轉化為改革的動力。在中國曆史上隻有這一次是全體官員階層的幾乎每一個成員都積極主動的投入到改革開放的發展經濟之中。這本身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大奇跡。當官員在改革中可以製度化的腐敗時，他們就激發起巨大的主動性，催生出發展經濟的狂熱。是貪婪戰勝了道德和良心，使他們可以忽略人民的苦難，資源的浪費，和一切不合理的地方，開始瘋狂的追求發展。同時，這並不僅僅是貪官如此，每一個貪婪的人最終都會如此。所以，改革開放到了後來是社會的民族的整體性的腐敗和道德的敗壞。而現代的國家暴力可以更強力的控製人民，同時現代市場以消費促進發展的機製又可以把人的苦難、資源的浪費和不合理的反複的重複建設都變成發展的動力。（不幸的是，從人性來分析，很可能不是像馬克思設想的，如果給勞動者良好的待遇和主人的地位，他們會更努力更有效率的工作。恰恰相反，奴隸的工作效率遠高於今天的坐在辦公室裏待遇優厚卻總想偷懶的小白領。遠古的奴隸曾創造出驚人的奇跡，和今天中國改革開放中被壓榨的勞動者有著類似之處。）官員的這種狂熱於是變成一種非常高的效率，它可以把不可行的變成可行的，低效的變成高效的。他們創造的價值遠遠高出了銀行的那些呆壞賬。其實，過去許多經濟學家總是批評中國體製的低效，但卻沒有看著這種人的主觀能動性，尤其是掌握權力的官員的主觀能動性，在貪婪的驅動下對於體製低效做出非常有力的彌補。就這樣江澤民神奇般的在幾乎一夜之間讓一個如此遼闊、複雜的國家中的幾乎每一個官員、每一名生產者都成為改革開放的真實的擁戶者，依賴者，並自主的瘋狂的推進經濟的發展，使整個民族陷入了追求財富的狂熱。這一點連毛澤東在文革中都是不能做到的。而毛的文革和鄧的改革都失敗了。但這一次江澤民卻把我們帶上了一條不可能回頭的道路，並且到目前為止，一切還好。
這樣的奇跡荒誕嗎？這真的很荒誕。它如此真實，但非常荒誕。正因為存在這種荒誕性，傳統的精英階層引導社會輿論的適當的監督與適當的批判才更加重要。如果，完全放棄了批判與輿論的監督，那麽荒誕就有可能向極端和變態發展最終鑄成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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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們這裏就要談到中國的傳統的精英階層。這場沒有改革的改革又是一場深刻的改革。因為，它絕不僅僅是一次單純的經濟騰飛。它同時還是一場對於民族精神的極為深刻的重塑。
毛的文革對於中國民族的精神層麵的影響是，它徹底的摧毀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信奉儒家思想的士的階層是曆史上兩千年中國社會的精神支柱。文革之後，中國人的信仰崩潰，陷入迷茫，當時大部分人轉而信仰資本主義，少數人固守舊的社會主義的理想。文革之後，中國的士的階層就不複存在了。而這使得江的這場改革才能非常容易的給中國民族重建信仰。它就完全的現代西方市場的價值觀。它的信仰就是腐敗，縱欲的享樂。所以，這場改革與文革，在精神層麵上，是有著密切聯係的，是有著連續性的，和一定的因果關係的。也正因為有文革徹底的毀壞，今天的中國比西方在精神上更快且徹底的建立起了現代市場的價值觀。這樣，在今天西方的傳統精英文化還在與現代市場做著抵抗時，中國的文化卻已經完全的變成市場文化和黨文化的結合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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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中國為什麽沒有崩潰？
因為在改革開放中我們一直幸運的有外部的市場和外資的注入。我們身處一個開放的時代，一個開放的係統裏。在最需要資金的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得到了日本大量的無息貸款才使經濟的騰飛得以啟動。日本為什麽會給予中國這種似乎無私的幫助？這又是出於對日本當年侵華的愧疚，有著一種補償的心理。這與西方思想界在二戰後深刻的反思有關。而我們則是受益了當年同胞承受的巨大的苦難。隨後，隨著中國的發展往日的仇恨又慣性的引發中日交惡，但這時西方資本開始進入中國市場，中國製造大量輸出。為什麽這時我們能得到西方的幫助？原因在於西方資本為了得到中國廉價的勞動力，而西方消費者則被中國製造的廉價控製了。這些的本質又是人類的貪婪。西方在享受中國的苦難。在內部，由於現代科技的革命和現代市場的特點，使得我們的腐敗一直在推動著經濟的發展。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保留了計劃經濟的國有經濟主體，與傳統的吏治體係，此時結合上當代的信息高科技和強大的國家暴力調控能力，這對於中國的穩定，甚至未來的發展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其實在這場改革中我們具有一定的製度劣勢，但也同時具有獨特的製度優勢。這使我們的經濟具有非常強大的韌性，很難崩潰。從內到外，人們往往看到的都是危機，卻忽略了內環境和外環境對於中國的種種的一次次巨大的利好。
由此我們還可以看到，今天全球一體化的本質是市場的一體化。而全球的現代市場模式必然要求在全球範圍內培養出一個由生產者構成的中產階級，一個強有力的消費群體。即需要窮國獲利，富國讓利。而這就產生了同當年共產主義運動的類似的矛盾，但是當初國家內部的矛盾現在更多的反映為國家之間的衝突，而國家間的利益更難以妥協和調和。這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的威脅。因為，現在我們隻有地球這個封閉的係統，我們無法向外輸出也無法得到外部的幫助。在科技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的情況下，國家和市場製度的荒誕性的危害將會越來越嚴峻。以消費促生產的縱欲的發展方式，是否是可持續的？這時其實是需要我們對如今的國家模式和市場模式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批判。當年馬克思其實已經意識到了這種危機。他對於共產主義的設想最本質的要點就是要：消滅國家，取消市場，要人追求享受精神的創造活動，而非一味地縱欲。這些在今天仍然是值得深思的。
人類曆史的發展，多一分智慧就會少一份苦難。但不幸的是，智慧總敵不過欲望。農耕文明進化出了人類的一種獨特的欲望，人的第三種欲望，即財富欲。從此，人類始終被它控製著、驅動著、奴役著。人類對於財富的欲望甚至戰勝了生殖的欲望和生存的欲望，成為人類曆史上最強勁的推動力。它造就了人類的奇跡，也造就了人類持續的巨大的災難。
對於今天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最好的概括，或許已不是狄更斯的那個具有普適性的名句：這是最光明的時代，也是最黑暗的時代。而是：
這裏的每一件事物都是髒的，這裏的每一件事物都在閃閃發光。
不僅是中國的改革開放40年如此，今天世界的整個市場都是如此。因為這個現代市場的本質就是：
誘人的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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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歲末，當我寫完紀念朱梅馥與傅雷在文革中自殺的那篇過於簡短的文字；當我寫完那個關於腐敗經濟學的過於粗糙的隨筆；然後又重讀了當年寫的詩人陳夢家之後，我忽然變得非常的傷感。因為，在我的寫作和閱讀的過程中，我仿佛又感受到了他們。栩栩如生的。他們當年的生活，他們曾經的那些苦難，聲，光，和色彩，仿佛就飄浮在空中。這讓我有了一種難以排解的痛苦。因為他們都已經不在了。什麽也沒有了。隻有我空空如也的坐在時光之軸上，那張我的父親生前親手做的舊書桌前。我意識到他們當年承受的那些苦難是永遠無法彌補的。他們過的就是那樣的一生。於是，我又想到了當年的六四。那時我在北京還是一名大一的新生，那時我也曾因感到難以排解的悲憤而放聲大哭過。然後，時光轉眼過去許多年。我隻身去了美國。有一天在家裏我一個人看完了《天安門》那個視頻。當看到那位天安門媽媽哭著講述她失去她的兒子的經過時，我終於又流下眼淚，再次感到了那難以排解的痛苦。我一直記得她講到的兒子已經上到高三長得又高又健壯時的慈愛和自豪，她說她的兒子是一個特別聽話懂事的男孩子。那天他本來已經安全回到家裏，但這一次他沒有聽他媽媽的話又跑了出去。因為，他擔心他的同學的安全。就這樣在這個夜晚他離開了他溫暖的家，就再也沒有回來。而他的母親永遠失去了她的兒子。在這之後又過去了許多年，我一直無法忘記那個母親和她的那個已經上到高三，又高又健壯的兒子。這是一件大事嗎？放在曆史中這是一件非常細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今天我的同齡人中很多人的孩子也已經都長大上高中要考大學的年紀了，他們可能會比我能夠更深切和痛徹的理解到感受到失去自己孩子意味著什麽。但是，我們無論如何都無法補償那位母親的痛苦。是的，我們人類不應該抱著一種冷漠的態度對待痛苦和死亡。我們有著一種可以感知他人痛苦的通感的能力，這使我們具有了一種悲憫和愛的情感。但是，僅僅有悲憫和愛還是遠遠不夠的。它們不能讓我們真正的擺脫苦難。人類的不幸往往是源於盲目。因此，我們需要正視苦難，找到它們發生的真正的原因。而我們的許多苦難是根源於我們自身對於財富的貪婪。它驅使我們建立了一種具有內在荒誕性的社會係統。今天這種荒誕性仍然在給我們帶來災難的危險。它們就是國家的製度和現代的市場。所以，要想擺脫災難，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造我們的社會結構，要克服人類的貪婪，因此要改變我們關於財富的觀念，要提倡一種更中庸的生活，要有一種精神上的合理的追求，而非過渡的競爭，一味的縱欲，瘋狂的拜物和過於膚淺的消費文化。
然而，在年終歲末寫這樣一篇在今天已經是不合時宜的過度冗長又並非專業性的文章有意義嗎？
所以，可能我所有的文字對於我自己的價值都永遠的要遠遠的高於它們應有的價值吧。但是，至少對於我在這樣的時刻，它是有意義的。因為，我對於個體的具體的苦難的感傷遠遠大於對於人類命運的憂慮，然而，我對於人類命運的興趣又越來越超出對於個人苦難的關注；因為，我可以以一種輕鬆的態度談論智人這個物種的滅亡，但我不能用一種冷漠的態度來談論一個具體的人的不幸與逝去。所以，在這個年終歲末，這樣的一篇文章或許既可以避免過於的快樂，又可以緩解每當這樣的一個時刻到來時，我的一年一年在日益加深的感傷。因為，這是一個並不存在的時刻，是人類所創造的又一個荒誕的虛幻奇跡。每當此時，它同時給我們帶來了舊的一年又要這樣無可避免的逝去的感傷，和新的一年正在翩翩來臨的仿佛是無窮無盡的新的希望。是否人類的苦難就像現在這個虛幻而矛盾的時刻？是否人類的苦難隻對具體的個體才可稱之為苦難？沒有人能拒絕幻象。此刻我甚至相信我已經消失的父親和所有的逝者，其實他們什麽痛苦也不曾真實的獲得過，他們什麽快樂也不曾真實的失去。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或許，他們現在就在月亮的背麵。
立
2018/12/13
附：
1. 本來這篇應該在《預期焦慮》之後寫，有些問題就能更清晰一些。但到了年底才意識到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於是就先寫下來。雖然仍然隻是隨筆雜談，但我覺得至今世界上可能還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觀點，所以寫寫是有意義的。可能有助於我們真正的理解這場改革。畢竟，過去我看過的所有論述改革開放的文章，真的都不能令我信服。
2. 本來今年是很想寫寫這兩年國內的金融災難。其程度十分的驚人。我也有一些親身的了解。但寫完這篇，我更認為對於中國的認識不能局限在具體的災難上。否則會被悲情和道德的激情所盲目了。我相信走出要困境承受災難有時比避免災難更重要。但我們的問題總是，我們承受了巨大的苦難，但我們不能把它轉化成文明。我們一次次的把承受的苦難給浪費了，然後，忘記了。
3.關於江澤民的意義還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在江的時代，言論的自由與管製，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在江的時代，輿論還是能夠起到一定的監督揭露的作用。相對而言，六四之前的確有些過寬，本來在此基礎上再逐步放寬一些，就能達到一個比較理想的狀態。可惜從胡之後反而逐步完全的管死了。今天已經沒有輿論的監督與批評了。輿論的批評變成了黨的自我批評。而自我批評就是為了證明黨的政績的鋪墊，或者是工作或鬥爭的需要。其次，江停止了鄧的韜光養晦，開始了軍隊的現代化。而且，江沒有政改，保留了中國的這種源於傳統吏治的製度，可能今後會發揮出獨特的優勢。而最重要的是，江麵的弱勢的胡，沒有修憲，沒有搞終身製，尊重了憲法的尊嚴。老人幹政，作為一種製衡的力量，其實並無不可。但是，終身製始終是一種隱患。試想，如果胡是終身的領袖，那麽薄和習恐怕就要給中國帶來大的問題了。然而，對此我們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樂觀，還是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融入人類的文明世界的係統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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