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行
火車駛進上海北站時，我心裏充溢著期盼的感覺，不知道盼的是什麽。離開上海一年多了，不知道上海是否也經曆了像我一樣的變化。下列車後沿著站台走出北站，看到傍晚路上喧雜的人群，街心擁擠的車輛，和街道兩邊失修的樓房，我頓時意識到上海一點兒沒變。一切都還那麽熟悉，那麽親切, 那麽記憶猶新。對馬路上匆匆忙忙下班回家的上海人來說，今晚和其他任何夜晚沒有絲毫區別。我突然產生了一股衝動，想拉住一個路人，告訴他，我也是上海人，我剛下火車，剛從黑龍江回來。他一定會覺得我既可憐又可笑，或者幹脆腦袋裏有病。
這時我領悟到自己已經是個外鄉人了。這裡隻是我的故鄉，也就是故去了的家鄉，一個不再屬於我的世界。在這一個瞬間，我也搞懂了火車進站時，我腦子裡期盼的答案究竟是什麽。
我痛恨這種遺子的感覺，也不願意承認我還在暗戀著上海。弄不清這應該是誰的過錯。是這個無情的城市遺棄了我，還是我自己不知感恩，背叛了她？
而真正讓我觸痛的是，我清楚地意識到，眼下隻有癡情的我才會問出這個問題，而上海早已離我而去。
這個感覺在我今後每次回滬時，都會回來糾結我。直到一二十年後，到了連我自己都說不清屬於哪一塊土地的時候，上海才和我最終達成默契，簽訂了和平共處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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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76年冬的上海，雖然四人幫已經倒台，但市裏從上到下的各級領導仍然都是文革時的原班人馬，和我在時沒有絲毫變化。作為四人幫嫡係的上海市委領導班子這時輪流被招去北京辦‘學習班’，因此老百姓心裡清楚，他們當政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了。可是，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何去何從，在剛剛當選的美國總統卡特心裡，一定和在上海穿街走巷揀垃圾的鄉下姑娘一樣沒有把握。此刻的華國峰主席，在中央並無根基，因此一心要證明他是毛澤東的欽定接班人。於是他就把毛澤東的旗幟高高舉著，一意要執行‘既定方針’。中國的前景似乎會有換湯不換藥的結局。
盡管如此，在基層百姓的生活裏，一向沉重凝聚的社會空氣多少有些液化鬆動。成年人說話時不再那麽小心翼翼，生怕被人抓住小辮子打報告。而趕時髦的青年人也開始穿上些色彩鮮豔的衣服，V型領也拉得更低，朋友間也開起了地下派對。然而，跳迪斯科舞還是幾年之後的新生事物。
我回來後常和兒時好友和中學同學聚會聊天，見到了大家都在社會一角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人人都有了腳踏車，不少同學還交上了女朋友。他們談論的話題不外是圍繞各人單位的福利待遇，將來分配住房的前景，和哪裏能買到緊缺的物品等等。大家都在存錢，因為誰都知道，和上海姑娘結婚需要的經濟條件隻會一年高於一年。
一天，小魯帶著我去參加一個派對。小魯說，今天去的這個朋友圈裏的人都挺高雅的。小魯畢業後留在了上海的機關工作。他聰明帥氣，熱情健談，交友甚廣，成為派對上的聚焦點一點不奇怪。走在路上他半開玩笑地說，這次要給你找個女朋友。我回答，別瞎扯了，你忘了我現在在哪裏？
我們到時，房間裏已經擠滿了人。我和小魯給自己倒了杯汽水後，小魯把我介紹給了他的朋友們。屋裏的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煙味兒。盡管上海人抽煙趕不上東北人，在這樣的聚會場合叼根香煙還是挺酷的。我注意到除了吸煙的男士之外，屋裏還有個把發式新穎的年輕女孩兒手上也拿著煙，不過她們基本是讓夾在指縫裡的香煙自我燃燒。小魯的戲劇學院背景很明顯是大家關心的話題，他也順帶介紹了我家的文藝界背景。
我坐在牆邊的椅子上，多少覺得自己與這些同齡人格格不入。他們興高采烈的話題讓我覺得無聊，要插話也找不到什麽可說的。目前流行的服裝款式，百貨商店的出口轉內銷商品的消息，這些東西離我的生活實在太遠，它們的價格和內在價值也讓我覺得離譜得不行。這時我領悟到，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讓我的心裡年齡跳躍了一大截，而此刻我不知是否應該感到自豪抑或自卑。
“那你是從黑龍江回來探親的？”
我抬起頭，看到了一個高挑秀麗的女孩兒，在我身邊的椅子上坐了下來。
“我叫宋小青。我也下過鄉啊。”
“是嗎？看起來你的年紀不大呀。”
小青告訴我，她有個哥哥在69年去了吉林，後來成為工農兵學員進了上海政法學院。她和我中學同一屆，分配時屬於活絡檔，去了郊區崇明縣的長征農場。因為她從小學習舞蹈，進農場不久就被選進了文藝宣傳隊，最近剛剛被保送到了上海舞蹈學校舉辦的為期兩年的芭蕾舞培訓班。
我們聊了一會兒後，發現我們認識好幾個共同的朋友。小青和我同在一個小學，而我們一點也不記得見過對方。小青的母親是我中學的文體老師，不過她沒有教過我們這個班。談起她下鄉的經曆，小青心有餘悸。在上海郊區，一年種三季水稻，農活比黑龍江要艱苦不少。小青談到她離開農場時的高興心情時，一下好像變成了七八歲的小姑娘，這時意外地拿到了一大盒巧克力糖。
“舞蹈學校的老師告訴我們，我們這個班裡的學員要是成績及格，基本上都會留在上海的劇團裡。芭蕾舞團裡現在最年輕的女演員都已經過了三十歲，生了孩子，身材和體能都不行了。” 說到這裡，小青合上雙手拜了拜，我也給她祝了福。
不知不覺到了散場的時間，小青掏出筆來，寫下了她的住址和弄堂口的傳呼電話號碼，我也寫下了我在上海的地址和公用電話號碼。我心裡清楚，再過幾個月我會離開上海回到黑龍江，而我們倆關係繼續發展的可能性會小於夏天被雷擊中的概率。
這時我後悔聽從了小魯的主意，來參加了這個不屬於我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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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入冬天後村裏的知青總有一半人在上海探親。朋友們互相串門，還去飯店聚了幾回餐。我和幾個要好的朋友也是每週碰頭，聊山海經，對國家大事，邊疆情況，村裏人事，品頭論足。在上海用不著顧慮別人說你們搞小集團。
在上海這些聚會裡，與在三合電廠一樣，我照例是聽得多，說得少。在一起海闊天空的這些朋友都比我大三至四歲，也比我早下鄉五年。相形之下，我的新奇，我的震撼，我的激動，我的挫折，對他們來說都已是昨日黃花。他們完完全全能理解，完完全全能接受, 隻因為這些都是他們的往事，而我隻是一個新來乍到的小弟弟而已。大家這時談論的話題往往圍繞著是否在三合“紮根”的決定上。這時，儘管村裡知青的士氣仍然相對穩定，這些二十二三歲的69屆畢業生不得不開始計劃他們的去留。
雖然對我這個剛下鄉一年半的新手來說，“紮根”這個考慮還沒提上議事日程，但這些討論讓我開始覺得，不久我們這個小群體就會慢慢萎縮，直至最終消失。在邊境時，繁忙緊張和勞累的生活幾乎消耗了我所有的體力和腦力，而在上海探親的這段悠閑的日子第一次讓我有機會來回顧過去一年多的曆程。我已經克服了勞動的挑戰，也逃過了幾次死神的關顧。除了新增的右腿坐骨神經痛之外，身體也沒落下其他創傷。我基本刷洗掉了腦子裏原有的天真與幻想，不過與之同去是對未來的大部分期望。我已經逐漸接受了在北疆生活的種種不便，也開始習慣了與命運斡旋。我覺得在這一年多時間裏，我已經經曆了下鄉前期待的種種“考驗”，也基本上滿意我自己交出的“答卷”。可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開始來困擾我：我們的一切努力和奉獻，和我親眼目睹的那些犧牲，目的究竟何在？我們的使命難道就停滯在一個在地圖上都不存在的小村子？在接受了“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之後，我們的道路會通向何方？要是我這些好友離開了三合，這個我剛剛習慣了的村子還有任何值得我留戀的地方嗎？
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我問自己的這些問題，我的父母，我的老師，和朋友小雄的媽媽在兩年前都一一問過我，而我那時的答案和我本人一樣的幼稚，一樣的可笑。
大上海和三合站這兩個世界每天絞在一起，讓你搞不清哪一個是真實的，哪一個是虛幻的。上海海關的晨鍾，外灘江邊的高廈，南京路上的華麗櫥窗，人民廣場中央的寬廣大道，這些在我們從小就認定是人間基本要素的東西，對於從北大荒回來的你來說，隻是童話世界中的海市蜃樓而已。你知道真實的世界絕不是這樣的。在真實的世界裏，事物的價值不取決於華麗的外表。生活的真諦在於吃飽肚子，別在採木耳時迷路凍死山中，別讓倒下的大樹砸爛腦袋，別趕著馬過江時落水淹死，別在翻車時把你的脊梁摔斷。
而上海人卻以為他們什麽都知道，什麽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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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獲得奧斯卡獎的越戰影片‘獵鹿人’中，三個一起長大的俄國後裔，煉鋼工人世家的青年人，被征了兵，被從他們舒適的美國中部小城拋入了越南戰場的血火之中。在越南，他們領略了死亡，見慣了流血，也被抓了戰俘，得以僥幸逃生。一年後，主角麥克回鄉探親時，鎮外的公路上橫掛著歡迎他的巨幅橫幅，他的好友們也在鎮裏的酒館裏辦著派對，喝著啤酒，隻等麥克到來一塊兒像以前一樣大醉一場，然後回到老婆或女朋友的懷抱裏。
麥克坐出租汽車進鎮後，讓司機悄悄地開到鎮邊的一家汽車旅館裏，回避了這些兒時好友的好意。悶頭睡了一晚後，第二天他悄悄地去到超級市場看了在那兒工作的他暗戀著的女孩子琳達，也是他同在越南還沒回來的好友斯迪文的未婚妻。
他讓朋友們空等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當麥克和琳達一起出現時，朋友們才知道麥克還是回來了。
他們怪罪麥克，問他為什麽人到後卻躲了起來，讓大家的一場好意落空。
麥克笑笑，沒解釋，也沒道歉。
我看電影很少掉眼淚，‘獵鹿人’也看了不下十次。每次看到這一段時，喉結不由地總要抽緊，眼睛也要潤濕。
我懂麥克為什麽要避開這些童年時的好友。為什麽他不想解釋，也不願道歉。
能解釋得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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