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瘋還是謀殺
十月底，連部批準了我回滬探親的申請。我來黑龍江已經一年半了，按照慣例，我可以回上海休整半年。村裡的知青每次回家探親都在上海呆上半年，度過整個冬天。大興安嶺的冬天地凍三尺，壯勞力都進山伐木，其他人在家裡‘貓冬’，村裡沒有農活。知青要是在冬季回村，也沒有交通工具進山。所以，大家入冬前回家，就一直在上海呆到明年五月初。
照理說，作為連部通信員，今年冬天我應該留在村裡。要是留守連部，我一個冬天不用幹活，也可以領取全額工分。不過我很想回家，探望一下父母，也給自己打氣充電。
我問了一下鄭連長，他二話不說就批準了。
“別擔心，”他說。“冬天連部不會有什麽事兒。”
火車沿著我一年半前來三合的路線逆行，那些沿路的站名讓我回憶起來農村時我那無知和單純的模樣。此刻，上海在我的心裡，是那麽近，又是那麽遙遠。等列車駛離了加格達奇站後，我的留戀感使我意識到我已經融入了大興安嶺，而這個大興安嶺也已經注入了我的血液。到今天，我已經不知不覺地把與身俱來的‘革幹子弟’優越感蛻去了一層。這一方麵是由於此類的地位象徵在北大荒的嚴冬裏毫無內涵，更重要的是我已經開始理解了一個人的真實價值在於自身。那些民兵連裡的同伴們，那些枯燥無味的農活，那麽平平淡淡的邊境生活，這一切原本似乎毫無意義的人與事現在那麽親切貼近，讓我對自己一年多來的變化又驚奇又畏懼。
“你是上海青年？”鄰座的小夥子把我的思緒打斷了。他普通話裡濃濃的上海口音讓我知道，他是我的老鄉。
“是…”我此刻並不想與人搭訕。
“你看上去年紀那麽小？”
“哦，大概吧。”
“那你怎麽會來這個鬼地方？來投親插隊？”
我搖了搖頭，心裡琢磨著怎麽中斷這場對話。
他看出我的意思，就知趣地打住了。不過，沒過一分鍾，他又轉過身子，興奮地對我說：“我要離開黑龍江了！回上海去，永遠不回來了！”
“哦？病退？”
“對的。我交上好運了！”
“什麽好運氣？”
生病和好運氣實在很難聯繫在一塊兒。
他告訴我，他是伐木場的職工，去年冬天歸楞（堆積木材）時，被倒塌的木堆砸到後背，導致兩個腰椎骨折。
“我的事故在病史上記載的清清楚楚，一點都沒有摻假！”
好像怕我不信，他從書包裡拿出一個厚重的文件袋給我看。
“我這一年都在上海療養，看了好幾家醫院，照了很多X光，也作了物理治療。我把這些病例和醫生證明都搜集全了，上個月回到林場申請病退，一路開綠燈，手續都辦全了。”
“回到上海要通過街道分配工作，最好也就是一個集體企業吧？”
他反問：“那也比呆在這個鬼地方強吧？！”
我不想告訴他我是自願報名來這個‘鬼地方’的。於是我就岔開了話題，問他在黑龍江的情況。我下鄉後，一直避免告訴別人我是誌願者。起先是出於‘謙虛’，後來則是因為不想老去解釋這個當時作的決定。過一年多來，在類似場合下，我解釋我下鄉決定時的底氣越來越虛，邏輯也越來越紊亂。我不清楚這個轉變是何時發生的，但我知道這個轉變意味著什麽。在下意識裡我害怕去正視自己的轉變，這也是我不想繼續與他交談的原因。
可是他還是喋喋不休地繼續著。他告訴我，他原來也在農村插隊落戶，就在黑龍江下遊離我們幾十公裏的秀河屯。他告訴我，他並不是村裡第一個病退回滬的知青。
“那第一個是誰？”
“怎麽，你沒聽說我們秀河屯出的那件大事？”
我詫異地搖了搖頭。我隻聽說過秀河屯的村名，都不知道那裡也有知青的集體戶。
“對了，那件事是你來之前發生的。現在我們村裡已經沒有上海知青了。”
於是，他就講述了下麵這個故事。
顧一德是上海69屆的初中畢業生，家就住在徐匯區。他個子高高的，性格內向，從小集郵，來黑龍江時郵票簿就裝了一個紙箱。在秀河屯時，他愛上了一個中學女同學，可人家對他沒興趣。這以後他就更孤言寡語了。他家裏條件好，爸爸媽媽都是醫生，老是寄錢給他，所以他的出工率還不到50%。秀河屯和三合站不一樣，他們村的知青點很小，還不到十個人。因為知青不是隊裏的主要勞力，隊裏對他一個青年去不去幹活並不在乎。
他遊手好閑，喜歡追村裏的孩童，小孩子們被他追得大叫，他就格格地笑。他不出工，喜歡背著半自動進山打麅子，又跟老鄉學會了下套子套狐狸。他們的小知青點大家輪流做飯，他打了野物後給大家改善生活，自己很少做飯。隻要有肉吃，其他人也不計較他用製式武器打野物。
過了一段時間，村裡老鄉開始議論顧一德的奇怪舉動。一個老鄉在山裡採木耳時，撞見他坐在林子裡的樹樁上，嘴裏念念有詞，對這個老鄉視而不見。回村後，老鄉提醒其他知青，要和顧一德談談這事兒。
一天，村裏的一個年輕婦女向隊長抱怨，說顧一德在村裏追她，抓住她後，捏著她兩個肩膀使勁搖，眼裏露著血絲獰笑著，嚇得她不敢再去井邊挑水。村裏派了人帶他去公社衛生所檢查，醫生說他沒病，性格古怪一點而已。
春天的一個中午，幹活的人正在地裏吃飯，突然從村裏傳來一聲槍響。隊長派了個小夥子去看個究竟。井邊，六十多歲的豬倌倒在一灘血泊中，夾襖的背上有一個兩寸大的槍眼。翻出來的棉花絮和血水絞在一塊兒，豬倌已經沒氣了。
離水井二十多米遠的知青宿舍的窗子開得大大的。村民進了屋子，在床上找到了呼呼大睡的顧一德。一支半自動架在窗口邊，地上有一個彈殼。他們把顧一德用麻繩緊緊捆了起來。顧一德一邊掙紮，一邊大嚷，不知道他們為什麽這樣對待他。當天下午，公社派出所的吉普把顧一德送到縣公安局。他立即被關進了殺人犯的死牢，等候審判。
村裏的知識青年向縣裏的知青辦打電話抗議，說顧一德很可能是精神失常了。他們要求公審顧一德之前，先讓專科醫生檢查他。
地區人民醫院派了兩個精神病科的醫生到呼瑪縣城，花了整整三天時間會診，最後確定顧一德得了精神分裂症。
村裏的老鄉則民情激憤，向縣裏上書，要求槍斃顧一德。老豬倌孤身一人，辛勞了一輩子，到頭來吃了槍子，一定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農民的生命不比城市人的賤。有人說，要是不殺顧一德，他們就把知青宿舍一把火燒了。縣知青辦向地區打報告，一星期後，秀河屯的知青統統上調，安插到了縣辦企業，養路段， 和林場。給我講這個故事的小夥子就是這樣進了林業局工作。
我問小夥子，你覺得他是裝瘋呢，還是真的有病。
他想了半天，回答說，我也不知道。他爸爸是精神病醫生，家裏的醫學書一定不缺，裝病裝到逼真是可以想像的。他接著說，但是，我每次想到這一層，就會問自己，且不說殺人的道義問題，要是一個人裝精神病裝到了這一步，被戳穿了判死刑，是不是值得？顧一德要是敢這樣幹，小子也一定是狗急跳牆了。所以我還是相信他是真的得了病。
他反問了我一句，你有沒有過這樣的時刻，想家，想回上海，想到了連殺人放火都下得了手的那一步？
我說，我才來了一年多，還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不想解釋我是自願報名來黑龍江的。我也知道，我的回答並不完全是實話。
他意味深長地看著我，慢慢地來了一句：“別急，這個時刻會找上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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