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向初轉
1977年4月，我和四個三合男青年一起坐火車回黑龍江。在這一星期的旅途中，兩年前伴隨我的興奮感此刻蹤影全無, 一路看到的乞丐盲流也引不起我的同情心。 與兩年前離開上海時相比，這次去三合的心情更加急切。倒不是因為邊境還有任何神秘感，我們隻是想儘快度過這四五天的擠車，搶座，不眠，和又渴又餓的煎熬。
我們一行人都不約而同地穿著打了補丁的衣褲，披著下鄉時發給東北知青的，這時已經油跡斑斑的草綠色仿軍用棉襖。我們知道，這身裝束足以讓大多數乘客遠離我們，使我們有可能在擁擠的車廂裡佔據最大空間。我們肩上一前一後搭上兩個旅行袋，裏麵裝著隻有在城市裡能買到的食品和衣物，上不對號的慢車時有意大聲喧嘩地占座位，其他旅客避尤不及。那年頭，在火車上沒人願意和知青找麻煩。知識青年離城返鄉時那心情要多糟有多糟。你要和他們講理，他們動不動就出拳頭，嘴裏還嚷，這輩子反正要死在農村了，殺了你也不過抵上我一條命，老子倒痛快。
離開上海時我們乘的上海到哈爾濱的56次直快，車上對號入座，也供應盒飯。盒飯種類單一，往往是紅燒肉（或梅乾菜燒肉）加蔬菜的蓋澆飯，兩毛錢一盒。買盒飯的多半是出差幹部和城裡人，而大多數人都吃自帶的饅頭包子或其他乾糧。在火車上，幾乎人人都有一個搪瓷杯用來接水泡茶，通過杯上的印的字兒往往可以看出旅客的職業和所屬單位。國家企業給職工定期發放搪瓷杯作為一種福利，上麵印著單位名稱，如蚌埠衝壓機床廠，南京第三冶金局，等等，展示出來神氣得很，也往往成為陌生乘客之間打破沉默的話題。軍人的白茶缸上千篇一律地印著五個紅字，是毛主席手書的“為人民服務”，而小學生的往往寫著“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我們沒興趣和別人攀談。上海到哈爾濱的快車要走上四十個小時，我們要乘著這段有座位的旅程抓緊睡覺。到黑龍江後換成慢車，往往會有幾個無座的不眠之夜。唯一例外的是小楊。他的鄰座是兩個女青年，小楊和她們談得眉飛色舞。兩個女青年在上海民航分局工作，這會兒去河北保定的空軍機場培訓。小把我們在黑龍江的生活講得天花亂墜，讓她們聽入了迷。到她們下車時，小楊想和女孩交換地址，人家則支支吾吾，最後就是沒留。她倆下車後，我們把小楊好一頓取笑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啊”），結果，小楊的一臉晦氣讓我們感覺自己太缺德了。
離滬前，我已經把小青留給我的地址條撕碎扔進了字紙簍。
一出山海關，關內文化就留在關內了。東北這地方，好漢無賴自顧自，管你是土匪強盜，陽關大道各走一邊，犯不著我就行。坐在我們對麵的是三個從河北農村初次來闖關東的農民。其中年長的一個三十出頭，被叫作大哥，穿著一件褪了色打了補丁的綠軍裝。他在北京服過役，見過世麵，話語不多。另外兩個小夥子好像剛過二十，不停地向我們打聽黑龍江的情況。他們最感興趣的是在黑龍江幹上一天活，是不是真能掙上一兩塊錢，因為在他們家鄉每天的工分隻值兩三毛。當小夥子聽說，夏天打草時一刀打下的青草曬幹後能賣一毛錢時，他們臉上的興奮感讓我回想起我上次坐這在趟列車時的感覺。大哥這時看著兩個小老弟，眼神裏明白地表示，記得我怎麽告訴你們的嗎？
聊著聊著，一路上沒加入我們談話的小楊提醒說，說再過兩站就到加格達奇了。
我們都知道小楊插話的原因，而那三人臉上沒有任何反應。
小楊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 。
我問大哥：“你們有沒有邊境通行證？”
“什麽通行證？”
他們顯然都沒聽說過進入邊境需要旅行文件。
大哥答道：“我們不到邊境上去。”
我解釋，過了加格達奇後沒有旅行文件地人都是非法人員。
“操他媽！” 大哥罵了一句。
小楊說：“火車到下一站你們就下車，沿鐵路線走一兩天。過了這一段就鬆了，那時再上車。”
“那我們的車票…”
我說：“這會兒天氣不冷，爬煤炭車吧。一路小心就沒問題。”
列車靠站後三人謝了我們，扛著行李卷下了車。
從加格達奇到塔河這一路上火車照例是走得悠悠哉哉的。在林區的每一個小站列車都要停五到十分鍾，而在這些小站上鮮有乘客上下車。林區列車上不供飯，車廂尾的水喉一路上也出不來一滴水。我敲了乘務員坐艙的門後，她手裏拿著快織好的毛衣打開門問我有什麽事。我告訴她我們的嗓子快幹裂了，她指了指車尾讓我去找車長。找到車長後，說是暖水泵出了故障，需到終點站漠河後才能修理。
這時不用提醒我們就知道已經回到大東北了。
列車在翠崗站停下後，我們問乘務員要停多久，我們是否有時間去站裡灌水。乘務員說，機車頭這會兒也要灌水，起碼需要20分鍾，讓我們放心下車。
我們直奔候車室邊上的鍋爐房，把我們的搪瓷缸和鋁飯盒統統倒滿了開水，又小心翼翼地端回車廂。接著幾人回到月台上舒展一下筋骨，抽煙的也都點上一隻煙。我也要過來抽上了兩口。
這時過來了個當地人，問我們要不要買此地稀有的土產。我們以為他賣的就是木耳或猴頭之類的山貨，於是告訴他，我們剛探親回來，不是回城裡去，不需要土產。他狡黠地笑著說，大哥們去看看再說吧。
我們對視了片刻，就跟著他走到了站台的盡頭，看見那兒有三個人守著一個用毯子蓋得嚴嚴實實的小拖車。那個人對等候著的三人點了點頭，他們就把毯子揭開，讓我們看裏麵的土產。
拖車上的一個用板條釘的籠子裏關著七八隻擠成一團的飛龍鳥，這時一個個都在哆嗦著，輕輕地嘰嘰喳喳地叫著。它們身上的冬季褐色羽毛開始脫落，紅褐色的夏季新羽已經非常明顯。我從來沒有這麽近距離見到過飛龍鳥，也沒見過它們如此可憐。這些習慣了在大興安嶺上空翱翔的飛鳥，萎縮在不屬於它們的牢籠裡，雖說談不上虎落平原，此刻連草雞都比它們尺高氣揚。
我們告訴這幾人我們沒興趣，而他們硬纏著我們不放。我們這時本來就夠壞的心情被他們更搞得登峰造極。我們走到邊上，悄悄地商量了幾句後，李援朝一步上前扯開了箱蓋，踢翻了籠子。幾隻飛龍鳥翻倒在地後，撲撲翅膀，一個個飛上了天空。它們一個跟一個地扇著大翅膀，噗嗤噗嗤飛去了遠方。
那幾個人隔了幾秒鍾才反應過來，這時找了幾根棍子圍了上來。
“媽的，你們捉飛龍鳥犯法！” 我們嚷著，也拿上了幾根木條。
這時火車汽笛拉響，我們轉身奔回站台。等我們跳上緩緩移動的車廂後，那幾人還一麵罵著一麵追趕。站在車門口的小楊拉著車廂的扶手，用一隻腳踢開揮舞過來的棍子，直到那幾個人被甩在後方。
我們一行人趕在民兵連整編之前回到了村裏。按照慣例，今年整編後我被編入去呼瑪河南的向陽村的男班。通信員隻當一年，卸任後發放到河南去‘流放’一年，以便使他和連部領導的關係淡漠掉。接下去的那一年，照例他會提成副班長。人們告訴我，這個序列從來還沒打破過。
接任我的是小杜，也就是跟我一起翻過車的那個齊齊哈爾青年。
向陽村遠離邊境三十公裏，和三合村比，算是內地。這塊原來沒有人煙的荒草甸子如今成了我們的糧食生產基地，種的麥子不光自己消耗，還可以上繳公糧。
呼瑪河的南畔從古到今除了野獸和獵人外幾乎沒人光顧。如今，一條曲曲彎彎的土路從白銀納接到了呼瑪河邊。渡過呼瑪河後，再走上幾公裏的林間便道，就到了這片荒草甸子。三合知青幾年內把草甸子裏的幾百頃幹地開成了麥田，在山邊的土坡上建了一個小村落。這個小小的村落和大興安嶺所有的新興村鎮一樣，都有一個革命氣息撲鼻的官名。它叫作‘向陽村’，但村裏人人都管它叫‘河南屯’，意為呼瑪河南麵的屯子。 河南屯周邊幾百頃的濕草甸子常年泡在水裏，沒法耕種，齊腰高的青草倒是密密麻麻。每年村裏牛馬吃的幹草，就是夏天在河南屯打下來的。
民兵連整編一星期後，派駐河南屯的兩男一女三個班就打起行裝開拔。連裏大部分的青年提到人煙稀少的河南屯就倒胃口，但也有少數人員誌願報名。這裏麵有剛失戀的，有想避開大夥找個清靜的，也有痛恨半夜起來站崗的。河南屯不在邊境線上，可以每天睡到天亮。
河南屯建在一片朝南的山坡上，一共有七座木殼楞房。除了男女宿舍和廚房外，還有一個工具房和一個糧庫。山腳下的平地上建了一個打麥場，兩頭各支了一個籃球架。河南屯的人員在秋收後全部返回三合，冬天沒人留守，走前把門窗統統釘死。說是要在河南屯呆上一年，實際上就是從五月到十月，五個多月而已。男生班在盛夏的七八月裏，要駐進濕草甸子裏去打草。他們在河南屯住的時間就更短，隻是春耕加上秋收而已。
在我準備離開河南屯開進濕草甸子去之前，上海寄來厚厚的一封信。信是媽媽寫的，五六頁紙，興奮的語氣洋溢字裏行間。媽媽告訴我，根據北京剛到的可靠消息，明年大學招生的方法會有重大改革。當時，大學招生麵向工農兵，每年秋天從基層挑選有實踐經驗的工農兵學員進大學，學製三年。招生標準中，政治可靠是頭條，要經群眾推選和領導批準，文化考核隻是走個過場而已。每年大學招生時，托人送禮，開後門，找關係，成了文革後的一種新風尚。一星期前，中央召開了全國教育工作座談會，商議如何培養人才以滿足‘四個現代化’的需要 ，決定恢複文革前的高考製度。
沒有經曆那個瘋狂時代的年輕人，今天應該很難想象1977年恢複高考的政治內涵。1966年文革是從大學校園裏開始的。大學紅衛兵在偉大領袖的指揮下，首先打倒了高校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然後衝出校園，把烈火燒到了祖國的每一個角落。其後，大學麵向工廠農村軍營招生。連高中課程都沒上完的工農兵學員進大學後，一邊學習文化，一邊改造大學，會成為既有實踐經驗又有高度文化水平的大學生，這在文革時種種現代神話中，可謂登峰造極了。恢複文革前的高考製度，無疑是向全國人民宣布，過去十年的文革是一大失敗。
當時的中央也許還不急於用恢複高考來發表政治宣言，但此刻麵臨的緊迫問題是千瘡百孔的中國急需各行各業的人才。當我們國家在偉大領袖指揮下大搞政治革命，從精神和肉體上摧毀各種人才的過去十年中，在位於地球另一端的貝爾、冷泉港實驗室裏，在矽穀，在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一場對人類曆史意義深遠的科技革命正在悄然展開。電子信息和生物技術革命雖然不像我們的文化大革命那樣轟轟烈烈，但我們一旦十年夢醒，才發現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把我們甩下了一大截。若我們再不追趕，用鄧小平的話來說，就要被曆史淘汰了。要是在這場科技革命中被打敗了，犧牲了幾千萬人的生命換來的江山，還不是照樣改變顏色。對於幹了一輩子革命的老人們來說，這種前景是不堪設想的。
教育座談會由剛剛複出的鄧小平主持。會議開至一半，鄧小平征求專家們的意見，問怎麽樣能盡快把大學生的質量搞上去。議了一段時間後，有膽大的人提出，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恢複文革前的招生方法，重新組織全國統一考試。這提議正中鄧小平下懷，他一錘定音，決定77年秋季招收工農兵學員的準備工作立即停止。教育部要在77年底或78年初組織高校全國統一考試。
接到媽媽的來信後，我不敢相信這信上說的一切會成為現實。報紙上每天都在強調，要按照既定方針辦，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工農兵‘上、管、改’大學，這個文革象征性最強的新鮮事物，誰想到會一夜之間被推翻呢？不過回頭想想，劉少奇，陳伯達，林彪，四人幫，也不都是在人們毫無預料的情形下，說推翻就推翻了嗎？鄧小平被推翻複起也不隻一次了。
我悄悄地和幾個好友通了氣。大家都覺得即使中央下了指示，黑龍江省委在執行時也會大打折扣。黑龍江省天高皇帝遠，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省委領導一向左傾得厲害，要是加上單位推薦一條 ，沒人能確定自己能否過關。
過了兩天，媽媽的第二封信又到了。這次媽媽說，恢複高考已成定局。而且，今後高考，人人都可以報名，不再需要領導或群眾推薦。媽媽說，這是一個大好時機，我應該馬上趕回上海補習迎考。媽媽說，要是村裏領導不批準，盡可用她生病作理由請假。
這天晚上我在鋪上翻來覆去地睡不著。後天我們男班就要進草甸子打一個多月的馬草。打草季節是河南屯最忙的日子。冬天伐木的黃金季節，成敗取決於夏天幹草的產量。打草季節裡，男生班裡每一雙手都不可缺。我一走，不是跟大夥過不去嗎？去年大頭的爸爸在夏天去世，隊裏也隻準了一個月的假。說媽媽生病，給兩星期的假就不錯了。
想來想去，不能對不起這些哥兒們。
第二天，我給媽媽寫了回信，告訴她，我會等農忙季節一過就請假回滬。再過了一天，我和大家一起打起背包，開拔進了大草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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